我不知道現在的「五毛」到底有沒有收入，但我當年給縣廣播站投稿時，每篇稿件至少可以領到「五毛」獎賞，稍長一點的稿件，可以領到「八毛」甚至「一塊」，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五毛」是個什麼概念？在我的家鄉，「五毛」可以吃到兩頓美味可口的豆豉排骨飯，集市上的餐館裡，一份缽子飯一份蒸排骨一份青菜，只需要0.25元！而那個時候，一個身強力壯的勞動力，一年掙工分也只能掙到10元錢。
不滿16歲，我就成了一名的人民公社社員，幾乎每天都要在生產隊裡辛勤勞作，除非連續幾天陰雨連綿，生產隊長實在派不出活了，才可以在家歇息半天，這種周而復始的疲勞戰術，讓我很沮喪也很不甘心，更要命的是，我家裡那時欠了生產隊500多元，這是一輩子也還不清的債務，我實在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裡？
那時候，文學創作似乎是我能看到的唯一出路，鄉村郵務士不知道聽誰說我喜歡看書看報，他每天就把要送給學校和公社的報刊雜誌先擱在我家，等我晚上看完，他第二天再來取走，這樣美好的閱讀時光一直延續了兩年多，直到我被選調到公社辦公室當文秘。
儘管報刊雜誌讀了不少，真正要寫出一篇可以在地市級文學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卻很不容易，我於是先嘗試著寫廣播稿，因為高音喇叭播出的廣播稿聽起來要簡單很多，沒有想到，我寫的廣播稿很受歡迎，縣廣播站很快就把我發展成為骨幹通訊員，高音喇叭里常常能夠聽到我的名字，回農村幹活的第二年，我竟然收到了幾十個「五毛」的稿費，我攢下這筆錢，悄悄買了一個收音機。
那時候擁有收音機，既讓人羨慕也讓人嫉妒，我和幾個小夥伴每天晚上都要聚在一起，蒙在被子裡聽鄧麗君的歌，那種如痴如醉的感覺以後再也沒有過。聽鄧麗君的歌那時候等同於偷聽敵台，一旦有人舉報告發，很可能遭遇牢獄之災！儘管我們常常蒙在被子裡聽廣播，但我擁有收音機的事實還是被人揭發了，有一次，大隊召開千人群眾大會，大隊書記在台上嚴肅地指出：我家還欠集體幾百元，卻買了收音機！沒多久，我只能把收音機拿到典當行賣了還債。
「五毛」生涯最難忘的，還是我在基層政府工作的那些日子，我經歷了人民公社解體到鄉政府的成立，目睹了集體經濟轉向家庭聯產承包到戶的整個過程，參與了培植宣傳萬元戶的美好時光，我利用工作便利，不斷地向《湖南日報》、湖南人民廣播電台甚至《人民日報》傳遞農村改革開放的好消息新變化，有一天，我竟然發現《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我投出去的一篇通訊《五保戶喜殺年豬》。
在那個年代，一個專業記者或者是黨政機關的專業通訊員要想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都很不容易，上頭版幾乎連想都不敢想，我只是一個鄉政府的業餘通訊員，我不知道當年《人民日報》是如何選中這篇稿件的，那個時段《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正是開明派胡績偉先生。這篇通訊給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驚喜和榮譽，也讓我有機會走進大學去學習新聞，並且之後依然在新聞戰線工作。
我的轉變是在1989年那個特殊的年月，那一年，我採訪過大名鼎鼎的報導文學作家劉賓雁，也採訪過武漢大學卸任校長劉道玉，在北京，我甚至目睹了學潮從開始到落幕的整個過程。那之後，我的人生觀價值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我曾經想找一個看不到報紙聽不到廣播看不到新聞聯播的地方，我找來找去，在貴州鎮遠那個小地方，我獨自一人呆了一個多月，從此以後，我毅然告別了長達十年的「五毛」生活，加入了南下闖海的大軍。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我當年也是一個狂熱的「五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