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著十字架的作家

說起中國作家鄭義的人生經歷，很難用一兩句話來概括。他當過多年的農民，煤礦工人，伐木工，木匠。他也是被當局追捕多年的逃亡者，幾十年的流亡者和終身關注中華民族命運的作家。他的足跡，覆蓋中國廣闊深遠的土地；他的寫作，更以史詩般的筆觸描繪了中華民族百年來的苦難與堅韌的生命力。在今天的焦點對話節目中，主持人寧馨對流亡作家鄭義進行了專訪，暢談他極為豐富與戲劇化的人生經歷，以及他作為一個作家的內心世界與追求。

嘉賓：中國流亡作家鄭義

寧馨：鄭義先生，您早期的文學創作最著名的作品是《楓》，被認為是中國文革之後首部揭示文革血腥的文學作品。您自己年輕時候也參加過武鬥。「楓」這部作品中的武鬥場面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您的個人經歷？這段經歷如何影響了您對於中國政治的看法？

鄭義：關於「年輕時候也參加過武鬥」這個說法需要加以說明：第一，我是被武鬥，被紅二代也就是當年的老紅衛兵武鬥，脅迫同學毒打了我一上午，群毆，但沒打死，倖存下來。第二，參加過四川宜賓保衛戰，造反派被保守派圍困在城裡，去聲援。嚴格說也是被武鬥，自衛性質。

但是在這段經歷中，我沒打過一個人，沒拿過長矛大刀。但是我見識了為何一些最基層的工人和農民起來武鬥。我的任務是在抬工大隊，也就是河灘里的搬運工。抬工大隊是社會的底層，他們是因為自己被剝削而站起來武鬥。因此我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解放，底層人民為自身的自由和解放而奮鬥，從被凌辱被專政到站起來反抗。我一直認為文化大革命不能被徹底否定。無論對文革的評價有多麼複雜，但我堅信，在暴政面前，人民有武裝自衛的權利。在49年之前，中國與現在的美國一樣，人民是有擁槍權的。

寧馨：《老井》是您的代表作之一，對中國農民的苦難和堅韌的生命力有極其深入的刻畫。中國人的苦難，中國環境的苦難，一直是您作品中一個清晰的主線。您對這種苦難的了解來自何處？

鄭義：主要來自我的插隊生活。我插隊六年，在從北京到山西的火車上就自行分了組，我們這一組先被分到了一個還不錯的地方，然後我作為組裡的代表，要求要到最邊遠、最艱苦的地方。我們就被分到了太谷縣唯一一個不通電的公社裡。村支書帶著一輛馬車來接我們，那是個9戶人家的小山村，沒有房子，都是半山腰的窯洞。第一天我們就上山打柴，沒有經驗，太晚了下不了山，村民打著燈成群結隊地來找我們。就這樣整整6年，插隊生活讓我有了根本的變化，讓一個完全不了解社會的學生開始接觸中國真實情況。6年和這些村民生死與共，我自認為是農民，自我定位是寫農民的作家，從未寫過「知青文學」。

在老井創作期間，我和找水專家常海明騎車跑太行山缺水村莊，聽他講找水的故事……1983年冬1984年春騎自行車黃河萬里行，沿河二十多個縣，想探究中華民族堅韌生命力的形成。附帶性的收穫，發現缺水是整個黃土高原的普遍現象。這些經歷，都很深地影響我，讓我對農民有深厚的感情和同情。

寧馨：1989年六四發生的時候，您已經是著名作家，被認為是山西作家群體的領軍人物，為什麼一頭扎進北京的民主抗議？

鄭義：我當作家的時候已經有了十年底層生活經驗了，六年農民、四年建築工人，在心理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後來當作家、當編輯，我的視野又更開闊了，1989年時我對中共黨史已經了解很多了。八十年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年代，我作為作家一直大聲疾呼，要追求自由民主，然後青年們站起來了，我不能袖手旁觀。我認為這是一個必然因素。另外還有一個偶然因素，我那時正好去北京開會，當天胡耀邦去世，第二天大學就沸騰了。

寧馨：六四之後您自己被通緝，妻子北明入獄，您為了等她而在中國大地上躲藏逃亡了將近三年，是所有六四後被通緝者中在中國本土逃亡事件最長的人。您是如何熬過這幾年逃亡生涯的？尤其是在中國當時嚴酷的政治環境下，您如何躲過了當局的追捕，也沒有被任何人出賣？

鄭義：出於對中共的了解，參加時就知道後果；開槍後與北明分手……到友人家找來一破刨子、一張破鋸，買了刨刃、鋸條、鑿子，換上破衣爛衫，買一雙布鞋，出商店就踢掉皮鞋，走上流浪木匠之路；第一家，工具做好，作舊，手上重新長出老繭；別人說，老鄭，你裝木匠得真像，其實我本來就是農民，不是裝的。

後來北明出獄，百般驚險地擺脫警察跨省跟蹤，最後跟我會合。掩護我們的人很多，大多是素昧生平，但只要聽說是因為六四鎮壓的逃亡者，都冒著巨大風險窩藏我們。八十年代的中國人跟今天的中國人不一樣。

寧馨：六四完全改變了您的人生，否則您很可能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擁有優裕的創作環境，顯赫的地位，廣大的讀者群，物質上也可能豐富很多。而現在，您作為流亡作家遠離中國，遠離最廣大的讀者。您是否偶爾有淡淡的懊悔呢？是否考慮過向中國政府要求回國探訪甚至定居？

鄭義：毫不懊悔。人生是有許多律令的，如反抗暴政、自由的召喚、為真理獻身等等。在這一點上，與天安門廣場上流血犧牲的青年們相比，我的流亡不僅相去很遠，而且是有罪的。作為一個「長鬍子的」策劃者、指揮者，從道德上應該與天安門廣場上的青年們同生共死。在這一點上，文天祥、譚嗣同是光輝範例。可惜我是受中共意識形態灌輸長大的，等懂得這一點，已時過境遷。中國先賢常常考慮的是要尋找一個「死所」，在過去，這是一個一般性的道德自律。

我當然很想回國去看看，但如果要回去當局就要你悔過，這是我不能承受的代價。天安門廣場上死的人太多了，我不能從背後再給他們一槍。最痛苦的衝突是我母親（2001年夏）去世，我不顧一切，哪怕寫悔過書也要回去見最後一面。我只有一個母親，我母親只死這一次。但母親垂危之際在電話里決絕地說了一句話：你回來我落不下這口氣。她一生苦難，對共產黨有深刻認識，絕不相信他們的任何諾言。好了，我唯一牽掛的老母親都去世了，許多前輩、文友、農友、工友、老師、校長也去世了，將來如果能回去，看來也就是一處處去上墳，請他們原諒我這個不忠不孝忘恩寡情之人了。

寧馨：中國人上個世紀所經歷的苦難一點也不比俄羅斯人少，但有不少人說，中國似乎還有待於產生一個索忍尼辛那樣的深刻揭露中華民族苦難的大作家。您是否認同這種觀點？為什麼？

鄭義：索忍尼辛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上個月我和北明還跟幾個朋友一起去他在美國流亡寫作的那個小鎮拜訪過，向他表示敬意。成為像他那樣的大作家很難，他是許多條件交織而成的。中國的苦難遠比俄國深重，確實有待產生一位索忍尼辛，但中國大陸已經出現了許多寫反右、文革、勞改、大饑荒的好作家，我們是有希望的。但索忍尼辛很全面，尤其是他高尚的人格、虔誠的信仰。他是巨人，學是學不來的。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背著十字架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