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世昌選擇錯成千古恨

我從一個老先生那裡，看到一本澳門出版的書，名字叫《博士之家》。書的作者是施議對先生，他是吳世昌的博士研究生，1986年吳世昌逝世的時候，他一直守護在身邊。這本書中收了兩篇施議對懷念他老師的文章，使我對吳世昌晚年的經歷又多了一點了解。特別是其中說到的兩件事，使我能夠把青年吳世昌和晚年吳世昌聯繫在一起。第一件是1971年間，吳世昌在河南息縣幹校，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其中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離開前，軍代表主持開了一個座談會，讓大家談談在於校的感受。由於大家已經習慣了這種開會形式，更急著打點行裝回北京，所以會上發言都很積極，既談接受教育之收穫，又為軍代表歌功頌德一番。而吳世昌卻一言不發，軍代表讓他說一說，他卻問：“要我講真話，還是講假話？”軍代表未假思索，就說：“當然要講真話。”吳世昌就說：“我認為，五七幹校並沒有什麼好處。”此言一出，可急壞了大家，這種時候，為什麼還要那麼天真，弄不好還得繼續留下來接受改造。軍代表接著問：“為什麼沒有好處？”吳世昌說：“要我們回去，不是正說明問題了嗎？”說得軍代表啞口無言。這是“文革”中的事，“文革”之後，劉再復對吳世昌的評價是“正聲滿學院”，可見吳世昌真是敢說話的人。比如對一些社會現象，吳世昌就說過：“中國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跳舞。人家貼下臉，我們就可以馬上將衣服脫掉。”由此可見他晚年的心情。現在人們都知道吳世昌是知名的紅學家、詞學家，很少注意他青年時代的政治傾向，而忽略了此點，對於了解吳世昌是不全面的。吳世昌的經歷，在他同時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更有其特殊性。

吳世昌出身燕京大學，青年時期即在學術上顯示了才華，曾受到過胡適的讚許。“九·一八”事變時，吳世昌是燕京大學學生抗日會的第一屆主席，陳翰伯曾這樣回憶當年的吳世昌：“他是個愛國青年，平日衣著樸素，不修邊幅，自稱‘燕京一布衣‘。他在燕大前後學習7年，前4年是英文系學生，後3年是國文系研究生。‘九·一八’以後，他和哥哥吳其昌（當時清華大學講師，後任武漢大學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場。經報紙揭載，吳世昌一時名噪金陵，燕大同學就推選他出來領導抗日會，他在同學中很有威信，也頗有號召力。”（《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37頁，北京出版社，1980年）青年吳世昌有強烈的愛國熱情，雖然他在專業上已嶄露頭角，但並未因此放棄了對社會的關心。這是吳世昌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徵，他們對民族的情感，後人已很難理解，正是這種強烈的民族情感支配著他們，在政治的選擇上，民族情感總是處於支配地位，這多少有些影響了他們的理性判斷，對吳世昌來說，這種矛盾更顯示了深刻的悲劇性，此點我後面再說。

1935年11月17日，胡適在《大公報》發表了《用統一的力量守衛國家》，胡適當時對日本有自己的看法，他強調一個“守”字，不主張抵抗。第二天，吳世昌就以“一個青年”的名義致函胡適：“適之先生：昨天讀你的星期論文，心裡非常悲痛；今天又讀《平津太晤士報》上的華北獨立運動消息，我的悲痛實在忍不住了。中國人民這幾年過的是什麼日子？這幾天過的是什麼日子？我們回想起‘九·一八‘事變初起的時候，國家的不可收拾還沒有這樣的利害深刻。那時的時論，有的主張玉碎，有的主張瓦全，但是現在呢？縱甘破碎已非玉，便欲為瓦豈得全。試問我們在這悠悠的4年中，有沒有作玉碎的準備，有沒有求瓦全的方法？且不說在朝的國民黨的糊塗顢頇，即就在野士大夫的輿論而言，實在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太多顧慮躊躇，乃至於太躲懶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276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吳世昌寫這信的時候是27歲，胡適已44歲。吳世昌給胡適寫信，是首先把胡適看成是自己的前輩，他的激情也是建立在對胡適的信任之上的，可以這麼說，這是兩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間的交流。4天之後，胡適即給吳世昌回信，進一步申說了自己的苦心，他說：“時髦話誰不會說？說逆耳之言，說群眾不愛聽的話，說負責任的話，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氣。”（同上280頁）胡適在信的開始即稱“世昌兄”，可見是有交情的。《胡適的日記》在1933年12月30日下記有：“今天吳世昌雇汽車來接，我們同到八道灣接啟明同去。”1934年2月13日的日記：“上午在歐美同學會，有兩局，一面是孟和孟真為袁守和餞行；一面是余上沅約梁實秋吃飯，並有今甫、一多、吳世昌、陳夢家、公超、林伯遵諸人，商量辦一個月刊，為《新月》的繼承者。雜誌的名字，討論甚久，公超提議《環中》，吳世昌提議《尋常》，一多提議《畸零》，我也提了幾個，最後決定《學文月刊》。”（《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1冊，1990年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吳世昌收到胡適的信以後，又給胡適寫了回信，表白自己的真實心情，他在信的最後說：“我所望於先生者在此，上次寫給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禱和期望先生為國努力以外，更沒有別的話可說了。”（同上281頁）從吳世昌對胡適的期望中，我們可以感覺到吳世昌在許多問題上還是認同胡適的，他們之間的不同處在於一個是熱血青年，一個是成熟的中年人，由於年齡和地位不同，對時局的判斷自然也就不同，事後評說，就各自所處的地位看，兩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是真誠和盡職的。差不多10年之後，吳世昌對內戰發表的許多見解，比之於當時的青年，就成熟穩健得多，這時青年的言論，正好像青年吳世昌和中年胡適的那一段衝突了。

40年代以後，吳世昌作為一名大學教授，已經活躍在學術界，這一時期，他重要的活動是和儲安平的交往。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逝去的年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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