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身難忘:親歷1946年中華民國全民普選記實

歷史 欣怡 1周前 (10-17) 8次浏览

終身難忘:親歷1946年中華民國全民普選記實

讀者朋友看見這標題一定會以為我在台灣。說的大概是上世紀1996年台灣全民普選總統。大陸試射飛彈威脅。最後李登輝總統高票當選那一次吧?答曰:No!No!我說的就是中國大陸的事。請聽我從頭道來吧!

現在大陸上的中國民眾都在盼望著,有一天我們可以行使自己作為公民擁有的民主權利,選出自己認可的國家領導人或國會議員。由於我比你們蠢長几歲,你們還在期盼,我卻經歷過了。雖然那個民主還不能算很成熟、很完美,但不是走過場的假民主,也不是假想、虛構的故事,而是實實在在發生在我的故鄉——四川省成都市。時間是上個世紀的1946年。

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毛澤東堅持要打內戰奪取江山,致使國共兩黨再度兵戎相見。但內戰之初中共並未取得多大優勢,全國絕大部份省市地區,仍由當時全世界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控制著。此時,蔣中正委員長領導的南京中央政府,決定召開全國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選舉總統。因此在全國各地用一人一票的普選方式選舉出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簡稱「國大代表」。實則就等於是中國國會之議員國大代表,按地區和人口比例在若干萬人中產生一名國大代表。先由一定程序聯署提名推薦出國大代表的候選人,由當地的選舉委員會加以公布。而且也不像上世紀中共掌權後從五十年代便搞的那種所謂「等額選舉」,也就是比如選一個代表,就只有一個候選人,那就無可「選擇」了。而當時選國大代表,是一個代表有多名候選人競爭。所以幾十年後,才被中共提上議事日程的所謂「差額選舉」,其實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國民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已實行過了。比如我當時所在的成都市,它不像現在一個市還要管多少個縣。當時的市,就只是指城區內和近郊,其他如附近的溫江縣、灌縣、郫縣、大邑縣……則另設選區,另選代表。當時成都市的人口不到五十萬,所以只有一名國大代表。但是候選人卻有好幾位。其中最具實力,排在前三位的是孫震先生,徐子昌先生和關麟征將軍。其他還有一位,不僅不具當選的實力,而且也不太有名,由於已過去半個多世紀了,所以回憶不起了。但是人家達到了連署提名的要求仍然可以參選。所以哪怕當局覺得此人「左傾」(即同情或傾向共產黨),也不會以「思想反動」或「表現不好」阻止人家參選。

至於選民,我親眼所見,真是做到了只要年滿18周歲,都是完全平等的合法選民。沒有什麼四類份子、管制份子、出身成份不好等等原因便被剝奪選舉權的事。哪怕像當時的儲安平先生(也就是1957年因『黨天下』三字被打成大右派蒙冤至死的那位),公開在報刊上大罵國民黨專制獨裁,挖苦諷刺,語言可謂「惡毒」至極,也沒有人把他打成什麼「派」什麼「份子」,因而剝奪其選舉權的事,一例也沒有發生過。

再說這三位候選人。孫震先生又名孫德操,是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曾任國民黨多項軍、政要職。更熱心教育,自己出資創辦私立學校「樹德中學」。延聘優良教師,治學嚴謹,是當時成都的中學中的「四大名校」之一。而徐子昌先生,是代表民間勢力出面競選的。此人不僅家道殷實,而且當時成都有一種名叫「袍哥」的社會組織。是民眾自願、自發組織成的一種團體。其目的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為了自身維權,免受人欺負。他們以三國時劉關張桃園結義為道德楷模與精神信仰,組成一個團體,互相聲援支持。把關羽供奉為神。團體的領導人稱「大哥」,卻沒有「二哥」,因為二哥是關羽,是聖人,誰也不敢去坐此交椅,三哥稱「紅旗管事」,處理對外事務,五哥稱「黑旗管事」,處理內務。可見是一個有嚴密組織的民間社團。徐子昌就是成都袍哥的首領之一,竟然敢與國民黨提名的競選人分庭抗禮。既說明其在民眾中有一定影響,也可見當時蔣氏對民間力量還是持寬容態度。要不然,就完全可以說你那「紅旗管事」就是「共黨嫌疑」,或者你供關羽為神就說你是「邪教」,諸如此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早把你取締了,還容你來與「我黨」提名的候選人競選?關麟征是中央軍校(其前身為黃埔軍校)成都分校的教務長,受到一部份軍方人士的支持。由此可見,當時這場選舉並非國民黨一手遮天,一手包辦,民間人士完全可以依法自由競選。

在全國範圍內,除了中共拉著「民盟」加以抵制外,與國民黨同時參加這次國大代表普選的,還有中國青年黨與中國民社黨。青年黨領導人曾琦,是四川隆昌人,他就在其故鄉當選為國大代表。但當時章伯鈞,羅隆基,黃炎培,章乃器等人領導的「民盟」等黨派卻抵制了這次全國普選。他們要跟著毛澤東走,認為蔣是獨裁,毛才民主。他們在政治上幫了毛的大忙。但在1957年他們卻得到的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回報」。甚至他們的子女也未能倖免。黃炎培的幾個子女成了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文革」中與我同關押在四川省第四監獄。他們為自己不明智的選擇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言歸正傳。再說孫、徐、關這三位候選人,都在成都頻繁的與選民見面,公開發表競選演說,宣傳其政治見解和民眾關心的各種事情,並要接受選民的提問,詳細向選民解釋。有的選民在提問中言詞非常激烈。比如,有一個星期日,我父親帶我去成都的少城公園(今名人民公園)內去看孫震發表演說,我父親的目的,一方面他與孫震早年曾同事,用現在的話來說,孫是我父親的老領導,老戰友,所以要去他講演現場捧捧場。另方面是要我去見見世面,長長見識。孫震的演說非常精彩,贏得聽眾陣陣掌聲。但他演說完後,有個聽眾就毫不客氣地說「八年抗戰,中國人已飽嘗戰亂之苦了,現在為什麼還要打內戰?蔣先生就不能和中共分享權力,共同維持國內的和平嗎?請問孫先生,你如果當選了國大代表,對結束內戰有何見解」?我現在很懷疑此人至少是中共的支持者,甚至是中共地下黨員。但孫震當時不僅耐心聆聽,而且沒有一點官架子,沒有一點以勢壓人的味道,。當然更沒有說對方要想「顛覆政府」這類話,在解釋中只是儘量說明國民黨希望和平的誠意,卻沒有任何話指責對方,更沒有向對方「扣帽子」的話。充分表現出了一個政治人物的風度。要是換在今天,這位「提問」的老兄,起碼也是「尋釁滋事」弄去飽賞鐵窗風光了。當年中共開口閉口說國民黨獨裁。可是今天的中共若果能有當年國民黨的這點政治「雅量」,那也就是中國民眾的福份了。

當時幾位候選人和他們的助選隊伍,每天都穿大街,走小巷與廣大市民見面,握手交談爭取選票支持。然而這一切活動,既是公開透明的,也是理性和平的。各候選人和他們的支持者之間只是宣傳,講理,而不是互相攻擊。更不象「文革」中的兩派那樣,成了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鬥爭」。

我記得投票是安排在一個星期日進行的。市內設了多個投票站,選民分區,分段就近投票。那時成都廣播還不普及,只好把抗戰中的防空警報用來派上用途。早上八點,一聲長哨,表示投票開始。到下午四時,又一聲長哨,表示投票時間只剩下最後一個小時了,請選民抓緊時間去投票站。到下午五點,再一聲長哨,投票即宣告結束。經過八年抗戰,當時成都市民都是非常文明守秩序的,而且大多數人對政府是支持的。所以不僅投票率高,而且井然有序。我看見許多人都是全家高高興興地去投票。一種公民意識,無人說教,卻蔚然成風。我當時雖然沒有選舉權(不是因為是「反革命」或「四類份子」,而是年齡不夠),也穿著一身整潔的童子軍裝,戴上肩章、臂章、船形帽、蘭白領巾,一副「小公民」的樣子,隨著家人去到投票站門外。投票站外也根本沒有什麼警戒森嚴,如臨大敵的情景,投票站的工作人員一個個都是和顏悅色地引導著選民進去投票。有個二十多歲的大姐姐還拍著我的肩膀笑著說「小弟娃快快長,下次投票歡迎你早點來」!至今我還記得那個大姐姐親切的樣子。但我直到今天已是垂暮之年,卻從來也沒有拿到過一張真正意義上的「選票」,當然也就更沒有機會去行使一個公民應行使的神聖職責。這既是我、也是所有中國普通民眾最大的不幸與悲哀!

最後,孫震以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高票當選。徐子昌獲得近百分之三十的選票。關麟征位居第三。幾位候選人選後都表現出了良好的風度。獲勝者孫震向選民鞠躬致謝,話語非常謙卑,沒有任何驕狂之態。落選的都承認失敗並向當選者表示祝賀。沒有誰說選舉不公正或互相攻擊的話。鐵的事實有力地證明了那些開口就說什麼「中國民眾素質差」,閉口什麼「民主普選不適合於中國」的人,完全是在胡說八道。事實更證明說這種胡話的人,其素質才是最差的。

這一次中國歷史上,真正全民意義的民主普選,時間雖然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而且少年時代的我,當時還並無當家作主投票的權利,但「童子何知」能「躬逢其盛」,至今回憶起來,猶覺是一大快事。而更具重大意義的是1946年11月15日,由全國民眾普選產生的1361位國大代表,在南京召開了國民代表大會。並於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12月25日制定並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共14章,175條。該法於中華民國三+六年(公元1947年)1月1日正式生效施行。成了中國第一部實行民主憲政的莊嚴憲法。此憲法直到今天仍在台灣有效地實施。保證了台灣民眾享受民主、自由的合法權利,更成為中國民主憲政的楷模。

然而這樣一部有廣泛民意基礎,高度體現普世價值觀的民主憲法,當時的中共卻瘋狂加以反對。憲法通過並公布後,周恩來在南京梅園新村舉行記者招待會,散發書面聲明,公然宣稱中共堅決反對他所謂的由「國民黨政府一手包辦的分裂的國大」。12月21日,中共中央發言人更誣衊該憲法為「偽憲」。28日,周恩來關於時局問題答新華社記者時竟然宣稱:「蔣政府的『國大』與『憲草』既未經政協一致同意,又無聯合政府召集,更無中共及真正民主黨派的代表參加制定,故不論這所謂『國大』已經開過,這所謂『憲法』已經通過,其性質依然是蔣記國大,蔣記憲法,我們及全國民主人士決不會承認它為合法為有效」。而當時的國民政府對周恩來等人的行為,並未釆取任何強制措施,任其恣意攻擊。要是換成了中共,那還不是「反革命」,還不是「煽動顛覆」嗎?誰民主?誰專制?正如民諺所云:「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了!

而筆者更深有體會的是,本人成年後不久,就被毛澤東的階級鬥爭「陽謀」打入了「另冊」。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蒙「聖恩」准予「參加選舉」。但那根本不是選全國的民意代表,而是住在地的所謂「基層代表」。而且選一個「代表」就只有一個候選人,不用「選」都鐵定是此人了。所以參選的人,大多數人都覺得毫無意義,有個啥「選頭」?完全是浪費時間。於是有的人,特別是有些玩世不恭的人,便利用無記名投票,你不知這張票是誰投的這個特點,於是便用一種用今天的話來說,就叫「惡搞」的手法來表達不滿。結果在當場開箱驗選票時,忽而便聽見唱票人大聲念道「包青天一票」,引得下面選民哄堂大笑。沒過多久,又聽見唱票人念道「鄧麗君一票」,大家更笑得前仰後合。有一次竟然因為「包青天」、「鄧麗君」之流得票太多,唱主角的「候選人」得票反而不過半,按選舉法此人便不能當選。氣得我們單位領導,叫大家不許散會,不許去吃午飯,重選!並說今天選不出來,任何人都不准離開會場,否則按曠工處理。這一招果然湊效,大家頂不住胃子裡的「抗議聲」,只好放棄「包青天」與「鄧麗君」,最後才讓那位候選人順利當選,才萬事大吉了。——如此的「選舉」,如此「當家作主」直到今天仍在中國大陸暢行其道。成了所謂的「中國特色」實在太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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