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運動從1966年春夏之交時節在全國開展時，我是桂林冶金地質學校（現在的桂林理工大學）的一名靑年教師，經歷了這裡文革運動的全過程。現在回想親歷的那一樁樁往事，仍感到驚心動魄，難以忘懷，許多問題令人深思——
一、大動亂前夕的批判運動
1966年春、夏之交時節，隨着姚文元和戚本禹等人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接着北京市委被改組，一股批判和聲討“三家村黑幫”的高潮在全國掀起。各地工、農、兵、學、商和各界知名人士紛紛發表講話或文章，聲討“三家村黑幫”。我們學校黨委也遵照廣西自治區黨委和桂林市委的指示，組織全校師生學習討論，寫大字報，開批判大會、聲討會。為了聯繫本單位實際來開展這場大批判運動，校黨委也拋出了學校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沙漠中綠洲反黨小集團”，同時把在1957年反右時被劃為右派的人也拿出來作為批鬥對象。
所謂“沙漠中綠洲反黨小集團”的幾位教師，如物探科的王鍾、王玉梅夫婦是1958年長春地質學院的畢業生，趙叔珍是1959年北京地質學院的畢業生；還有礦山科的區彼特和戴汶琪夫婦是1958年北京礦業學院的畢業生。他們都是我校教學中的骨幹，也從未有過違法之舉。只是在幾年前的困難時期，那時的人們缺乏物質和精神方面的生活，而他們幾個經常聚在一起交流思想，相互得到精神的慰藉，僅此而已，絕無任何越軌之舉。後來校黨委在組織教師向黨“交心”的活動中，他們向組織上如實彙報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說明他們是相信黨的。現在卻成了組織“反黨小集團”的“罪證”，豈不是令人好笑嗎？對此，我當時就很不理解，很同情他們。
再有採礦教研組的教師孫遜，有人檢舉他“罵毛主席”，純屬無稽之談；機電教研組教師溫玉昆、謝中樞不知因何罪名也被揪了出來；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原副校長孫德文和工會主席劉一帆夫婦，原黨委辦公室秘書王學銘等人，也被作為專政對象揪出來，成了我校文革開始后的第一批犧牲品。
當然，此時聯繫本校實際開展的大批判運動，也只是按照報刊上說的自己重複說說，停留在寫大字報和開批判會而已，並沒有打人的事件出現。但，對那幾位受到批判的教師和已戴帽的右派，則把他們被打入了另冊，受到監督勞動的懲罰。這是學校第一次出現侵犯人權、侮辱人格的事件。對此我的思想上是想不通的，對他們的受害，在內心裡我是同情的，心存許多疑慮。和1957年的反右運動一樣，思想上雖有看法，迫於形勢而不敢說罷了。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聯播節目中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6月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的通欄標題刊登了這張大字報全文，同時發表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在報紙和廣播的鼓動下，全國的運動又推向了新的高潮。在我們學校也出現了許多大字報和大標語，並以全校師生的名義給聶元梓等人發去聲援信。當然，這一切仍然是在校黨委的領導下進行的。
這時報刊上的許多社論和文章，使我感到這場運動很有來頭，似乎可以看出這場運動與以往不大一樣，矛頭主要是指向領導機關的“修正主義”和“黑幫”，“反動學術權威”，絕非是普通的老百姓。前些時學校揪出的那些所謂“反黨小集團”就值得考慮了。
二、停止野外實習返校參加運動
儘管此時全國的運動已熱火朝天地搞起來了，但在我們學校仍然只是停留在學習、討論、寫大字報和開批判會而已。運動到底要如何深入下去，領導們心中無數，群眾更是不知道。在此種情況下，學校仍然按原來的計劃進行教學，上午上課，下午和晚上搞運動。我任課的化探專業64級兩個班按計劃要到野外進行生產實習，作為任課教師，我必須跟班前去野外帶學生們實習。
大約是1966年的6月中旬，在教務主任孫雲鵬和化探專業負責教師王乃培的帶領下，我們幾位教師跟隨化探64級兩個班約90名學生到湖北省風山洞604地質隊進行野外生產實習了。到達該隊后，該隊領導和地質技術負責人給我們報告了有關隊里和工作區的地質情況，我們也着手準備到大別山的野外分隊開展工作。
幾天後，604隊大隊部的情況發生變化了。我們剛到該隊時，隊上的文革運動也僅是批判“三家村”一類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幾天後則出現有針對隊領導和中層幹部的大字報了。如一個設備科的科長被大字報點名為“日偽漢奸”，地質科的技術負責人被指為“反動技術權威”，一些出身不好的人被指為“地主、資本家的孝子賢孫”，還有某某人是“漏網右派”一類的大字報，貼滿了大隊部機關周圍、食堂外的牆壁等處。看到這樣的大字報，我們都感到十分驚奇，我們的生產實習還能繼續下去嗎？
鑒於這種情況，604隊領導就通知我們暫時不要去野外，等過一段時間看情況再作決定。我們也只好獃在隊上，除了組織同學們學習而外，就是看看604隊的大字報。
不幾天接到了學校同事們的來信，談到了學校出現的新情況。原來在我們離校後幾天，自治區黨委和桂林市委派出的文革工作組就進到學校了。他們一到學校后就代行了校黨委的職權來領導運動，校黨委的領導就靠邊站了。可能很快就會通知我們回校參加運動了。
果然，不幾天，學校就來了通知，叫我們停止實習立即返校。大約是7月初的一天，我們就離開604隊住地風山洞，當晚到長江北岸的武穴乘船，次日達到漢口。第二天就乘火車回桂林了。
三、工作組進校後學校突發的幾件事
離開學校僅半個多月的時間，此時情況大變了。學校的一切是由工作組領導，學校完全停課了，整天搞運動。工作組的組長張青棟是一個部隊的轉業軍人，擔任自治區黨委直屬機關副書記。工作組有20多名成員，都是來自區直機關的黨政幹部。每一個學生班級和教研組、機關科室都有一名工作組成員在領導運動。
此時的運動比工作組進校前緊張和激烈多了，不但有深揭狠批“三家村黑幫”的大字報，更主要是聯繫實際來搞運動了。有揭批前一段揪出來的“沙漠中綠洲反黨小集團”的大字報，更有揭發校黨委領導人的大字報，說校黨委書記王守均和校長王濯之執行的是一條“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一些老師們的教學被指為“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教學方法。整天關起校門搞運動，弄得人心裡很不自在。
工作組進校后，有三件事是令我難忘的。
一是校黨委辦公室主任王漢文的被批判，王是一個部隊轉業幹部，說話細聲、對人和善而又斯文，到學校工作后未見有什麼過錯，運動開展以來也未見有他的大字報。大概是他對運動不理解，對工作組讓校黨委靠邊站有些看法，說了一些工作組不喜歡聽的話而受到批評，由此思想上想不通，他給家人留下字條，說自己“順灕江而去了”。家人以為是留下“遺書”自殺了，當即報告了工作組。這可急壞了工作組，馬上召開全校大會宣布此事，稱“王漢文可能畏罪自殺叛黨了”，組織人員沿灕江順流而下尋找。後來在陽朔縣城找到了王漢文，他並沒有自殺，而是負氣出走了。王漢文被帶回學校后受到批判，並責令寫檢查。
第二件事是張石起的自殺，我們還在湖北604隊時就聽學校的同事來信談到了此事。張石起是學生食堂的炊事班長，1956年建校時由東北調來的，一向工作積極肯干，對學生很好。不知何故，工作組進校不久，竟企圖先殺死自己的妻子然後自殺。結果他的妻子未被殺死，而他卻自殺身亡了。他為什麼如此，成了一個不解的謎。后來聽人說他在偽滿時給日本人做過事，有歷史問題，運動來了怕過不了關，選擇自殺了，此事終使人不解。
第三件事是教務科幹事王殿印投湖自殺，這是在我們回到學校不幾天後發生的事情。此人也是1956年建校時從東北調來的，一直在教務科從事課程計劃的安排工作。王是一個說話大聲，塊頭高大的東北漢子，平時對人十分友善。全校各班級的課程表和教師們的上課時間都是由他安排和調配的，因此教師們與他都比較熟悉。他的自殺也成了一個不解的謎。
這三件事的發生在學校是震動很大的。工作組認為這是學校“階級鬥爭極其複雜”的表現，利用這些事件來動員師生們狠揭學校階級鬥爭的蓋子。當時許多人（特別是教職工）都是在內心惶恐之中跟着工作組參加運動的，一切都按工作組的部署進行。
四、桂林市“造反”運動的興起
工作組進校后曾明確宣布：所有的人不準到別的學校串聯，不要聽小道消息，更不得傳播小道消息，要警惕和嚴防階級敵人的破壞和搗亂。當時全校師生都很聽工作組的話，關起門來搞運動，與外面世界幾乎是隔絕的。工作組的負責人說這是運動“穩定、健康發展的大好形勢”。
這樣大約維持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到了8月初，形勢急速變化了。
事情的起因是由廣西師範學院（下稱“廣西師院”，即現在的廣西師範大學）引起的，給後來桂林以至整個廣西的文革運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此事的發生及其經過，我是數天後才知道的。
廣西師院的文革運動一開始大致也與我們學校相似，在院黨委的領導下關起門來搞運動。但由於師院的大學生們有不少人有同學在北京和外省市學習，他們互通情況，北京及外地的一些情況很快會傳給他們，使他們不能安於現狀。早在6月14日，師院的部分學生就在學院內貼出“炮轟桂林市委”的大字報，這可急壞了學院黨委和桂林市委，他們當即布置對寫大字報的學生進行調查，準備進行打擊。
6月20日，廣西自治區黨委派出的文革工作組進到廣西師院，工作組仍然是關起門來搞運動，矛頭對準一般的教師和原來寫桂林市委大字報的學生，這就遭到了一些學生的反對和抵制。工作組在自治區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申本田和桂林市委副書記、桂林市文革領導小組組長徐為楷的領導下，組織學院的師生反擊反工作組和炮轟市委的學生，對他們進行打壓，這就更激起了這部分學生的反抗，由此學院內出現了“反工作組”和“保工作組”的兩派，反工作組一派為首的學生受到打擊迫害，被以“右派”和“現行反革命”論處，受到批判和圍攻。7月28日，市委領導召開各單位負責人和工作組組長會議，介紹師院出現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並組織與會人員參觀師院的大字報。以便總結這裡的經驗，用以指導全市各學校運動的開展。
然而壓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強；市委和工作組想把反工作組的學生打壓下去，卻遭到了越來越多的學生站出來反抗。工作組想學1957年反右運動那一套對付反抗的學生，現在遇到嚴重的挑戰了。恰在此時，1966年7月中旬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指出派工作組到學校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要撤出文革工作組。迫於中央的新指示，自治區黨委決定撤出駐各校的工作組。8月5日，駐師院的工作組撤出該院。反工作組的部分學生當即貼出“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的對聯，以此來發泄對工作組的不滿。此舉使工作組和市委領導更為惱火，認為這必定是有“壞人”在背後操縱學生，當即組織保工作組一派的師生用大字報進行反擊，聲稱要揪出幕後的“壞人”，並大肆搜集這些學生的黑材料，準備秋後算賬。
由於師院從一開始反工作組、炮轟市委的學生就是多數，即師院的造反派是“多數派”（與其他許多學校造反派開始是少數派不同），後來桂林造反派就被稱為“桂林老多”（“桂林老多”的實際名稱是“桂林市革命造反大軍”）。
師院學生們不服壓制，奮起反抗，並把大字報貼到大街上。不但炮轟桂林市委，炮轟自治區黨委的大字報也貼到大街上了，引來了無數市民的圍觀，這是桂林市有史以來第一次大字報上街，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整個山城都轟動了。
面對如此的情況，桂林市委和廣西自治區黨委的領導們感到事態嚴重了，立即在工廠中組織工人赤衛隊，並調動桂林步兵學校的學員上街，出動多輛宣傳車上街廣播，矛頭都是對着師院“多數派”學生的。8月7日，師院“多數派”學生在街上遭到工人赤衛隊、步校學員、機關幹部和一些市民的圍攻，開始是辯論，繼而發展到互相推撞，最終動拳頭演變成武鬥，使場面失控，有十多名學生被打傷，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所謂桂林“8·7”事件。
“8·7”事件迅即傳遍了整個山城。各校的師生和許多機關人員、工廠工人、市民都紛紛湧向街頭看大字報，湧向師院看那裡的情況。山城沸騰了，原來各自關起門來搞運動的局面被打破了。特別是我們學校，由於離市區較遠，對外面的情況很少知道，簡直就像一個“世外桃源”。此時學校的大門打開了，人們潮水般地奔向市區，奔向師院，急於要看看外面世界所發生的一切。
8月8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第二天，全國各地的報紙都在頭版頭條以套紅大字標題（但《廣西日報》仍是黑色大字）全文刊登了《十六條》。《十六條》明確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看到這些，自然使我產生了對運動以來一些問題的思考，前一段學校黨委和工作組所領導的運動，在教師中抓“反黨小集團”，把原來戴帽的右派又推出來批鬥，顯然是與《十六條》的精神相背的。想到這些，感到自己是受到了某種力量的推動，對文革運動開始由被動參加到主動關心了。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我隨着人流也奔向市區、奔向師院去實地觀看。
多日不上街，大街上似乎變樣了。人們成群地在圍着看大字報，三三兩兩在議論着。一張《炮轟桂林市委》的大字報，一張《火燒伍晉南》（自治區黨委文教書記、廣西文革領導小組組長）和《炮轟區黨委》的大字報，簡直把人們驚呆了，這可是桂林市從未有過的事。
“桂林市委是黨的領導機關，伍晉南是區黨委文教書記，這些人竟敢‘炮轟’‘火燒’，這不是右派翻天，不是反革命的行為么？”有人在大聲議論着。
然而更多的人是沉思、驚奇，也有人看后直搖頭，也有人喜形於色，表現出興奮的神態。
此時市中心十字廣場一帶的大字報還不多，我快速地瀏覽一遍就直奔師院，急於要看看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
師院內已是人山人海。在禮堂周圍，多數人在看大字報，也有些人在圍着師院的學生聽講演，不時還可聽到互相辯論的聲音。
這裡的大字報深深地吸引着我。除了剛才在街上看到的《炮轟桂林市委》、《火燒伍晉南》、《炮轟區黨委》一類的大字報外，我最感興趣的是一份轉抄的毛澤東關於“造反有理”語錄的大字報。這是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的講話》中說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毛澤東有過這樣的講話。
在大字報棚區，還轉抄有清華大學學生賀鵬飛（賀龍之子）寫的《修正主義的團中央滾蛋》和有關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因反工作組受到迫害而奮起絕食反抗的大字報。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也以大字報的形式轉抄出來了。劉、周、鄧等人在講話中都帶有對前一段文革運動派工作組的檢討的內容。特別是劉少奇在講話中說：“怎麼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周恩來在講話中則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務是：一斗、二批、三改。
另外還有不少揭露工作組壓制學生和學院黨委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等方面的大字報。
一連幾天我都往師院跑，看大字報，並認真記錄。這些大字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啟發，激發了我的政治熱情，最終推動我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當我還是這個學校學生的時候，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反右傾等運動我都是親歷過的；參加工作后，三年大飢荒、四清運動也都是經歷過的。對於這些，我在思想上當時都是有看法的，只是不敢說罷了。當時認為：毛澤東和中央是好的，問題都是下面的幹部亂來造成的。現在文革運動來了，毛澤東號召我們起來“造反”，就是要整這些當權的“走資派”和“修正主義分子”，我們現在不起來“造反”更待何時呢？
大約是在8月中旬的一天，我到師院看大字報后回校的路上，與化探64級的兩個學生宋建民、劉桂明走在一起，大家邊走邊談對師院大字報的感想，看法竟是那樣一致，都表示我們也應起來“造反”，使屏風山（我們學校的所在地）這個“世外桃源”來個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三個人當即商定，由我來起草一張大字報底稿，由他們抄好張貼出去，以此來點燃屏風山下“造反”的烈火。
當晚我即起草好一份《炮轟區黨委》的大字報底稿，就自治區黨委派工作組和幾年來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批判。第二天早上我把大字報底稿交給宋、劉二人修改，他們看后完全同意，當即用紙張抄寫。近中午時分抄寫好了，即把大字報張貼在學生食堂門口的牆壁上，大字報落款是我們三個人的名字。為了加強感染的氣氛，我們同時到閱覽室把十多個省用套紅大字標題刊登《十六條》的報紙拿出來排列好（只把報紙名稱和套紅大字顯示出來）與《廣西日報》用黑字標題刊登《十六條》作對比，並用一排大字“廣西為什麼這麼黑”來作標題，用來吸引讀者。
大字報一貼出來，立即引來了眾多師生的圍觀，猶如一顆炸彈在屏風山下爆炸了。有人支持，但更多是反對和責罵。有人指責說：“這三個人想把我們學校搞亂，是反革命的行為！”“要警惕階級敵人的破壞和搗亂！”也有好心的人在為我們擔心，悄悄告誡我們：“小心點，工作組的人（雖然管不到事了，但仍住在學校）在記錄你們的大字報，謹防將來秋後算賬。”
公開貼大字報支持我們的是師院外語系學生李萍（我校一位幹部的妹妹）等人，她們的大字報給了我們極大的鼓舞。有師院學生的支持，一時間反對的人似乎也不敢大張旗鼓反擊我們，只是在暗中搜集我們的黑材料。
第二天即有化探65級的陳正福、孫景文兩位同學來找我們，願意與我們一起“造反”。幾天後，我們5個人就成立了“火炬戰鬥隊”，在教學大樓東頭選擇一間辦公室作為火炬戰鬥隊隊部，出版《火炬戰報》，鬥爭的矛頭直指桂林市委和廣西區黨委中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他們所推行的“修正主義路線”。兩天後，又有歸國華僑、民盟成員、老教師韓卓元要求加入我們的組織，雖然同學們心存疑慮，怕會影響我們的組織（因為我們都是貧下中農子弟），最終在我的說服下，接受了韓老師，與我們共同戰鬥。
火炬戰鬥隊的成立和出版《火炬戰報》，這在我校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影響是十分大的。有人公開反對、指責，說我們強佔辦公室，強佔學校的印刷工具；有人譏諷、嘲笑，說我們不知道天高地厚，想當英雄；更有人在“關心”我們的一舉一動，收集我們的材料準備日後算賬。
面對這些，大家都表示不怕，認為自己“看準了”，一定要勇往直前。當時我的內心裡想：我是教師，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責任會主要在我，面臨的危險是很大的。我經歷過1957年的反右鬥爭，知道後果會是怎麼回事。但，我覺得這次我是看準了，從《十六條》公布及毛澤東和一些領導人的講話，從報刊的社論和文章來看，我們的做法是不會錯的。想到這些，我們的信心和勇氣就倍增。
8月18日，自治區黨委書記喬曉光代表區黨委到廣西師院召開全院師生大會，宣布撤消桂林市委書記黃雲和副書記徐為楷的職務，任命王同連為新的市委副書記和市文革小組組長。喬曉光剛宣布結束，一些學生即湧上會議主席台，給徐為楷戴上高帽，押上汽車開到市區遊街，眾多的學生則列隊跟在汽車後面上街遊行，沿途高呼“打倒徐為楷”“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等口號。一時間整個山城轟動了。
此事的出現，再次引起了市委和自治區黨委的警覺，認為這是少數人在“搗亂”，是“右派”翻天。次日街上出現大批的工人赤衛隊和桂林步兵學校的學員，名為維持秩序，宣傳《十六條》。實際上矛頭是對着昨天上街遊行學生的。其後數天，街上隨時可見在宣傳演講的師院學生遭到赤衛隊和不明真相群眾的圍攻，名曰辯論，實際上是市委組織領導的群眾斗群眾。
也就是在8月18日這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百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很快就有北京的紅衛兵到桂林串聯，這對我們是極大的鼓舞。
不幾天，師院“老多”派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市委則操縱全市大中學校成立“紅旗紅衛兵”，與“老多”的紅衛兵相抗衡。從這時起，市委組織的工人赤衛隊和紅旗紅衛兵，一方面對付師院“老多”，保市委，為工作組開脫罪責，打擊那些站出來“造反”支持師院“老多”的機關幹部和工廠職工，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某某人是投機分子”、“某某人是地主資本家的兒子”，支持師院學生“造反”的就是這樣一批“牛鬼蛇神”等一類的大字報。
師院“老多”在桂林帶頭“造反”，北京來的學生也支持“造反”，他們到各個學校也到一些機關和工廠煽風點火，發動人們起來“造反”，積极參加文革運動，這就更激起市委領導和那些有保守思想的人們的反對。在市區，他們組織人寫大字報和大標語，要求北京來的南下串聯隊滾蛋，稱串聯隊是來“煽陰風，點鬼火”，是來支持“牛鬼蛇神造無產階級的反”，“搞亂了桂林的大好形勢”，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桂林附近的一些縣如陽朔、興安、全州等地的黨政領導不但組織赤衛隊保縣委，驅趕紅衛兵，並且召開聲討會，聲討桂林“老多”。
對立的兩派就這樣形成了。此時正是夏季，酷暑炎熱，但人們關心政治的熱情比這天氣更熱，即使是朋友間或者是一家人在一起，也會因對問題的不同看法而產生意見分歧，形成不同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