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檀香山宣傳革命的舊址孫中山在檀香山宣傳革命的舊址
孫中山為什麼被稱為“孫大炮”，其原因眾說紛紜。其中流傳最廣的一種說法出自唐德剛《袁氏當國》一書，說袁世凱聽了孫中山的鐵路計劃后，“背後語人，就說孫文是個‘大炮’”“中山的‘大炮’的諢名，據說就是袁世凱叫出來的”。至於“孫大炮”一詞的內涵，今人多認為名副其實，如有網友說，“用在這人身上倒是再合適不過了，孫中山那麼大名氣……好說空話忽悠人，實際辦成的沒幾件”。
揆諸史料，以上說法，其實並不成立。
將“孫大炮”和鐵路計劃聯繫在一起的是革命黨人，而非袁世凱
所謂“大炮”，來源於粵語“車大炮”（也作“扯大炮”），意指吹牛、說大話，後來也被客家話借用。孫中山給人留下“車大炮”的印象，始於他在海外宣傳革命時期。當時華僑上層人士多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黨，使革命黨的活動難以開展。1910年，孫中山在芝加哥拜 訪問中國大陸僑時，一個開洗衣店的華僑對他說：“你不要進來，我不聽你的‘車大炮’，你要進來，我就用燙頭擲你！”孫中山只好“很誠懇地笑笑、點點頭”。①這位華僑顯然是用“車大炮”質疑孫中山推翻滿清的革命主張。
此外，孫中山被視為“車大炮”，還和他民國初年提出的《建國方略》有關。胡適即在一篇文章中說，“中山先生以三十年的學問，三十年的觀察，作成種種建設的計劃，提出來想實行，萬不料他的同志黨人，就首先反對。客氣的說他是‘理想家’，不客氣的人嘲笑他是‘孫大炮’！”②孫中山提出“知難行易”的觀點，也有回應這種嘲笑的用意在其中。
在這些建國計劃中，鐵路問題是最為人所詬病的。有人回憶，“由同盟會改為國民黨，分子複雜，中山先生提出建設鐵路計劃等等，內部就有人詆毀中山先生為‘孫大炮’總理主張修建十萬英里的鐵路，許多人認為總理理想太高，不能實現，加他以‘孫大炮’的諢號來譏笑他”。③將“孫大炮”和鐵路計劃聯繫在一起的是革命黨人，而非袁世凱。
孫中山自己，也常在演講中用“孫大炮”這一綽號自我調侃
對於“孫大炮”的政治含義，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解釋。
·反孫者將“孫大炮”作為一種侮辱性稱呼，視孫中山為“只會說大話、放大炮的一個人”，毫不尊重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回國活動，“車大炮”這個稱號也隨之被帶回國內，並進一步變為“孫大炮”，成為政敵對他的常用蔑稱。1913年，孫中山赴北京會見袁世凱，在宴會上，有北洋系軍官高聲議論“共和是北洋之功”，“孫中山一點力量也沒有，是大話，是孫大炮”“大騙子”。面對此情此景，孫中山表現的還是“從容如常”。④
譚延闓早年身屬晚清立憲派，當時在他看來，“孫是只會講外國話而沒有讀多少中國書的一個革命黨人”，“所以也就開口閉口跟着一些人罵孫中山只會說大話、放大炮的一個人，亦呼孫中山為孫大炮”。後來譚延闓改奉革命理論，回顧說：“我自追隨孫先生左右，朝夕領教以來，才逐漸認識到，孫先生是不如我從前所聽說的孫大炮，而確實一個文通中外、學貫古今的有真才實學的人，是排滿、反袁、打倒北洋軍閥的一個真正領導人。”⑤
早年投身革命的袁同疇則回憶，陳炯明不滿孫中山，“開口閉口都稱‘孫大炮’”，他當時“雖不是國民黨黨員，聽起來也刺耳。無論如何，孫先生總是上官，陳氏總是部下，部下對上官可以這樣侮辱嗎？”⑥顯然，在革命黨人眼中，“孫大炮”是含有侮辱之意的。
·挺孫者認為“孫大炮”綽號表現了孫中山的理想主義精神；而孫中山自己也不因有這樣一個綽號而生氣
在孫中山黨人、政敵之外的第三方人士，提到“孫大炮”這個詞時，多少是含有一些讚許之意的。1919年，陳獨秀在文章中說，“有一班人因為孫中山好發理想的大議論，送他一個諢名，叫做孫大炮。威爾遜總統的平和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我們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在這裡，陳獨秀是用“孫大炮”形容孫的理想主義。
1926年，張友漁曾甚至撰文為“孫大炮”這個綽號辯護，說“今日的中國，實嫌放大炮的人太少了。無論在思想上，政治上，社會上，都有許多洗不盡、掃不完的垃圾，非用大炮轟去不可，大炮之名，又何必避呢？”“故孫中山被稱為大炮，適足見他的偉大，放冷箭的人們，可以休矣！”⑦在這裡，“孫大炮”被視為了一種讚美。
其實孫中山本人對於“孫大炮”這個綽號，也並不十分在意。有一次，他在演講開始時，特意說：“廣州有很多人叫我做‘孫大炮’，好吧，現在我就要開大炮了”。1922年，陳炯明發動兵變后，孫中山發表演說時，也提到：“人說我孫中山車大炮，但這回大炮更是利害，不是用實心彈，乃用開花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營陳家軍變為泥粉。”⑧
胡適：中山先生所受最大冤枉，就是被指為理想家，不是實行家
·在革命理想方面，孫中山畢生都在身體力行，努力要去實踐自己放過的炮
孫中山讓人覺得是“車大炮”，處事過於樂觀，常常超出普通人的理解，是一個重要原因。如1918年，早先對復辟態度曖昧的徐世昌當選北洋政府大總統，孫中山對參與非常國會的議員丁超五說：“我們要打倒徐世昌。”丁超五謹慎地回答：“我們沒有這個力量，不應當說這個話。說了要招人之忌，遭到反擊。”孫中山不以為然，反問說：“難道我們連說話的勇氣全沒了么？”丁超五後來頗為感慨地回憶，“先生被有些人譏誚為‘孫大炮’，其實，他是正氣充沛，敢於表達自己的見解。”⑨
事實上，孫中山畢生，都在身體力行地去實踐自己放過的炮。自1894年創立檀香山興中會開始，至1911年黃花崗起義，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前後發動了10次起義。1910年芝加哥華僑覺得推翻滿清是不現實的，期望穿着從保皇黨那裡獲得的官階、官服，以後回鄉光宗耀祖。誰知道沒有兩年，清廷就倒台了，“車大炮”成了真。民國建立后，孫中山為實現共和理想，在十幾年間，發動“二次革命”，興兵討袁，兩次領導護法運動，三次在廣東建立軍政府。孫中山晚年所心繫的北伐，也在其去世后不久，獲得成功，使中國統一在國民政府名下。
·至於孫中山最為人詬病的“十萬英里鐵路計劃”，其實也沒有一般人所想象的那般離譜
孫中山的“十萬英里鐵路計劃”，是今人嘲笑其乃“孫大炮”的最重要的史料依據。常見的意見有二：1、孫在民國初年提出的“十萬英里”這一數字太過浮誇，須知，至1950年，全國鐵路通車總里程尚只有22238公里。至2015年初，中國鐵路總里程才突破11.2萬公里。2、孫刊登在《建國方略》中的鐵路規劃圖，“與其說是鐵路規劃，還不如說是各大中城市之間的連線遊戲……相信施工人員看到那麼多筆直線路，上吊投河的心思都有了！”
孫的鐵路計劃之里程，有兩個重要數據。一是1912-1913年間，孫多次對外宣傳“我十年之內必能為中國造二十萬里鐵道”、“期限十年，壯二十萬里之聲勢，活四百兆人民之命脈”。二是1919年在《建國方略》中所設想的“若以此十萬英里之鐵路，在十年內建築之，機關車與客貨車之需要，必當大增”——據孫的描述，其設計的鐵路系統，合計7.6萬英里，但因“多數幹線當設雙軌，故合數計劃路線計之，至少當有10萬英里。”
不管是“二十萬里”，還是“十萬英里”，日後中國鐵路的發展速度都遠沒有達到孫的期望。從這個角度來看，孫被稱為“孫大炮”，似乎也是無可厚非的。不過，值得指出的一點是：孫當年特別參考了美國鐵路的發展史——譬如，孫曾聲稱“如美國現有鐵道二十餘萬哩，合諸中華里數，則有七十萬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國。中華之地五倍於美，苟能造鐵道三百五十萬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強國。”——考慮到美國在1880-1890年間，所建造的鐵路確實超過了二十萬里，而孫又一再強調自己的建設計劃的核心，旨在通過出讓一定年限的經營權，引入美國資本、法國資本乃至日本資本來為中國修築鐵路，則所謂十年建造“二十萬里”、“十萬英里”的鐵路，雖然不太現實，卻也還算不上非常離譜。
至於孫所設計的“鐵道線路規劃圖”，倒確實存在着非常多不專業的地方。端納曾陪伴孫做過一次北方鐵路考察之旅。他親眼見到孫坐在列車裡繪製線路圖，“小小的鐵路建設者坐在他的地圖前，在一處標上一條新線，把這條線取直，又把那條線取直。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夢想中，沉浸在那種使你脈搏跳動、血液沸騰的夢想中。最後所有的省會都被幹線連起來了，所有專區城市都用小線連起來，在各個方向還有分支，就象大榕樹一樣，這是一個令人驚奇的製作。”端納也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他認為孫在畫線時並沒有考慮到懸崖或峽谷、山嶺或冰川、森林或沙漠，河流或湖泊——“博士，那條繞過西藏的鐵路永遠也沒法建成。你可以用毛筆和墨水來建，僅此而已。你的線路要經過的一些通道有18000英尺高。”
但孫中山繪製的畢竟只是一張粗糙的示意圖，而不是精確的線路施工圖。對示意圖裡的“直線”，似不宜苛責過多。
最後，關於“孫大炮”這段歷史公案，不妨以胡適對孫的評價作結：
“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真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的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裡說‘專尚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只可說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真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最大的建國方略。但是大多數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聽見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就矇著耳朵逃走，說‘我們是不尚空談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這個虧。不是吃他的理想的虧，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認作空談的虧，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實行，全是為了這個緣故。”⑩
註釋
斌林：《關於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在美國芝加哥活動的回憶》，《廣東文史資料（第25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8頁；②胡適：《知難，行亦不易》，朱正編選《胡適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36頁；③朱蘊山：《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追憶宋玉琳與韓蓍伯》，《朱蘊山詩文集》，團結出版社2008年，第113頁；《總理遺囑的意義》，朱燕平編《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文獻類編1927—1949》，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4頁；④張國淦：《孫中山與袁世凱的鬥爭》，劉萍、李學通主編《辛亥革命資料選編（第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316頁；⑤方鼎英：《譚延闓的湘軍及其與孫中山的關係》，《廣東文史資料精編（上）》第1卷，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68、469頁；⑥張朋園等記錄《袁同疇先生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80頁；⑦張友漁：《革命黨與大炮》，《張友漁文選（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頁；⑧段雲章、沈曉敏編著：《孫文與陳烔明史事編年》，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0、531頁；⑨丁超五：《護法時期追隨中山先生瑣記》，《文史資料選輯（第103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74、75頁；⑩胡適，《〈孫文學說〉之內容及評論》，刊於1919年7月20日《每周評論》第31號。
2016-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