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用了“也不知有多少人”，即“有很多”之意，可事實上恐怕是“很多很多”，數不過來的多。即使從我們今天在網絡包括某些紙質上所能看到無數參加革命者在取得革命勝利后所受到的委屈、磨難乃至慘死，也能想到有多少當年的革命者在將要走向另一個世界前後悔，後悔不該跟着中共“幹革命”，不該“走上革命道路”，甚至當年不該起義投誠。像潘漢年、孫維世、吳含、楊憲益，更不說傅作義長女傅冬菊、蔣介石幕僚陳布雷小女陳璉這些“地下工作者”了，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詞作者公木、起義的國民黨雲南省主席龍雲，借用韋君宜的話說，“（受冤屈或被打成右派的）名人太多，舉都舉不過來”，你很難說他們沒有後悔走上中共的所謂“革命道路”，只是沒有公開表達出來而已。
“文革一開始，《少年先鋒隊隊歌》1949版的曲作者、已成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被唱着他的歌長大的紅衛兵們折磨得形同鬼魅，頭上帶着高帽子，身上沾着大字報，手裡拿着破臉盆，一邊走一邊敲……幾生幾死之後，這位忠心耿耿追隨革命的藝術家，終於冒死渡海潛入香港，最後逃到了他曾詛咒千百遍的美國，成為文革開始后第一樁名人叛逃大案。”（引自胡發雲《百年紅歌漫談》）
可見，一些革命者，一些共產主義信仰者，用他們的行動證明後悔當年不該跟着中共走上所謂“革命道路”。2017，乃中共打右派六十周年，按理，這是多麼應該紀念和反思的年份哦，可現在眼看就這麼無聲無息地過去。哪怕只從這一件事即可證明，中共是一個不懂反思不會認錯更不會道歉的統治集團。在打右派運動中，韋君宜就對黃秋耘說：“如果在‘一二·九’的時候我知道是這樣，我是不會來的。”（《思痛錄》增訂版45頁）就這一句話，包含了多少委屈、痛苦以及深深地後悔。
2017年已至尾聲。
近幾個月情緒壞到極點，可說是有生以來最壞的一段時間，感覺精神上隨時都有崩潰的可能，這才導致半年多前就說要做的下面這則短文一直拖到現在。
2017年，是原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在“一二·九”運動時參加中共而晚年做了深刻反思的韋君宜誕辰一百周年（1917年10月26日）、去世十五周年（2002年1月26日）。在她去世前幾經周折，出版了她留給這個世界更是留給中國人的一本不可替代的著作《思痛錄》。之所以稱之為不可替代，不單是因為她那難能可貴的反思勇氣，還在於這是從她個人親身經歷和感受做出的反思，故無人能替代。作者的同代人唐達成對此人此書就這樣評價道：“我覺得她一直背負着一個精神的十字架。她為什麼支撐病體頑強把《思痛錄》寫下來？她認為，這些教訓太深刻了，太驚人了，太荒謬了！不寫下來，良心不得安寧，她背上的十字架放不下來。她的《思痛錄》，就是這麼直面歷史，直面人生，思考我們的歷史教訓，這也是很有膽識的，也是她晚年重要的一部書。最近幾年文藝界沒有一本書超過《思痛錄》。”
當時是二十世紀末，離八九六四不過十年，作者的這種深刻反思，讓一些人看了還很扎眼，因此她的兒女親家、著名雜文家牧惠（本名林文山）先生找了多家出版社，后又“經多位有識之士努力推動”，最終才得以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算是幫作者在去世前完成一個心愿。
2012年作者去世十周年，作者生前所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大約不滿先前那個簡本，而那時又尚未像現在這樣“形勢嚴峻”，於是也就又出版了《思痛錄》增訂紀念版，字數增加了近一倍，可以算作“全本”。
現在轉眼又是五年多過去，想想，不知能不能說也是天意，且不說先前那個簡本，就是後來這個增訂版如果不是在五年多前，而是在五年多后的今天，你在大陸還能找得到出版社嗎？即使是作者生前工作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也還會有領導敢於拍板排版嗎？現在雖已進入信息和智能時代，但也還是有不少疑惑困擾着人類，對於有些現象，依然要像原始人一樣，只能用“天意”來解釋——是天意讓作者這本對中共歷史進行深刻反思的回憶文字在新的更加獨裁專制時代到來前出版！
本人之所以到了歲末年終仍然不忘做這則文字，是因為不單在讀《思痛錄》增訂版時感受到作者的大徹大悟，認為中共還是要“下決心民主”，因為即使是“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遠勝於最高明的獨裁”（見《思痛錄》增訂版“結語”一文），還有不能忘記也不能釋懷的是也不知有多少革命者受到莫大冤屈，遭受自己人帶給他們的多少磨難，因而後悔走上所謂革命道路。當然，不可否認，有不少人起先跟着中共革命，遭受冤屈后感到困惑，後來“解放”了或叫平反了，甚至又起用了，於是又繼續信仰起來，直至了結餘生，其中就包括作者韋君宜的丈夫楊述。不過，本文主要談後悔。
大半個世紀后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近七十年前參加中共，跟着“鬧革命”者以及那些革命者的家人“後悔走上革命道路”的文字。前陣子互聯網上有篇署名介子平發表的《茶已涼》，文中提到傅作義長女傅冬菊、陳布雷小女陳鏈，她們都是明裡暗裡跟着中共“走上革命道路”，可誰能說她們後來沒有後悔走上這條路呢？
文中有幾個細節，估計傅冬菊後來每每想起都會做噩夢：1941年，傅作義長女傅冬菊在重慶南開中學加入中共外圍組織，1948年奉中共密令回北平看望父親。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過設在天津黃家花園的華北剿總辦事處，將傅作義的大量軍事情報秘傳中共，使這位軍事天才的戰場行動屢屢受挫。正是通過她，中共根據取得的傅作義兵力部署、戰略意圖等，適時掌握戰機，令東北野戰軍提前入關，將傅作義所率部隊抑困華北。傅作義被困其間，其“經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頭撞牆，咬火柴頭想自殺”，而此時，冷眼旁觀的寶貝女兒不但無動於衷、毫無罪惡感，且反而促其父親趕緊投降。秘密和談階段，她更是將父親每天的言談、神態、情緒變化等等細節記錄後上報組織。中共利用傅冬菊提供的情報，始終掌握着和談主動權。單純女子，未諳世態，懷抱所謂信念，接受組織考驗，無條件地絕對服從。傅冬菊被認為是平津戰役期間，最有價值的間諜。
然而，到了“文革”期間，傅冬菊作為“階級異己分子”遭受殘酷批鬥。期間，傅冬菊帶着孩子探望父親，傅作義沉默良久道：“從今往後，你不要再來了。”傅冬菊晚景凄涼，病困交加，當年平津戰役時指使她的那些人，早已身居高位，卻也形同陌路，未有一人肯為之出面說話，直至臨終也不見誰來探視。1984年，人民日報記者金鳳曾對其言：“傅將軍的一生是很值得寫的……”她隨即打斷之：“茶已涼了，要不要我給你沖點熱水。”
而蔣介石幕僚陳佈雷的小女陳璉，於重慶國立二中上學時，被中共發展為地下黨員。1947年，熱戀多年新婚不久的袁永熙陳璉夫婦，因秘密電台被捕，又因陳佈雷的關係被釋放。此事非同小可，甚至驚動了蔣介石，蔣命令陳“嚴加管教”之。自尊心極強的陳佈雷，頓覺顏面丟盡，不久自殺身亡。到了“反右”時，袁永熙打成右派，陳璉成“右派家屬”，子女成“右派子女”，為此她感慨道：“革命是多麼殘酷啊！同志一轉眼間會被當作敵人！”於是她毅然選擇了離婚絕路。“文革”爆發，陳璉即被定性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竭盡侮辱。1967年11月19日，她自上海泰興路華東局宿舍11層縱身跳下，竟也選擇了自殺的方式謝幕。
其實，不只是在1949年後，即使中共獲得政權前，就已經有無數革命者後悔走上這個道路，而且有人當年就已控訴。儘管在其他回憶錄中我們已看到不少“革命吃掉自己的孩子”的現象，可韋君宜的《思痛錄》畢竟是她個人經歷，這樣，就讓我們更多地看到中共歷史是怎樣一種“豐富”的“革命歷程”。
《思痛錄》中有一章題目叫《“搶救失足者”》，即使今天讀來，讀者也能感受到當年的慘烈：四川省委書記鄒鳳平被迫自殺，魯藝有一位藝術家全家自焚。有一時間段，彷彿延安到處是“特務”。韋君宜女兒楊團在《〈思痛錄〉成書始末》一文中回憶：“父母告訴我：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就有過那麼一次，毛主席說特務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結果成千的忠實的共產黨員都被打成特務。凡是從敵占區來又坐過敵人監獄的，無一例外都是被敵人派進來的‘紅旗’特務。”當時甚至還發明了一個帽子，叫“不自覺的特務”，把那些實在無“毛病”可挑的青年都歸入此類，甚至明知被審訊者不是“特務”，審訊者也會編造口供送上去。大約也正是這種荒謬之極的現象，讓一些天真純潔的革命青年受不了了，特別是一些背叛富人家庭跑到延安的青年更是後悔不已。
有一個叫吳英的，是從天津跟韋君宜一起出來幹革命，在延安見到韋君宜后，說起她在延安行政學院被禁閉，連上廁所都要排隊出來才行，說著說著，她忽然說：“我那時想起來就埋怨你，你不該帶我到這裡來，早知這樣，我也決不會來。”（17頁）這讓韋君宜感到很難堪，“實在使我這個‘先覺分子’無言以對”。
還有一個叫丁汾的女孩子，是外來知識青年，當時在綏德擔任區長，搶救運動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務，理由是她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專員。後來在案子甄別平反之後，韋君宜去參加平反大會，只聽她站在台上哭訴當時受冤屈的心理狀態，她竟然說道：“我真後悔當時為什麼要背叛我的家庭出來革命！我真應該跟着我的父親跑的。當時我就想過，如果能再見到我的父親，我就要對他說：把這些冤枉我的人都殺掉吧。”（17頁）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受了天大冤屈，又是在那樣一種環境下，她絕沒有如此說話的勇氣。當時一定是豁出去了。
韋君宜說她當時聽了這個叫丁汾的講的這些話，使她膽戰心驚，如冷水澆頭，“我倒是不怕她來殺我，殺共產黨，我知道她雖然說得狠，其實不會那樣做的。我們誰也不會那樣做。”作者氣的是中共當時“這樣‘為叢驅雀’，硬把她驅趕到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這樣驚人的坦率，把心裡動過的這些念頭都公然在大會上說出來，這得了嗎？光為這句話，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來的啊！即使今天不捕，這筆賬記上，以後遇上‘運動’隨時都可以要她的命！”（18頁）作者這樣講，一點也不誇張。如果這個叫丁汾的女革命者能活到文革，如果人們又知道她當年曾說過那樣幾句話，即使不死，也要脫層皮。
當自己讀到這些，就在想，“早知今日”，也不知有多少人不會背叛自己的家庭，更不會加入中共不會“奔赴延安”，而沒有這眾多熱血青年的加入，中共是否還能取得最後勝利獲取政權，可就是未知數了。特別是從書中記述來看，那些年早就把人心搞亂搞壞了，而且1949年後非但沒有真正“收拾人心”，反而一直把人心往邪路上引，這才是這個國家至今還在這個邪惡的社會裡打轉轉的緣故。
作者之所以將書取名為《思痛錄》，想來，正說明作者的痛，鑽心的痛。而通讀增訂版，也可以一次又一次看到作者的痛里包含着後悔，深深地後悔。
在說韋君宜的“後悔”之前，不能不提到韋君宜的丈夫，可以說韋君宜的丈夫楊述事實上到死都不能算是一個覺悟者。《思痛錄》增訂版中《思痛補錄》收有韋君宜兩篇悼念丈夫的文章，一篇《蠟炬成灰——痛悼楊述》，另一篇題目叫《當代人的悲劇》。在前一篇悼念丈夫的文章中，作者告訴我們楊述不僅自己愚忠，還把整個家庭都獻給了中共，然而受到的卻是無情的侮辱和冤屈。儘管如此，在組織給他做結論之前，他的腦血栓也已發作過四次之多，可“他不能忍受的是他心目中最要緊的黨不承認他是黨員”。從文革開始到結束后，楊述寫了五十多份申訴書，苦苦熬了十二年，把身體也拖垮了，卻仍“總覺得黨是個最神聖的徽號，代表着人類的希望和理想。”對楊述而言，能否在黨內，這決不能不認真，“他這種無效的認真努力常使人覺得可憐”。好容易熬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問題得到解決，恢復了組織生活，他高興得寫了一首詩：“十一月里風光好，歲月蹉跎人未老。回首夜來風雨聲，名花淪落知多少？”其實這時離他去世只有一年多的時間，他卻連“老”都不承認。“在死前一年半，人已經走不動之後，還由孩子扶着去聽報告”。難怪就連深愛着他的妻子在深情悼念文章要結尾處也忍不住寫道：“我一直覺得他的案子太冤枉，他這個人又實在太迂。”
當然，在韋君宜看來，他的丈夫楊述最終還是“對於自己這宗教式的信仰發生疑問”，只“可惜他並沒有來得及完成這個自我解剖的過程，是懷着這些疑問死去的。我相信，如果他再活幾年，他會對自己看得更清楚些。”（《當代人的悲劇》）
現在想想，這個組織不就是在一大群像楊述這種所謂“有堅定信仰”的人維繫着一直走到今天的嗎？如果反右派運動或是文革之後，跟着中共“鬧革命”的人都覺悟了，至少都像韋君宜這樣覺悟了，這個組織還能支撐到現在嗎？
作者怎麼也沒想到，熬到有自己參加的中共革命最終取得勝利獲得政權后，這些革命者包括對中共作出巨大貢獻的傅作義的女兒以及陣佈雷的女兒仍不得安生，仍然讓她們感到痛苦不堪，甚至痛不欲生。大約也像那個叫丁汾的女孩子一樣，當這種痛苦不堪到極點時，是難免要流露甚至要發泄的。
反右派運動讓韋君宜再一次感到困惑，後悔之情溢於言表。在反右派運動中，韋君宜曾對黃秋耘說：“如果在‘一二·九’的時候我知道是這樣，我是不會來的。”特別是當她看到反右派運動中一些極其醜陋的人和事，她“心裡的痛苦達到最深度”：“我從少年起立志參加革命，立志變革舊世界，難道是為了這個？為了出賣人格以求取自己的‘過關’？如果這樣，我何必在這個地方掙這點嗟來食？我不會聽從父母之命遠遊美國，去當美籍華人學者？參加革命之後，竟使我時時面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這使我對於‘革命’的傷心遠過於為個人命運的傷心。”
這幾句話足以表明韋君宜對參加中共革命的後悔，對中共政權的失望。韋君宜不就是又一個吳英又一個丁汾嗎？她所說的這些話，與當年吳英和丁汾所講的那些話難道不是一個意思嗎？如果真要說有差別，也只是前面兩位說那些話是在中共取得政權前，而韋君宜是在中共獲得政權后。想一想，在中共內部，連是否要做一個正直的人，也需要選擇，這讓任何一個正常的人都很難理解。
還有本文開頭提到的楊憲益，是著名翻譯家，他“其實是一個上層富家子弟，卻充滿了叛逆的性格，真心嚮往革命。……他從事秘密的反蔣活動，向中共提供情報，還曾經要求去延安，但是未能成行。1949年以後，他熱情地擁護新政權”（引自《他們不可能摧毀所有的高貴——翻譯家楊憲益禮讚》）。楊憲益娶了一位同樣有學識的英國姑娘戴乃迭（戴乃迭是她中文名字，她的英文名字：Gladys Margaret Tayler）。中共剛獲得政權時讓其在南京一所大學教書。夫婦倆都是那麼相信中共所宣傳的東西，尤其是楊憲益的妻子，無論英國的父母親戚怎麼勸她不要過分相信中共那一套，她非但不聽，還總是表達自己“對人民政府的信任和尊敬”，並為“外國人民不明了中國的真實情況”“頗為遺憾”，拒絕英國父母親戚給她寄路費或生活用品。她“當時覺得總沒有什麼任何組織比國民黨更壞；因此當我家裡人寫信來問我是否需要路費以便回國的時候，我謝絕了”。她在英國的父親來信認為她不過是在“替共產黨宣傳”，甚至告誡她“也許有一天”會因此“感覺懊悔”；而她在英國的“有些親戚”也寫信問她“是否吃得飽，並表示可以給她郵寄食品等”（參見2011年第3期《新文學史料·戴乃迭短文兩則》）。戴乃迭去世后，楊的妹妹還在上海《文匯讀書周報》發表文章，要替祖國對她的嫂子說一聲：謝謝！因為她的嫂子即使在文革中被關進牢里，每餐接過窩頭菜湯，都不忘說一聲：謝謝！而楊憲益，也是一再相信中共，直到發生八九六四，憤然退黨。有人採訪周有光時，他說了下面幾句話，現在就容本人以這幾句話結束這篇用史實串成的文章，證明即使像楊憲益這種“堅定的信仰者”，最終也還是不能不對自己加入中共，走上革命道路打心眼裡後悔，並且是那麼決絕：“……他青年就傾向共產主義運動，所以他後來早期就參加共產黨，到後來他的意見也不對了，變成反革命，開除出黨。後來又改變了，四人幫打倒之後，後來又入黨，到最後他又脫黨。他也是‘兩頭真’，他的波浪比我們更大。”
需要補一句的是，這裡周有光說的是“脫黨”，而我在彭小明《中國共產黨的叛徒情結》這篇長文中看到說的是：“楊憲益在六四后憤然退黨”。我想，“脫黨”和“憤然退黨”，在詞意上應該有很大的不同吧。
2017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