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和彭德懷
文革死人，沒有最慘，只有更慘！
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死於1969年11月12日—13日之間。
其實早在1968年年中，劉已經隨時都有死亡的危險了。辦公廳的負責人對醫護人員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了，要讓他活着看到被開除出黨，給九大留活靶子。”
當然，這樣的命令又豈能是辦公廳的幾個馬崽所能下得了的。
你說老頭子心中究竟是怎樣一種想法？你心心念念要打倒的“頭號敵人”快要死了，你就讓他死不就得了嗎。他呢？早死早超生；你呢？他早死了你也定了心，也好再瞄準下一個敵人。從某種意義上講，你倆也是如今所說的“雙贏”了。再說，敵人一死，敵人不就徹底消滅了嗎？為什麼還非要讓他活到“九大”以後？他生不如死，你又有什麼愉快的呢？
劉少奇死時，妻子王光美已經身陷囹圄，兒女們自殺的自殺，坐牢的坐牢，沒死沒關的幾個也正在四處逃竄呢，只要有深山好藏，說不定也能變成“白毛女”。總之是沒有一個親人在身邊，真夠得上標準的八個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劉死前的幾個月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身邊的專案、警衛、醫護雖還不老少，可沒有一個能出於愛心給他“做衛生”。當然有的醫護人員的“愛心”也是有一點的，可又沒那個膽。亂雜毛般的頭髮一尺有餘，下頷斑斑血跡，渾身臭不可聞。護士圖省心，索性一件衣服也不給他穿。劉就這樣一絲不掛，光溜溜的，在一個秋夜的寒風中被裝進送屍車，塞進高爐里，旋即冒作了一縷輕煙。
這意境很“美麗”，不由得讓人想起徐志摩的那首美麗的詩，不過得改一改：
你輕輕走了，
正如你輕輕地來，
來時沒有三角褲，
走時也無人給你穿戴，
一片布帛也不給，
更何況什麼紅旗、鮮花與雲彩。
雖然劉少奇的地位是最高的，但他並不是最慘的。畢竟，他只挨過一兩次的批鬥、一兩次的打，而且還是在中南海。中南海的造反派畢竟也有點素養，也講點政策，打鬥不算很重的。
頭號大軍閥彭德懷死得比他慘。
彭德懷元帥自從1966年12月13日凌晨被北航紅旗從成都劫走，直至1974年11月29日命歸黃泉，這期間他被批鬥了多少次？已經沒人能夠說得清。什麼飛機式、掛牌子、戴高帽、拳打腳踢，剩粥餿飯，所有這些“現代化”的“核武器”般的手段，他都在“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歲前後，統統地不止一次地嘗了個遍。而且，他有很長一段時間落在大學里的造反派手上，這些學生造反派花樣精多，“鬥爭性”強。僅北航紅旗那一次30多人的內部小型批鬥會，就將他打得前額淌血，遍體鱗傷。北航紅旗的頭頭，文革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韓愛晶，一個人稱“小諸葛”的白衣秀士，一個男人叫了女人名字的細長條子的大學生，親自坐陣指揮了這次批鬥會。據說韓愛晶本來也是不準備親自動手的，只是看着手下人打得痛快，心生癢手發癢，也走上前去打了彭德懷一記耳光。他的手下人看見他們的頭頭也動了“殺戒”，勢必上去打得越發地歡了。據說那次彭德懷被打翻在地七次，打斷筋骨兩根，究竟有幾次是在韓愛晶動手之前，又有幾次是在韓愛晶動手之後呢？至今也沒有人問這個問題。
又有一次，在北京衛戍區小禮堂批鬥會上，彭德懷已經被斗得精疲力竭、七葷八素的了，好不容易等來了十幾分鐘的“課間休息”，卻不料被時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的李鍾奇衝進來一拳打倒在地，還果真被踏上了一隻腳。李司令一隻腳踩在彭元帥的身上，一隻手叉着腰，一隻手伸出去兩尺遠，作紅衛兵般英武狀（這種造型，文革宣傳畫中比比皆是），大聲喊道：“彭德懷！你也有今天吶！”。軍區副政委王紫峰中將則把便紙簍當高帽子扣到了彭的頭上，對彭說：“你認識我嗎？我就是差點被你槍斃的人！”說著就朝彭左右開弓，狠命打耳光，像敲竹板般一樣清脆響亮。
彭德懷最終死於直腸癌，好歹死前進了醫院，就算是死在醫院裡的病床上。所以也就能稱之為“不幸因病醫治無效”了。
眾所公認，文革中死的文臣武將中，還得數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最慘，前後受審數百次，挨打無數次。專案組的人故意將麵條倒在樓梯上，逼迫許大將一邊爬樓梯，一邊舔麵條。每打一次，都要打得昏死過去，然後再由醫生將他弄醒了，接着再打。打人的人都有點技術，雖打得內傷累累，卻不見出血。人被打得站不住了，就將他按在椅上再打。有一次，一個粗壯漢子亮起中華傑出武功“飛毛腿”，一腿就將許連人帶椅踢翻，然後又把他揪將起來扔回椅子里再打，直打得許大將口中鮮血順着嘴角往外流。1969年5月23日，已報病危，專案組還將他拖下地向毛澤東的像請罪！三天後，許光達大將慘死在馬桶上！
這是說的元首、元勛們的死法，平民百姓的死法更慘。
張志新在獄中，無數次被輪姦，終於精神失常，用月經血蘸饅頭吃，押送刑場前又害怕她喊反革命口號，乾脆將她的喉管割了。
李九蓮刑前，也是怕她喊反動口號，將其下顎和舌頭用竹籤串了。在贛州西郊槍殺后，因無人收屍，拋屍荒野。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歹徒奸屍，挖去雙乳后從容逃離。這雙乳有什麼用呢？即使豐滿，也是血淋淋的，難道可供手淫？
鍾海源是李九蓮案的同案犯。押赴刑場前，用給牛馬注射的特大針管注射了三劑特種藥劑，行刑時對着非關鍵部位開了一槍，說是“刑畢”。人還活着，被爭分奪秒地送上了車篷里的簡易手術台，活腎被成功地移植給了一名高級軍官的兒子，據說那官崽子也不過多活了十來天。
李九蓮未婚，當然也沒孩子；鍾海源已婚，有一個三歲的孩子。
十八歲的黎蓮，如花似玉，可能連戀愛都沒有來得及談。她的死法與鍾海源異曲同工，也是被活體取腎的。但她沒有打針，也沒有用其它任何麻醉藥，只用手術刀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了一個巴掌大的口子——醫生手法圓活，沒幾下子，一個滴着殷紅鮮血的腎，就潑刺刺、潑刺刺地落在潔白的瓷盤上了——一個老幹部正等着呢。也不知道那個老王八又苟活了多少天？
劉少奇慘，彭德懷比劉少奇更慘，許光達又比彭德懷還要慘；
張志新慘，李九蓮比張志新更慘，黎蓮鍾海源比李九蓮還要慘。
苦不苦，想想長征兩萬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輩；痛不痛，想想大將與老總；慘不慘，比比黎蓮李九蓮。
還有沒有更慘的？當然有，有的是，斬草除根、斷子絕孫，就是另一種慘法。文革中全家死光光，滅門絕戶的也不知有多少家。
要問這是為什麼呀？中國人為什麼這樣慘？這樣慘？呼兒嗨喲！呼兒黑喲！
李九蓮、鍾海源被斃時，老人家死了一年多了，“四人幫”也早已打倒了，那時的中國大地唱：“交城的山呀交城的水，交城出了個華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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