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改變了他的命運

1950年代初，吳法憲在香山小憩。

《吳法憲回憶錄》全書80餘萬字，分上下兩卷。上卷從家世、參加紅軍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建設空軍，敘述的基調與官修史書基本吻合。下卷從1959年廬山會議寫到濟南保外就醫的晚年生活，重心是文革中的親身經歷，所述所憶不為官方定論所束，是全書史料價值的精華所在。作者很清楚這一點。他在全書的結尾寫到：十年動亂轉眼之間早已成為歷史，成為了人們所關注的學術問題。由於這一段歷史過於敏感，因而對這一段歷史資料進行了嚴格的控制，用所謂“宜粗不宜細”的原則來進行簡單的處理。這樣一來，這一段歷史，按照有些人的說法，像是一團謎一樣。我感到，當時的一些問題，並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於利害關係和實際需要，不想說清楚，或者不允許別人說清楚。

吳法憲的文革經歷，正好分為前後兩半。前一半處於權力中心，后一半則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使他淪為階下囚。在文革前五年和吳法憲同處中央領導層的當事人，今天全已作古。其中多半沒留下回憶錄，留下了回憶錄的是少數。吳法憲不但以自己的想法完成了回憶錄，而且公開出版了，這是十分難得的。

不論是研究黨史，還是研究文革，最大的難點，就在於權力核心不透明。對外公開的信息，和實際的政治操作，往往有很大的落差。如1965年12月，毛澤東、林彪決定在上海開小型會議批判時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連當時主掌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不知批羅的原因，反而要請吳法憲介紹從葉群那裡聽來的情況。這樣的格局，哪裡是局外人所能想到的？

1966年8月初，原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失勢。以後的五年，毛澤東實際上凌駕於三派人馬之上掌控政局，一個派系以林彪為代表，主要成員有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軍委辦事組成員；一個派系以周恩來為代表，包括一些國務院領導成員，經過1967年的“二月逆流”事件以後，留在領導層里的人已經不多，後來李先念回到領導層；一個派系以江青為代表，還有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員。

現在官方對文革的結論，以周恩來一派為正面，另外兩派為負面，並認定林彪、江青兩個集團是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關係。其原因不難理解。鄧小平因文革而被打倒，所以必須否定文革；林彪、江青因文革而地位上升，是毛澤東發動文革主要倚重的力量，所以要徹底否定。但是，林彪和江青兩個集團之間，在文革中到底是怎樣的關係？除了互相利用的一面，是否存在互相衝突的一面？如果存在互相衝突的一面，在哪些問題上發生了衝突，什麼原因導致了衝突？他們和毛澤東同樣倚重的周恩來等人是什麼關係，周恩來等領導人在林江之間的衝突中持什麼態度？這些問題有的為官史所迴避，有的有所涉及，語焉不詳。官方的結論，固然有利於當時的高層權力平衡，但有些重要問題難以得到圓滿的解釋。比如，1970年廬山會議發生的鬥爭，到底是怎麼鬥起來的？起因是什麼？毛澤東說“大有炸平廬山之勢”，到底是誰要炸誰？為什麼要炸？官方的史書按照毛澤東確定的基調，先是說陳伯達騙了二百多個中央委員，后又說林彪纂黨奪權。在吳法憲看來，目前流行的很多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描述是相當失真的，對他個人判決也是不能接受的。他的回憶錄向世人勾勒出另一幅高層政治鬥爭的圖景：在九大以後，中央內部主要是林彪一派和江青一派的對立和鬥爭。因為與江青不和，陳伯達投向林彪一派，周恩來、汪東興等也和林彪及黃、吳、李、邱站在一邊。作為身處旋渦中心的當事人，吳法憲以自己的視角詳細回憶了林彪、江青兩派衝突的來龍去脈，並且披露了大量不為人知的高層鬥爭細節。

比如，1967年2月，中央文革插手軍隊事務，蕭華被抄家，林彪和江青當面發生衝突。2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家中訓斥，經葉群斡旋，才下了台階。吳法憲認為，“這次林彪與江青大鬧，撕開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說是種下了分裂的種子。”“雙方的矛盾和鬥爭一直延續到‘九大’，延續到廬山會議，延續到‘九一三’林彪的終結。”

又比如，九大以後，江青和姚文元借批註車爾尼雪夫斯基一篇關於文藝復興的文章，影射批判林彪講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了多次，不僅為林彪一派所反對，也為周恩來一派所反對。周恩來甚至對江青發了脾氣。

廬山會議的導火線是稱天才問題。據吳法憲講述，最初是1971年8月14日他和康生、張春橋在憲法修改小組發生的爭執：

在討論要不要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康生又提出不設，而我堅持要設國家主席，最後爭執不下，康生說：“那就各自保留意見吧，以後交政治局討論。”這個問題就這樣放下了。當討論到國家機構的問題時，我說國務院的這一章應該寫上：“毛澤東思想是國務院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句話。但康生和張春橋一起反對我。他們說：“再寫上重複，毛主席也不同意寫。”其實當時他們的意見應該是對的，可張春橋當時說的幾句話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話是：“有人口口聲聲馬列主義到處都掛。”我想這完全是衝著我來的，沒想到他接着又說：“到處堆砌毛澤東思想，並不是馬列主義，有人口口聲聲說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連赫魯曉夫都是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呢。這簡直是一種諷刺。”當時我認為，張春橋的話是衝著林彪《〈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來的，我就說：“張春橋，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是指誰說的？請你解釋清楚。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誰提出來的？你這句話過分了吧，你這是在諷刺林副主席吧？你張春橋這裡不寫毛澤東思想，那裡不寫毛澤東思想，倒是你捍衛馬列主義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寫毛澤東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說赫魯曉夫天才地發展了馬列主義，你口口聲聲赫魯曉夫，你指的是誰？”

會議不歡而散。會後，吳法憲分別取得了陳伯達、周恩來、黃永勝、林彪的支持。這才有1970年8月23日林彪不點名批評張春橋的講話。而且，吳法憲還轉述了葉群的說法，林彪在講話前徵求了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表示，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

張春橋敢於主張在憲法中去掉三個副詞，估計他早已知道毛澤東在九大的黨章上圈掉了三個副詞。而吳法憲不知道這個情況，所以認為這是向林彪發難。林彪的講話讓他出了一口氣，於是想擴戰果，要求全會改變議程，分組討論林彪講話。此前林彪打擊的矛頭指向羅瑞卿、陸定一、賀龍的時候，他得到過毛澤東的支持。但江青和毛澤東是一家人，這次觸動江青和她的親信，就超出了毛澤東可接受的限度。毛澤東最不能容忍的是，許多中委跟着林彪一擁而上。稱不稱天才的爭執其實只是表面現象，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權旁落。於是，毛澤東寫出《我的一點意見》，從打擊陳伯達入手，摻沙子，扔石頭，挖牆腳，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徹底摧垮了林彪一派。

讀了這本回憶錄，籠罩在廬山上的歷史雲霧，給人以豁然開朗之感。

本書是作者在沒有條件查閱檔案的情況下完成的個人回憶錄，不可避免，存在某些記憶差錯。但通讀此書，感到作者主觀上確有求真之意。他聲明不虛構，不造假，不粉飾，不分析，不作結論。既不掩飾自己的過失和錯誤，也絕不違心地去承認那些無中生有的東西。他確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曾經擔任過中共要員的歷史當事人，撰寫的回憶錄的可分兩種情況。一種是身居高位，退位后仍然受優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當事人，他們寫作回憶錄仍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有專人或者專門的班子協助，有權查閱檔案，但所有的材料只能按照中央決議的既定結論來組織和取捨。避諱和掩飾相當普遍。有的回憶錄能在某些問題上說出被掩蓋的歷史真相，己屬難得。另一種就是像吳法憲這樣，早已從政治高位上跌落下來，成為政壇鬥爭的失敗者，寫作回憶錄純屬個人行為，沒有機會查閱檔案，但一心想給世人留下自己的歷史見證。兩種回憶錄，哪一種史料價值更高？答案不言而喻，當然是後者。過去常有人說，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但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受到史家重視的不是哪些官方投入人才財力精心出版的高官回憶錄，反而是吳法憲這些政壇失敗者個人撰寫的回憶錄。對於這些政治上的失敗者而言，他們除了說出內心保存的記憶之外，已經沒有其他的資本。況且，他們寫作時雖然已非戴罪之身，實際上還受到某種控制。如果刻意造假，無中生有，輿論對他們十分不利。另一方面，由於多年接受審查，一些細節曾經反覆交待，所以記得十分清楚。這些回憶錄以其獨特的史料價值，受到史家的特別重視，是一點也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