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天災頻仍，為應付災荒、防止災民流離失所，早在公元前的西周時代，便形成了一套系統性的賑災制度，叫做“荒政”，由十二項政策構成：散利（發放救濟物資）、薄征（減免賦稅）；緩刑（暫緩刑罰）；弛力（放寬力役）；舍禁（開禁山澤資源）；去幾（停徵關市之稅）；眚禮（減省吉禮）；殺哀（減省凶禮）；蕃樂（停止娛樂）；多婚（鼓勵婚育）；索鬼神（向神靈祈禱）；除盜賊。
到了十一至十三世紀的宋王朝，由於恰好橫跨了兩個氣候溫暖期，中間還夾着一個寒冷期，氣候變化頻繁，導致自然災害的出現也更加密集，兩宋三百餘年，單就史有記錄的水災，便有600多次，其中浙江一帶發生了130多次，是水患最厲害的地方。宋朝的荒政也因此更加完備，中國第一部救荒專書《救荒活民書》，便誕生在南宋。
宋代比較有現代氣息的賑災模式，表現為市場邏輯的崛起，政府有意識地運用市場機制賑濟災民，這其中的佼佼者，當推北宋名臣范仲淹與趙抃。
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皇祐二年（1050年），兩浙路發生災荒，“吳中大飢，殍殣枕路”，當時范仲淹為杭州知州，兼負責浙西一帶的賑災。范仲淹除了給饑民“發粟”之外，見“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便“縱民競渡”，鼓勵民間多辦些賽龍舟活動，鼓勵居民出遊觀看比賽。他自己則每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又叫來杭州的“諸佛寺主首”，告訴他們：“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諸寺主首覺得有道理，於是大興土木，雇傭了許多工人。杭州政府也大舉興建“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
范仲淹的做法很快引起監察系統的注意，浙西路的監司彈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這也說明當時的監察系統反應靈敏、運作正常，如果無人出來彈劾，那才不正常）。范仲淹坦然處之。朝廷派人一調查，發現范仲淹之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范公的舉措，恰好暗合了凱恩斯的理論，即通過擴大投資與鼓勵消費來拉動經濟，從而惠及民生。當時杭州的“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這無數人，都因為范仲淹施行的“凱恩斯經濟刺激政策”，而不致失業、淪為流民。那一年，“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沈括讚揚說，此皆“先生之美澤也”。
二十年後的熙寧八年（1075年），兩浙路又有災荒，“米價踴貴，飢死者相望”。諸州政府為平抑糧價，皆在“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米價雖然控制住了，但市場上卻沒有多少米可以出售。當時在越州（今紹興）任太守的趙抃，則反其道而行之，命人貼出公告，宣布政府不抑糧價，有多餘糧食之人儘管“增價糶之”，想賣多少價錢就賣多少價錢。如此一來，各地米商見有利可圖，紛紛運米前往越州，很快越州的商品糧供應充足，米價也跌了下來。
這則故事記錄在明代馮夢龍編撰的《智囊全集》中。馮夢龍講完故事後評論說：“大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趙抃）真曉人也。”而對“禁人增米價”的政府行為，馮夢龍則諷刺道，“俗吏往往如此。”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趙抃比俗吏的高明之處，是他不迷信政府權力的“看得見的腳”（行政命令），而更相信市場的“看不見的手”，正好暗合了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
當然，趙抃的賑災方式能夠收到立竿見影之效，也應歸功於宋代已經形成了比較發達的商品糧市場網絡。宋人葉適說，湖南“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余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販糶，以規厚利。”《清明上河圖》就畫了多條停泊在汴河上的漕船，那都是從南方運糧前來京師的。這些漕船看起來不像是官船（因為不見官兵押運），而是私人船隻，可見當時民間市場化的漕運是相當發達的。
二十五年前范仲淹在杭州賑災時，已經巧妙地運用了“看不見的手”，當時杭州米價升至120文每斗，范仲淹貼出榜文，稱以每斗180文收購糧食，“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后，且慮後者繼來。米既輻湊，價亦隨減”。值得指出的是，並非只有范趙二公有此智慧，而是越來越多的宋人都已發現了“看不見的手”的力量，南宋人董煟在他的《救荒活民書》中便明明白白地提出“不抑價”的賑災主張：“惟不抑價，非惟舟車輻湊，而上戶亦恐后時，爭先發廩，米價亦自低矣。”董煟曾經看到，有一些地方，“上司指揮不得妄増米價”，“本欲存恤細民”，卻“不知四境之外米價差高”，牙儈暗暗增價收購本地之米，轉往他州，導致荒情加劇。好事辦出了壞事。
趙忭在越州賑災，也使用過范仲淹的“凱恩斯政策”，“僦（雇傭）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佣與錢，又與粟再倍之”。不管是依靠自由市場的機制來置配賑災的資源，還是利用凱恩斯手段刺激經濟，這一右一左的政策，當時都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想來，不能不佩服古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