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准全家照
[編著註：顧准1934年與汪璧結婚，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9年5月隨軍回到上海，曾擔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1952年的“三反”運動，顧准受到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
1957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
1965年再被劃為“極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4月，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而自殺。]
1974年12月3日，零時過後不久，顧准在風雪夜去世。寫這篇文章，了解他，紀念他，感謝他。
一
1952年，37歲的顧准被撤去上海市財政局長職務。
關於這次撤職，沒有檔案材料，只有一份當年2月29日新華社電訊稿的幾句話“顧准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屢經教育，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
人人穿黃布軍裝的年代，一個穿背帶褲，玳瑁眼鏡，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這個評語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歲在上海會計師事務所當學徒養活一大家子人，十五歲已經寫出中國會計業的最早期教育材之一，大家都承認，“整個大華東地區找不出他這樣有才幹的人”。
但是這個人“不服用”。
中財部曾有意調他，但他堅持留在上海“一入閣只是盆景，長不成喬木了”。不光不去，他還不同意上級“民主評議”的運動式徵稅的方法，認為應該按法律規定的稅率來征，不光不同意，還連續寫文章來論證誰對誰錯。
他被撤後曾有人為他申辯，一位領導說“顧准不聽話，不給他飯吃”。
撤職當天，他一句話不說在辦公室坐了一個晚上，他的秘書陪著他坐了整整一個通宵，沒有暖氣，腳都凍痛了……天亮之後，他“使勁推開了門，走了出去”。
一個人在盛年時由狂熱汲於嚴寒，是什麼心情？
有相似際遇的李慎之寫過“我覺得我的精神暫時是破裂了。舉一個例子，我現在絕對不能聽我所深愛的音樂，因為它會引起我無可忍受的混亂的反應，我覺得，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無邪的遐思，現在對我都是不相干的。一個人在能夠喜悅或者能夠悲哀以前，首先必須自以為是正直的，是誠實的，然而我卻不能”。
撤職沒有具體原因，顧准連檢查都不知道該怎麼寫，他想寫民主評議的事，被人叮囑“不要寫這個”，他連批判他的會議都沒權參加，市委簡報上的顧准檢查，是由他的繼任代寫的。
不聽話，不服用的結果，是被剝奪參與這個世界的權利。
那段時間裡他“別無一事……夜不能成寐，臥聽馬路上車聲雜沓，漸漸沉寂，到又有少數人聲的車輛開動的聲音時，也就是天色慾曉了。”
但他沒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懷疑，當然有激憤和悲挫，但從他的日記來看，從來沒有過靈魂深處的破裂，他的獨立性保持終身。
他只是要求複查撤職事，被駁回，答覆是六個字“此事已經解決”。
二
朱學勤曾經提過一個問題“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並不缺少道義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氣，卻沒有一個人像顧准走得那樣遠，挖得那樣深，何以如此？”
顧准並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幾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腦袋裡的樁子拔掉的過程，這也是他的可貴——因為這意味著這種路徑其實人人可為。
剛離開高位的時候，他的思想還比較正統，很典型的在體制中成長起來的人，認為自己命運的原因只不過是“遭人陷害”，沒想過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頭看自己身居高位時的傲慢之感，覺得好笑，說那時只是“小職員哲學”——徒有一點囫圇吞棗的報章雜誌的學識，卻“才子式的亂闖亂撞，碰到對的，就干一陣，碰不對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細密化，過去實在不夠”。
這好象也是賦閒的人常見的反思，並無特出之處。
一月之後，他找了幾本初等幾何，代數，微積分……開始學習數學，覺得在階級鬥爭和政治動向之外別有天地，他試圖沉浸在與人世無關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進中央黨校為止，全部業餘時間都用在數學上。
他受過西方經濟學的訓練，很容易上手，為數理中的邏輯感到狂喜，以至於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過他很快跨越對三角尺和圓規的單純迷戀，他說“邏輯只是工具，研究經濟一定要研究歷史。”
他開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國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這個大步跳出了當時扎在知識分子頭腦中的籬笆，正好又趕上中央黨校在學術上的黃金時期，書儘管有限，但他已經可以直接閱讀到凱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動手改譯資本論。
朱學勤說，後來那一代知識分子未能達到顧準的成就，是因為“知識大限以及邏輯乏力拖住了他們的腳步”。
知識讓人求實，邏輯讓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個疑問，那是一個會把人席捲而去的時代，他怎麼能在風暴中趴在地上緊緊扣住這兩顆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連氣息都不沾染？顧准後來說過，這一年的生活讓他養成‘讀史‘的習慣。這種習慣的好處就是“樣樣東西都要自己學著去判斷”。
習慣一旦生成，就會自動帶著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當一個人知道自己什麼都幹不了，也不存什麼經世致用的念頭時，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顧死活”的方式讀書，作筆記，下蠻力，用笨功夫，來解開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開始思考凱恩斯為資本主義開出的藥方是否會失效？
“我作過一個摘記，認為不會。”他說，“可是，（蘇共）二十次大會的報告不是這樣說法。這是說，我與他們（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喃喃自語“這糟糕不糟糕？”
但他無論如何在邏輯上不可能認同計劃經濟體制“目前這一套規律，是獨斷的，缺乏繼承性的，沒有邏輯上的嚴整性的”，他譴責史達林“以道德規範式的規律吹噓、粉飾太平的理論來描寫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理論體系，看來是註定要垮台的”。
幾天之後，在中央黨校的研討會上，他忍不住想把這想法拿出來說說，跟別人討論一下價值規律的作用，這個時候，中國的計劃經濟剛剛全面推行4年。
“這個題目，不必討論了吧”學員說。
他只好收起來了。
他已經看到了那條醒目的紅線，他在日記里規勸自己“可是不能繼續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頹唐之感，“過過家庭生活，滿足於幾間房子，積幾個錢買個收音機，老來準備結庵黃山拉倒了吧”
張愛玲看曹雪芹增刪十年的紀錄時感嘆“看到了天才的橫剖面”，我看顧准那兩年日記時也有這樣的感受。
從這橫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靈和頭腦並非天賦，它們是一步步變得強壯的。
7月3日，他終於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經寫起了，歷史上第一次寫東西沒有像這一次這樣費勁的……反覆改稿，都更加強調價值規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確地與一切經濟工作中都應該政治掛帥的指示相對立為止”。
他使勁推開了馬克思所說的“地獄與科學共用的大門”，這扇門一旦推開，從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猶豫。
推門而入時，他已經看到了未來會發生什麼，1964年，他翻譯熊彼得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裡面有一句話“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環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覺方法突然消失，……使我們面對誰都知道、可是誰都不願正視的各種毛骨悚然的事實……”
他精確地預言，“中國的政治空氣的大改變將從一年以後開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風雨，一定要躲過去”他寫道。
四
“觀察，而不是憤慨，可觀察與紀錄的就多。”他在日記里寫道。
他在河南商城勞動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鋤，有時只能雙膝跪在泥里，靠雙臂支撐著爬行，雙膝破損，臂膀全部紅腫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難拿筆。但他寫道“也只是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才有機會學習我國的農村經濟這門課”。
早已經沒有了在上海時穿背帶褲的習慣，他的新工作是撿糞，因為飢餓，糞越來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別人邊上，等著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糞，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撿起來”。
這樣每天15，6個小時的高強度勞動之後，他在日記里對自己有抱臂旁觀的總結“充裕建設中的勞力來源，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凡是這樣的隊伍，軍事化程度高，效率遠高於民工……政治掛帥就是用政治手段來實行經濟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勞動隊三餐只吃紅薯葉子，但在他眼裡“已經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紀錄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東西。他難以掩飾自己的卑微之感“人變得下流了”
“哀鴻遍野”的饑荒中，他已經沒有餘心再象1956年那樣為自己的命運感到激憤了，連感喟都沒有。他在日記里寫下所見的浮腫，死亡和人相食的慘劇。
他分析當中的歷史必然“旱與災二者之後，決心對地球宣戰，從歷史命運說，是有某種必然性……減少農村人口以改變餬口經濟的現狀，除此之外，寧有他途？”
我讀到這兒，以為他這種讓人心寒的冷靜是來自斯賓諾沙式的史觀“不讚美，不責難，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認識而已”
但是再翻後幾頁，他回憶到寫這一段時“心臟一陣陣絞痛”。
這句話象刺一樣扎了我一下。
可能是這瞬間，我理解了他——他認識世界的目的並非知識分子式的智力滿足，也不是為了“為芻堯獻”，更不是為了向誰證明自己是對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滅和重建，是為了這塊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
還有我們這樣的後代。
他當然有憤怒，他不迴避它，也不想裝扮成漠然的旁觀者，他只是從憤怒出發，向遠處走去了。
他為哀鴻遍野時卻努力求飽感到羞愧，但是，他說他要保存自己，“至少應該記下一個時代的歷史，給後代一個經驗教訓。”
“大聲說話，理應有此機會”，他寫道。
1060年1月，他用扁擔挑著行李回家，“從此一步步進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厲行上調，城市供應一定比較順利，可是這個農村哪！”
他再一次寫道“我禁不住一陣陣的心頭絞痛！！！”。
五
1960年之後，到他第二次被劃為右派為止，將近十年，他沒有日記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紀錄
從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監管開始為止，我（一）把書架上從前讀過的歷史書從頭復讀一遍，又讀了乾隆“御批”通鑑；（二）系統地讀了馬克思全集二十餘卷，《資本論》三卷，其他一些馬恩著作，以及手頭所有的和馬恩有關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兩項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張卡片；（三）系統地讀資產階級經濟學；（四）因為要了解他們說的究竟是什麼，需要補充數學知識，費四五個月時間，複習代數，讀微積分，讀線性代數，最後一項只開了一個頭；（五）過去有過經驗，翻譯是精讀的好方法。於是在讀了一批資產階級經濟學著作以後，著手翻譯喬安·羅賓遜的《經濟論文集》第二卷，和約翰·密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以及它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前者已全文譯完，後者譯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兩者合計，已成譯稿約四十萬字。1968年8月監督開始擱筆。
所以，紅衛兵讓寫罪行交代時，他在自己的大字報上只寫了兩個字“讀史”，貼在牆上。
紅衛兵讓他解釋，他說“最近什麼也沒做，只讀了些史書，只能這樣交代”。
事後他對張純音說“這是一個非常的歷史時期，冷眼旁觀這一切，只當是在讀史，看中國向何處去”
他並非刻意寧為玉碎，當初在勞動隊時，他在日記里也寫到過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節，笑靨迎人已達極度，困苦嫌惡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終有自己的底線，“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調人員要他寫材料說明某人過去和國民黨有瓜葛。顧准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對方當即打了他一個耳光。他乾脆把臉送過去。對方一連打了十幾個耳光之後，終於打不下去了。
與他一起下放的吳敬璉說“我也還清楚地記得在一次無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頭批判會‘上，他冒著雨點般襲來的拳頭高昂頭顱喊著‘我就是不服‘時的神態”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從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紅旗，我不反誰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潑污。
他從小就極倔強，老師在他作文上寫“貓屎狗屎，臭不可聞”，他當眾撕碎“既然臭不可聞，留它作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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