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出版的《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書，是原文革名人、毛澤東機要秘書謝靜宜所著。這本書的內容，是回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種種日常事務活動，之中，也披露了一些重要的文革歷史細節。現將書中這類細節的情況，摘要整理如下：
一、武漢“七·二○”事件的當天
1967年武漢“七·二○”事件的當天，“百萬雄師”的武鬥人員，頭戴柳條帽、手持長矛，乘汽車一輛接一輛的從毛澤東所住的東湖賓館大門口經過，有的還在門口停下來好久不動，不知是觀察什麼，還是別的原因，也不知他們是否知道毛澤東就住在這裡邊。大街上不時傳來槍聲，聽說送文件騎摩托車的同志的皮包還被打了一個眼。
從北京跟隨、並負責保衛毛澤東的丁鈞等人，躲在大門內的小竹林裡邊，透過竹林探望外面的動靜。只要外面的人不衝進來，沒有命令便誰也不能動。聽說夜裡已發現有人從東湖對岸，嘴裡系著小刀游過來了。
為了保密，汪東興正式對謝靜宜和樊一民（機要人員）交代：“手裡時刻拿着火柴，萬不得已時燒掉密碼，把密碼機從窗戶上沉入湖底。”大家都做好了一切準備。為了安全起見，領導讓包括攝影師舒世俊，與新華社的老賈、錢翮傑，手中都拿着一根木棒。
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最擔心的還是毛主席的安全。中央勸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勸主席快點離開武漢。而毛澤東照例辦公，看文件、讀書，毫不在意，並漫不經心的說“沒事，他們不會傷害我們，沒關係的。”直到深夜，周總理乘機到武漢，代表中央專門來勸毛澤東離開武漢去上海，毛澤東才同意了。
黎明前，從東湖去機場，路上很緊張，謝靜宜乘坐的機要車，緊跟毛澤東的車后，總參一位副參謀長坐在機要車的前位上，嘴裡不停的小聲說：“過了一關了，又過了一關了……”
天已大亮了，我們才乘機去上海。
二、“九·一三”後接待林立衡
1971年10月，一天下午，汪東興對請靜宜說：“總理交給你一個任務，讓你去接待林立衡。總理說你比較合適。現在林立衡還在北戴河，住在咱們警衛部隊那裡。總理指示，讓她和她丈夫回來住玉泉山。等她回來后，你去車站把他們接到玉泉山，已準備好了房子，由（8341部隊）劉釗副團長負責吃、住等一切事務。”
汪東興還說：“你的任務主要地給他們傳達中央文件，林彪逃跑摔死在溫都爾汗的事要告訴他們，讓她同她父母劃清界限就是了。”
從汪東興處出來后，謝靜宜即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毛澤東說：“這事我知道，是總理交給你的任務，我同意。”
毛澤東還對謝靜宜說：“你見了林豆豆，代我向她問好。她和她的父母是有區別的，父母是父母，子女是子女，父母的問題不應由子女來承擔。何況林豆豆是在她父母逃走之前就向中央報告了，她是有功的。”
謝靜宜在取得毛澤東的同意后，她又到人民大會堂將此事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對她說：“要不是林立衡向中央報告了，我們都不知道哇，連張洪（當時負責林彪警衛工作的中央警衛團副團長）聽林立衡一說，都不敢相信，以為林立衡有病，精神不正常呢。”周恩來說到這兒，哈哈笑起來。
周恩來接著說：“後來還是相信她了。儘管豆豆報告得遲了一些，但是她爸爸媽媽察覺以後倉促出逃，他們的機組人員沒有準備好，有的還沒有上去，人沒到齊，就起飛了，連個舷梯都來不及搬，用一個小梯子爬上了飛機，致使在溫都爾汗墜毀了”說到這裡，周恩來又笑了起來。
周恩來還說：“如果林立衡不報告，我們都不知道，不打電話問他們，他們可以從從容容的逃走，那事情就大了。”
周恩來繼續說：“林立衡不了解這裡的情況，她來了之後，也會懷疑中央會不會信任她呀，會對她怎麼樣啊？小謝，你去陪她一段好，中央派毛主席身邊的同志前去接待她，給她傳達中央文件，她還懷疑嗎？毛主席對她的問候、評價，就是最大的信任嘛！”
謝靜宜與中央警衛局辦公室主任吳建華一起，到北京火車站迎接了林豆豆夫婦。
（陳註：這個吳建華，不知與後來抓捕四人幫的8341部隊副政委武健華是不是同一個人？武健華也曾任中央警衛局辦公室主任）
在玉泉山住處，謝靜宜與吳建華一起向林豆豆夫婦，轉達了毛澤東、周恩來對他們的問候。
林豆豆當時非常激動，眼含淚水說：“謝謝毛主席的關懷！謝謝總理和中央領導的關心！”
第二天，謝靜宜與吳建華一起，又向林豆豆夫婦傳達了關於林彪出逃的中央文件，當聽到飛機墜毀時，豆豆露出驚訝的表情。待文件全部念完后，豆豆很平靜，態度明確的笑了笑說：“他們自絕於人民，罪有應得。”
在玉泉山住處，豆豆的情緒很高，也愛說，喜歡談她家庭的一些事。
幾天後，豆豆本人向謝靜宜提出，她想寫出林彪、葉群、林立果逃跑前的一些情況報告，給毛主席、周總理看看。
謝靜宜將此事報告周恩來，周回復說“她可以寫，向中央提供她父母逃走前的情況，使政治局的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一些。”
關於豆豆寫的材料送給誰的問題，周恩來說：“直接送主席，主席看后批給誰看，誰就看，主席會批給我看的。”
因此，每當林豆豆寫好材料后，謝靜宜即將材料密封，直接送給了毛澤東。
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周恩來對謝靜宜說“林立衡寫的材料不錯，這一份（已鉛印好的材料），主席批示了，讓印發政治局的同志看。你去送給林立衡。對她說，她寫的材料，主席很重視，讓印發給政治局的同志看。這一份送給她。她會高興的。”
周還說：“林立衡寫的東西直接送主席好，主席只批給了我和李德生同志看。看完我們都把它保存在保險柜里啦。主席認為有必要批給政治局同志看的，就印發給政治局同志。”
在玉泉山居住期間，林豆豆給江青寫了一封稱“江媽媽”的信，她讓謝靜宜看後轉送上去。
對此，謝靜宜請示周恩來。
周看后說：“小謝，把這封信退給林立衡吧，就說是我說的，江青同志身體不好，暫不轉為好。”“江青同志對她不好，懷疑林立衡是林彪、葉群留下來的人。豆豆給她寫信，反而會引起她的反感，能起什麼作用啊，還不如不給她好。”
後來，林豆豆又寫了一份揭發材料，在信封上寫着“呈送毛主席”的字樣。
謝靜宜照例轉送上去了。幾天後，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電話告知謝靜宜：“小謝，主席讓你去告訴豆豆，算了，別寫啦。”謝靜宜便向林豆豆傳達了，並報告了周恩來。
1972年春夏間，林豆豆對謝靜宜說，時間久了，有些着急，想出去工作。
謝靜宜報告周恩來。周點點頭說：“是應考慮這個問題了。”
過了一段時間后，周恩來通知謝靜宜，決定由李德生將林立衡夫婦接走，負責安排工作。
幾天後，林立衡夫婦便轉到了空軍的一個招待所居住。
三、工農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
1968年7月24日上午大約十點鐘，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打電話，通知駐在北京新華印刷廠“支左”的謝靜宜，說毛澤東要找她。
謝靜宜見到毛澤東后，毛先問了一下新華印刷廠的情況，然後，他非常生氣的對謝說：“現在工廠的形勢比較好，大多數工廠都聯合了，形勢逐漸在好起來，唯有學校的形勢不好。聶元梓、蒯大富這些人在搞武鬥，誰的話都不聽，市委的話不聽，中央的話不聽，我的話也不聽。他們穿着盔甲、拿着長矛搞武鬥，不知道羞恥。”“他們脫離了工人、脫離了農民，也脫離了他們本派的大多數。他們頭腦膨脹，全身浮腫……”
毛澤東說著說著將煙蒂往煙缸上一撳，站起來，氣憤地來回踱步，加重語氣說：“有本事拉出去打，打它個十年、八年，我看地球照樣轉。”“他們不是誰都不怕嗎？我看他們也有一怕，就是怕工人怕農民。”“北京有100多萬工人，在不影響生產的情況下，我的意見是臨時組織3萬工人和部分農民參加隊伍，去同他們講理。去宣傳要文斗、不要武鬥，宣傳中央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至於先去北大還是清華，請北京市商量定。哪一個學校問題最嚴重，就先去哪個學校，捅它這個馬蜂窩。”“有可能會發生流血的，要警惕。”
謝靜宜當即被毛澤東的指示驚呆了，脫口問：“這是真的啊？”
毛澤東笑了，說“是真的。”隨即交代謝靜宜：“你別吃飯了，快回去告訴你們廠的領導，聯繫好工人和部分農民，讓北京市和8341部隊，共同組織好這件事。”
毛澤東隨後又補充說：“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聯合、三結合搞得好的工廠，派性少的工廠，與大學沒什麼聯繫的工廠去，否則，你們還沒有動，他們就知道了，這就不好辦了。”
謝靜宜回工廠后，即將毛澤東的指示，向在工廠支左的8341部隊張榮溫副團長及遲群作了傳達，然後，又一起回部隊向8341部隊政委楊德中及汪東興作了彙報，再由楊德中帶領謝靜宜等人向北京市委作了彙報。
謝富治、吳德、吳忠等北京市領導研究決定，清華問題嚴重，先派工人農民進入清華大學。
7月26日，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召開了去清華大學的工人領導人會議，已組織好61個工廠約3萬產業工人的隊伍，另有北京巨山農場的農民，共分成8個團。對各團進駐學校的地段都作了分工。市委謝富治、吳德、吳忠、溫玉成等都參加了會議，布置了行動方案。行動指揮小組負責人是市委副書記、衛戌區副政委劉紹文
7月27日，指揮小組一聲令下，3萬產業工人和部分農民組成的宣傳隊，在駐各工廠支左軍代表配合下，從各自工廠出發，浩浩蕩蕩向清華大學進駐了。
進校時，北京市委謝富治、吳德、吳忠與8341部隊負責人，在離清華大學不遠的一處賓館院子里組織指揮部，在院子里搭了一個大蓬，臨時安了紅機和普通電話。
但是，沒想到，清華大學搞武鬥的人不但不聽工宣隊的勸說，反而用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工人、農民宣傳隊，有的還開了槍，打傷了不少工人。
市委和8341部隊同去清華大學的簡報組，不斷將情況報告毛澤東與市委領導。
毛澤東時刻關注着清華的消息，他得知真情后，於27日深夜、28日凌晨召見了“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明確告訴他們：“軍工宣隊是我派去的”“你們不是要抓黑手嗎？黑手就是我。”
7月31日，毛澤東找謝靜宜了解清華的情況。謝將市委與宣傳隊指揮部事先準備好的一張很大的清華園的地圖鋪在地毯上，毛澤東蹲下去仔細察看，問工農宣傳隊的位置、分佈地區、現在都在哪裡？
謝靜宜便一一作了彙報。
當毛澤東看到學校的傳單上，講毛接見“五大領袖”時，毛澤東說：“不是接見，是召見他們，批判他們。”
當從簡報上看到，清華大學有些學生不服，說什麼“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後見分曉”，等等。毛澤東笑着說：“你（指學生）一沒有政權，二沒有軍隊，十年二十年後你又能怎麼樣呢？無非是給自己下個台階就是了。對這些學生的話，才別這麼認真呢。”
毛澤東接着對謝靜宜說：“看來我是要接見了，我是要接見工、農宣傳隊，接見他們的代表。你去轉報汪主任，由他來安排時間。”
8月5日，毛澤東把巴基斯坦葉海亞總統送的芒果，讓汪東興轉送給工農宣傳隊的同志們吃。
8月15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坐滿全場的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代表。
從此。清華大學形勢好轉，全國全軍聲援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8月30日（或29日），毛澤東在他的房中廳里，精神很好的邊邁着步子，邊對謝靜宜高興的說：“自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后，各地學校都派了工宣隊進去宣傳，全國的武鬥停止了，形勢大好，非常之好。平時我們講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真正在上層建築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是從‘7·27‘開始。”
四、批判聶元梓
1968年12月21日前後的一天，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電話通知謝靜宜，說毛澤東找她有事。
謝靜宜見到毛澤東后，毛心情沉重的對她說：“小謝，北京大學翦伯贊教授夫婦最近吃安眠藥自殺了，自殺之前，他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說他對不起我了……我很難過，我沒有保護好他們。”停了一會，毛澤東接著說：“清華、北大一路之隔，卻是兩個政策。”
稍許，毛澤東又說：“小謝，我建議你同遲群再帶上幾位同志一起到北大看看去，了解一下翦伯贊之死的原因，調查北大對待知識分子政策的執行情況。”
（陳註：當時的北大，已早有解放軍與工人宣傳隊進駐，正在進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毛澤東在沉默了一會後，感嘆的自言自語：“看來8341還得派一部分去北大啊！”
最後，毛澤東對謝靜宜說：“你報告汪東興同志，做好8341部隊進駐北大的準備工作。”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在汪東興、楊德中、張耀祠等具體指導下，謝靜宜等幾個人進入北京大學做調查，用幾天功夫，分別走訪找了馮友蘭、馮定等著名教授，了解北大文革以來、及當時清理階級隊伍的情況。然後，向毛澤東寫了一份調查報告。謝靜宜還到毛澤東處作了口頭彙報。
毛澤東聽了彙報后，很生氣的說：“不像話！還是有文化的大學呢，根本不講政策。你問問汪主任，去北大的班子，準備好了沒有？”
最後，當毛澤東指示“可以進了”時，1969年3月24日由8341部隊楊德中政委、王連龍副政委，帶領包括謝靜宜在內的85個人的隊伍，開進了北京大學。
按毛澤東指示，“進校后先進行調查研究，二個月內不發言。”
這二個月期間，以8341部隊派去的簡報組，及市委三支二軍辦公室的同志，將調查情況，不斷綜合報送毛澤東。待情況明了后，毛澤東指示：“可以表態了。”於是，王連龍副政委便召開全校教職員工及家屬大會，狠批了聶元梓，原駐北大軍宣隊負責人、63軍政委劉信，則在大會上作撿討。
簡報每天都送，毛澤東都看了，看到聶元梓及北大“文革”的某些頭頭不服，說他們都是聽毛主席的話的。毛澤東看后，即將我召到中南海游泳池大廳，讓謝靜宜記錄他直接批聶元梓等人的指示，如：
“你‘老佛爺’（指聶元梓）伸手伸到石家莊，伸手伸到華北局，不知道羞恥！”
“你們自稱是紅色政權，你紅在哪裡？你就沒有黑嗎？你們就是有黑的。”
“你們是大學，是有知識的人哪，才沒有知識呢！”
“你們說聽我的話，你們聽了嗎？我叫你們用文斗，你們就搞武鬥。我叫你們大聯合，你們就搞分裂。我叫你們嚴禁逼供信，你們就把人往死里打。你們打的是好人還是壞人啊？你們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壞人；你們打的是階級兄弟，而不是階級敵人。”
“你‘老佛爺’是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
“‘文革’、‘文革’（指北大‘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還革什麼命啊！我看你們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鬥的‘文革’！”
（陳註：北大‘文革’，即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的簡稱，但這並不是後來的學校正式掌權的“革命委員會”機關，這個校‘文革’只是北京大學前期非正式臨時性權力過渡機構，聶元梓是主任）
毛澤東說完，當即指示謝靜宜：“小謝，把我剛才說的這番話，在北大召開的全體大會上，由你去講。”
謝靜宜吃了一驚，說：“主席，這是您老人家的話呀，我怎麼能去講啊？”
毛澤東說；“能講的，你變成自己的口氣說就是了。”
謝靜宜將毛澤東的指示向汪東興等作了彙報，他們都支持我到大會上去講。不幾天，北大召開全校幾萬人的大會，謝靜宜便在大會以她的口氣，將毛澤東的指示作了大會發言。敏感的北大師生也猜測，敢用這麼尖銳語言堅定口氣來批聶元梓，絕不只是謝靜宜這個年輕幹部的意思。
（陳註：謝靜宜的這次講話，在1969年6月間。但當年9月北大成立學校革命委員會時，聶元梓仍出任了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到1971年，聶元梓才被進行審查，從此跌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