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往事微痕
作者: 賈唯英
1958年4月，我別夫拋雛，被下放到長壽湖農場「監督勞動」。從那時候起，在那裡整整三年，一千零九十五個日日夜夜。
長壽湖是個人工湖，也就是水庫，是為獅子灘水電站蓄水而修建的。我們到那裡的時候，水電站已經建成，建設者已經開赴新的工地。原先徹夜燈火通明、人聲鼎沸的場面沒有了，只剩下高高的大壩，悠悠的湖水，寂寞冷清。我們棲身的茅草房，是原先水電站建設工人家屬的住宅。吃飯就在露天的壩子上，八個人一堆，圍著一碗白水煮牛皮菜。就這樣，開始建設長壽湖農場和漁場。
盡管我們不少人頭上都戴著一頂沉重的「右派」帽子，仍然以主人翁的姿態投入了改天換地的勞動。積肥，開荒，種菜，挖魚池，打果樹凼。我們終於吃到了自己種的四季豆、蓮花白、南瓜、冬瓜、西瓜，自己養的奶牛擠出的牛奶，自己捕撈的鮮魚。不管頭上的帽子多重，心頭還是甜滋滋的。一個嶄新的長壽湖農場初具規模。三年，流了多少汗，流過多少淚，誰能計算？1993年春天，三十五年過去了，我又去了長壽湖一趟，重遊舊地，感慨萬千。
冷眼旁觀「大躍進」
我們到了長壽湖不久，就傳來消息：黨中央發出了「大躍進」的號令。那天夜裡，放鞭炮，遊行。我這個人向來是很容易衝動的，這一次情緒卻高不起來，幾乎是冷眼旁觀。我都有點恨自己了：這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和大家不合拍？許多人一夜之間就像瘋了一樣，我心裡總覺得不踏實。隊長被調去「大鍊鋼鐵」了，副隊長帶著我們搜集「廢鋼鐵」作為鍊鋼原料，農場哪裡有什麼「廢鋼鐵」，把很多有用的鐵物件都拆下來送去了。
場部召開了「放衛星、除四害，向國慶獻禮大會」，會後大家都忙活起來。隊長帶頭，不惜工本，精心培植了一棵花椰菜，連葉子24斤，算是一顆「衛星」。我們集中力量培育出來一個40多斤的冬瓜、30多斤的南瓜，也算是「衛星」。這些都送到重慶去展覽了。又提出要學習河南長葛深翻地的「先進經驗」，挖地三尺。結果，把下面的生土翻到上面來，熟土壓到下面去，沒有好處，反而有害。
隊長主持「蔬菜高產放衛星會議」，她提出一畝地要生產150萬斤，分三層種植。大家算來算去，無論如何也算不出來怎樣才能收穫這麼多。隊里的老農不開腔，偶爾有人插一句：「你們種吧，我沒聽說過。」冷場了。場部召開了一次「打擂比武會」，氣氛倒是很熱烈，各隊隊長都上台自報本隊「放衛星」的產量。第一個說：「畝產一萬斤！」下一個就說：「我們一萬五！」一個比一個高。誰都知道，這不過是自欺欺人，根本辦不到，也並沒有真打算辦到。被逼無奈，只好這樣「表態」。
報上又鼓吹大辦人民公社，「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農場把食堂設在公路旁邊，兩頭大門敞開，貼出布告：「這裡吃飯不要錢。」來往路人都可以隨便進入食堂就餐。真是「各取所需」了，這就叫做「共產主義」。在農場里，宣布：「鼓足幹勁勞動，敞開肚皮吃飯。」大家都被動員起來「大辦」、「大煉」，紅苕（紅薯）沒人挖，大部分爛在地里。到了秋天，食堂就供應不上米飯了，引起恐慌。我們還得「夜戰」，收工之後只能加一頓南瓜湯或者白菜湯。
「大躍進」把什麼都打亂了，沒有了正常的生活。我最惱火的是瞌睡。每天只能睡3、4個小時，經常要半夜起來，打著火把施肥、除草、挖地……只要手一停下來，站在那裡就睡著了。又一次半夜除草，天漆黑，一點也看不見苗，瞎鋤，有人鋤到自己的腳拇指上。第二天一看，鋤得亂七八糟，把許多小苗也傷害了。那時候，要問我最需要的是什麼，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只要睡個夠，就滿足了。後來每天能睡到5小時，我就有鬆快之感。
最令人心煩的一件事情是「除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天天打，天天有。還有駐地除草，要把宿舍周圍200尺以內的雜草除凈。不斷除，不斷長，長出來又除……這些草對人有益無害，為什麼要除掉？說是為了清潔衛生。真是愚昧。打麻雀，說是害鳥，也是無知之舉。「四害」和屋邊草除之不盡，人們已經疲憊不堪，而且把蔬菜、莊稼荒蕪了。
最難忍受的是人格的屈辱
重慶市委派來慰問團，由一位書記任團長。為了保證「首長」安全，僅是把農場里的「右派」支使到採石場（這個場並不只是採石，也搞農業生產），去支援插秧。我們都很傷心。為什麼對我們一點信任也沒有了，竟然連市裡的書記也不能見，難道怕我們行刺？
有一天，重慶市青年文工團到長壽湖農場來慰問演出。這是重慶解放之初我在青年團西南工委擔任宣傳部長和副書記的時候培植起來的一支文藝隊伍，1954年青年團西南工委撤銷後劃歸重慶市委。我怕見他們，不敢理會他們，他們也不敢向我打招呼，相互看到了也裝作沒有看見，即使對面坐著，也如同路人。
1958年12月，有一天隊長談到如何準備迎接元旦。我提出兩點建議：完全出於對集體的關心。哪知道竟然遭到冷峻的回答：「要你來管？！」我立刻清醒了：我是「有身份」的人啊！怎能干預元旦佳節的安排呢？
又一次，我看了《人民日報》的國際新聞以後，發了一點議論。議論毫無「不軌」之點，不料卻又招來橫禍，挨了一頓批鬥，罪名是：「你又翹尾巴，竟然議論起國際大事來了！」「你有什麼資格議論國際問題？你知道你的身份嗎？」我只能默默地接受批鬥，不想申辯，也不能申辯。
有一次勞動間隙在地頭休息的時候，建工部來的一位「右派」女同志和我閑談，她說：「你知道蜜蜂為什麼蜇人嗎？」我說：「不知道。」她說：「其實蜂並不願意蜇人，純粹是出於自衛，它的刺扎進人體以後，它自己也就要死去。」我很驚異地說：「啊，那豈不是一種同歸於盡的精神？」不料，這次閑談竟然被聽到的人密告到隊長那裡。於是，全隊開會，又把我批鬥了一通，硬說我的意思是影射「右派向党進攻是抱著同歸於盡的精神」。我還是有口難辯，任憑他們隨意加罪於我。
自此以後，很長一個時期，我只有沉默不語。
積極批判我的一個女工成了我們的副隊長，我在她面前動輒得咎。每天，她總要找個岔子來訓斥我，惡狠狠地，恨不得一口把我吞掉。茄子整枝，西紅柿搭架……這類事情，我無論如何儘力，她總要沒事找事，沒錯挑錯，斥責幾句。真像小媳婦遇到惡婆婆一樣。我只當沒有聽見，不然，就活不下去了。這日子真難熬啊！
1959年夏天起，城市供應日益困難，新來了一批升不了學的初中畢業生，到果樹隊。1960年又來了一批，大部分是女孩子，分在我們蔬菜隊。這些女孩子，小小年紀，「階級鬥爭」的觀念已經很強了，總要找個岔子罵我幾句才高興。我從不申辯，任她們譏笑謾罵。能責怪這些孩子們嗎？早就給她們打了「預防針」：對「右派」要專政，要劃清界限。
飢餓的年代
我被調到了採石場。工作還是種菜，兼管農藥。隊長是市委的一個通信員，人還老實。廚師也是市委機關的炊事員，人也隨和。
採石場的宿舍建在一個高高的石壩上。有個老農帶我們種菜。男隊員大部分是長江航運單位的年輕人。這時候，飢餓的年代已經開始，我們的口糧定量是每月24斤，每天8兩。後來每人每月支援災區6斤，就只有18斤了，每天6兩。整天重體力勞動，還要「夜戰」，24斤已經遠遠不夠吃，何況18斤？我才嘗到了飢餓是怎樣一種滋味。有人餓得不行，把別人掉在地上的藥片也撿起來吃了。隊長還算不錯，千方百計給大家補充食物。把一些生了芽的麥子磨成粉做粑粑。在早上的稀飯上面加一層包穀粒，黃燦燦的，多麼珍貴！都捨不得大口吃，一顆一顆慢慢地嚼。
那時候，最令人羨慕的工種就是養豬，因為可以偷吃一點豬食。可是，要是養豬的是「右派」，被發現了就要倒大霉。有個難友被人發現吃了餵豬的小紅薯，被拉到大會上批鬥。還有人「揭發」他把一條死了的小豬埋了又挖出來吃了，他為此挨了一頓毒打。人不如豬啊！
許多壯勞力感到渾身無力，忽然「胖」了。原來是營養缺乏，得了浮腫病，不久就卧床不起。婦女由於消耗相對少些，稍好一些，就成為勞動的主力，翻土，挑糞，都是我們干。我的美尼爾綜合徵發作了，不敢請假，在挑糞的時候暈倒在地里。隊長批評我：「有病為什麼不說，應當休息嘛！」一句話使我感到通身溫暖。
正在提倡在農村大辦公共食堂，把農戶家裡的鍋碗瓢盆刀鏟一切炊具都沒收了，誰家冒煙就要受處分。指導我們種菜的老農氣憤而又無奈，常常在一起勞動的時候對我們擺談村裡發生的千古奇事。他一再嘆氣，說：「這樣下去，怎麼得了！老百姓每天每人只有三兩口糧……大人小孩都餓得嗷嗷叫，餓呀，餓呀！這日子啥子時候才到頭啊！」
而形式主義、瞎指揮、強迫命令還在大發展，規定了密植標準，每畝麥子必須播種幾十斤，結果長出來的麥苗像頭髮絲，只好割下來大部分做青飼料，剩下的也長不好，收的麥子還沒有播下的種子多。可是，誰敢提意見？
這一年形式主義發展到了頂點。報上發表了省委領導人的大文章：《全川一條心，一股勁，一個樣》。在長壽湖農場，幹了這樣幾件大事：沿公路的土地要特別種好，作物要大面積一個樣，壠行都要與公路垂直，成「丁字形」。要從遠處挑土到公路邊，一堆一堆排列成陣，上面種植「堆堆苕」，「堆堆瓜」。水稻蔸距行距要非常整齊，嚴格實行密植，拉起繩子來插秧。在公路邊搞這些花樣，為了什麼，不言而喻。稻秧確實插得很整齊，可惜太密了，苗情不好，也沒得到好收成。
艱辛的勞動中忘卻精神的痛苦
勞動是艱辛的，也是愉快的，也只有在艱辛的勞動中，才能忘掉精神上的痛苦。
1959年到1960年，最重的勞動是積肥、抗旱、除蟲。
我一個弱女子，被派到養豬場去挖豬圈。開頭，一進入豬圈就想嘔吐，後來也就漸漸習慣了。踩到豬糞堆里，把裡面的糞和黑泥都挖出來挑走。再後來，還跳到廁所的人糞池裡收取糞肥，挑水把糞池洗刷了，然後把污水挑到地里去。與糞打交道久了，不但不再覺得臭，發酵了的糞還有一股特殊的糞香呢。糞真靈，菜苗黃了，澆上糞肥，兩三天後就轉青。看到綠苗，真高興。肥，肥，肥，我睜大眼睛整天到處轉，找肥。
我真正體會到了：「收多收少在於肥，有收無收在於水。」在火辣辣的驕陽下，在地里澆上水，一會兒就晒乾了。我們從河邊接力挑水到坡上抗旱，費了多大勁，見效也不大。我明白了，我們還是要靠老天爺吃飯，「人定勝天」是瞎吹。再也不能像「大鍊鋼鐵」那樣糟蹋林木、破壞自然了，那是要受懲罰的。
我最恨最恨的就是蟲害。剛剛栽好的海椒苗、茄子秧，一夜之間就給你放倒許多棵。地老虎（螻蛄）總是夜裡出來吃嫩苗，簡直把它們莫可奈何。田鼠也真壞，我們播下去的種子，被它們成片地扒開偷吃了。蚜蟲，紅蜘蛛，蝗蟲……除不完的蟲。我經常一個人半夜起來，打著電筒或火把，到菜地、瓜田去巡視，蹲在地上等候害蟲出來。看到一株株剛出土的嫩苗被蟲子咬斷了，我真心痛。我內疚，覺得沒有盡到保護這些生命的責任。
還要防偷。我們種的白蘭瓜，精心培育，長得特別好，結了很多，我每天去看看，看著它們長大，滿懷喜悅。快該摘了，我去看，一個瓜也沒有了，全被偷走了。我不禁流下淚來。
隊長好大喜功，常常弄出個新花樣來想要「創奇蹟」。在圍繞獅子寨山的大路上，從遠處挑土堆起來，種了幾百窩「堆堆南瓜」。結了瓜，隊長要我負責看管，一個也不許丟。不論烈日當頭還是大雨澆身，我總得繞著幾里路的大圈巡視。我走到山這邊，看不見在山那邊偷瓜的人，走到山那邊，這邊又有人偷。我怎能擔保南瓜不丟呢？隊長又心血來潮，特意分給我一塊地，要我種成「百瓜園」。我樂得「單幹」，付出不知多少心血和力氣，種植了各種各樣的瓜，從選種、整地到播種、澆水、施肥，深夜捉蟲，眼看一條條藤上開花結瓜。有兩個南瓜長得特別大，準備作為新中國建立十周年的獻禮。有一天，忽然不見了。我氣急了，竟然為此跑到公安派出所去報案，要求一定找回來。派出所的人員倒是比我通情達理，說：「現在是饑荒年代，農民沒有吃的，南瓜大概是村裡的孩子們偷去吃了，算了吧。」
饑荒越來越嚴重。幸而我們農場里恢復到每人每月定量24斤，我們蔬菜隊還儲備了一些南瓜，作為「夜戰」加餐專用。在野外勞動，休息的時候，東尋西覓，還能找到一些野果、野菜充饑。在農民收穫過的紅苕地、花生地里刨刨，還能找出來一些殘餘。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在嚴酷的年代、嚴酷的境地，挺了過來，而且沒有得危險的浮腫病。
「信念不垮，人就不倒！」
1959年，建國十周年，宣布第一批給「右派」摘帽名單。我知道沒有自己的份，但是仍然多麼希望聽到自己的名字啊！收到宇光一封信，他說：賀小妹已經摘帽，你要好自為之。其實，那時候我們想得也太天真了，以為「摘帽」之後就萬事大吉了，哪知道，「摘帽右派」還是放在「另冊」里的二等公民。
第二批、第三批給「右派」摘帽子，每次宣布名單的時候，我都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側耳靜聽。我多麼渴望聽到我的名字呀！1960年夏天，有個什麼代表團來農場視察，專門召開了曾是老幹部的「右派」座談會。我發言中說：「思想不倒，人就倒不了。」這是我當時的真實思想。我靠自己的意志硬撐著，在勞動中決不示弱，忍受著飢餓和痛苦，總要干好。弱女子，知識分子，體弱心不弱，要讓你們看看，並不像你們想的那樣柔弱無能。
農場在1960年建了一個簡易的洗澡房，輪流打柴，輪流挑水。每次值班的人要從河邊挑來10桶水，倒在高高的大鍋爐里。對我這個只有30公斤體重的小個子來說，一趟挑40公斤重的兩桶水已經很不容易了，還要提著水桶上梯子，把水倒進大鍋爐里，就更難了。每倒一桶水都要使出全身力氣，滿身大汗淋漓。咬咬牙，也就堅持下來了。
4月收蕎麥，半夜下大雨，得趕快把蕎麥從地里挑回來。蕎麥捆又大又重，田坎又很滑，天黑雨大，還得上陡坡。我跌倒了，怎樣掙扎也撐不起來。在別人幫助下剛撐起來，走幾步又跌倒了。直到深夜兩點多鐘，才把蕎麥挑回來。渾身都是爛泥。
麥收時節落大雨，湖裡漲水，麥子必須搶收，但又來不及脫粒，要全部連麥秸稈運回獅子灘場部。全體動員大幹了幾天幾夜。我頭也不梳，臉也不洗，夜裡就睡在麥秸堆上，鋪的蓋的全是麥草。有一天，一個什麼頭頭來視察，場團委書記把我找來見他。他見我蓬頭垢面，問我身體如何。我說：「我在這麥秸堆里已經睡了幾夜，沒有時間洗臉梳頭。瞌睡來了倒在麥秸上面，隨便拉一點麥草一蓋就睡著了，太疲倦了，還覺得挺舒服呢！」他思想上似乎有所觸動，望著我陷入沉思。大概在想：一個「右派」，這樣沒命地勞動，為了什麼？
一個冬天的黑夜，一伙人勞動過後回住處，走在山路上，我踩虛了腳，跌落到一堆亂石頭上，一下子震昏了，不知道掉到了什麼地方。我高叫一聲，同伴們才發現我在一丈多深的溝底。他們下來把我扶起，幫我回到路上。幸好我穿著棉大衣，頭上包著毛巾，只在頭上撞了一個不大的傷口。又一次，跌倒在一塊石頭上，臉完全腫了，差一點傷了眼睛，簡直不像人樣了，結果也無大礙，算我命強。
兒女情長氣不短
我是人，是女人，是孩子們的母親，儘管我的遭遇是冷酷的，我卻不能冷酷無情。在長壽湖農場勞動，在「大躍進」的緊張勞累中可以忘卻一切，夜半醒來卻不能不思念我的親人，孩子們和宇光——我多年的戰友、親愛的丈夫。
初到農場的時候，我放心不下孩子，大些的在上學，太小的也不能來，我託人把六歲的兒子帶來了，可是他運氣不好，剛來到，農場就開始「大躍進」。他來那天晚上，我們第一次在蓮花山「夜戰」。以後，每天勞動時間延長到十小時，十二小時，甚至十八小時。我只好把孩子丟在宿舍，讓他睡覺。過了幾天，我才知道每天夜裡他都要大哭。他害怕呀！以後每次「夜戰」，總把他帶著。他實在熬不住，就歪在鋤頭把上睡著了。天氣漸漸冷了，夜裡十點鐘以後露水就漸漸上來，他睡著衣服就濕了。我的心隱隱疼起來。「夜戰」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長。有一天，我們奉命到河對面漁場去開會，過了河還有幾里路，不能帶他去，讓他睡覺，他老是喊：「媽媽，我要去！媽媽……」我硬著心腸走了，剛走到外面下坡，他拖著木板鞋哭著、跳著跑來追我。喊著：「媽媽我怕，我要跟你去……」我只管往前走，不理他。我們報社一位同志看看孩子的可憐樣，就背著他過了河，不讓我看見。到了開會的地方，他怕我訓斥他，不敢見我，躲在門外一位同志懷裡，一會兒就睡著了。可憐的孩子，我只好把他送回重慶家裡。反正在哪裡都一樣不放心。
1959年的一天，農場負責人突然告訴我：王宇光又犯錯誤了，說是「右傾」，也下放勞動去了。
1960年春節以後，突然接到宇光的信，說女兒小英得了重病，高燒不退，據說是腦膜炎。他從下放勞動的地方請假回家護理了一星期，現在好一些了。因為怕我著急，所以沒有早告訴我。我看了這封信，心急如焚，徹夜不眠，真想飛回去。可是正在農忙季節，不好請假。我只好用最繁重的勞動折磨自己，藉以忘掉內心的痛苦。好不容易等到秋收完了，稍為能夠喘口氣了，才請准假，回家看我的小英。中途在一個公社的公共食堂碰見我們報社的一些人在那裡參加「整社」，他們對我還很同情，也不見外。對我訴苦說：公社體制不能改，隨便怎樣也調動不起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我只能嘆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回到重慶，就到兒科醫院去看小英。她從窗口看見我就喊：「媽媽！媽媽！」我心裡發酸，眼淚禁不住滾下來。又怕孩子看見難過，連忙把眼淚擦乾，強笑著走進病房。孩子離開媽媽，受苦了。我在醫院逗留半天，只得依依不捨地離去。什麼時候才能與孩子們長久團聚不再分離呢？我期待著這一天。
1960年底，農場黨委找我談話：「你勞動得不錯，現在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當時，我的心情很複雜。從「敵人」隊伍又回到「人民」隊伍里了，自然很高興。可是，還能回到黨的懷抱嗎？從「階級鬥爭」的大勢看，這越來越渺茫了。我還得留在長壽湖農場勞動，宇光也被加上了「右傾」的罪名下放勞動去了。何時才能全家團聚？心裡仍有說不出的惆悵。
1961年春節，我與三位回重慶的女同志一起，從晚8時到晨6時，夜行60里，穿過令人恐怖的山溝，我還為孩子們背著幾十斤當時城裡很難買到的瓢兒白菜，到長壽縣城長江邊上船，回到重慶家裡。節後回到農場，宣布我擔任蔬菜隊副隊長，不久，調到另一個隊當隊長。這個隊情況比較複雜，有一部分刑事犯罪勞教人員，還有一部分是孤兒院來的孩子。我曾飽受人們叱罵之苦，對待隊員不論是什麼人，都很和氣，尊重他們的人格。可是，那些勞教人員大多數總是陰沉著臉，不聲不響，令人寒心，也使人擔心。誰知道他們究竟經歷了怎樣的事情，有沒有難言的冤屈。
4月，我得到調令，回到重慶，被分配到重慶大學圖書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