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延安日記
作者: 弗拉基米洛夫
1942年11月8日
斯大林格勒！全世界的廣播電台都在讚揚它的堅不可摧。
美國人在北非登陸了。可是通往柏林的路還長著呢。
關東軍蠢蠢欲動。想想，在這樣的時刻，紅軍戰士都要一個頂一個，而我們好些基幹師卻都給拖住了。
1942年11月11日
整風已經從幾篇表面看來無害的意識形態方面的發言，發展為激烈的政治運動。整風的目的說是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黨八股」，實際上，毛澤東派利用整風來壓制中共領導內一切不同意他們政策的那些人。
現在，在「整頓三風」運動之外加上了一個「學習黨史」的運動，毛澤東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莫斯科派」。
凡屬在莫斯科工作和學習過的人，特別是同共產國際有過聯繫的人，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了。
工作環境越來越複雜。有許多次，人們不願同我們談話，看到我們掉頭就走，把我們看作是瘟神。
康生拿假情報來愚弄我們。
毛澤東還是那樣有禮貌，親切，許願很慷慨。
1942年11月12日
我又花了幾個小時在延安轉轉。四周黃濛濛的，刮著風，塵土飛揚。各個山頭上，寶塔的輪廓模糊不清，但城牆附近小山上的主塔，遠遠望去，清晰可見。這座塔共有十層，每層目周都砌有優美的飛檐。
在古代，延安是敵人啃不動的硬骨頭。這不僅有傳說為憑。這個城市隱蔽在難以攀越的群山之中，座落在一個十分陡峭的山谷里，周圍築有堅固的城牆。通往城牆的許多小路都被山澗切斷，城周圍地勢平坦。
樹木稀少，只有以前屬於當地富戶的幾處地方有小果園。
農民滿足了我的好奇心，自願讓我看了看他們的少得可憐的家當。這裡的人普遍信佛。幾乎每家都供有簡隔的神龕。在種各樣的佛像中，我看到了主佛釋加牟尼的許多小銅像，做得極為精緻。我愛不釋手，就買了一個。
中共領導的所在地楊家嶺，過去是延安附近的一個偏僻的村莊，現在村子外貌依然如故。
長征後的頭幾年，毛澤東常在楊家嶺一帶露面，但現在他是深居簡出了。
1942年11月14日
中共黨內毛澤東與「莫斯科派」的鬥爭，是在中國內戰期間開始的。
當時，博古主持黨的工作，李德（奧托·布勞恩）領導軍隊。
毛澤東利用了長征期間某些指揮員犯錯誤一事，把這些錯誤扣在博古和李德頭上，撤了他們的職，把他的意志強加於朱德，就把軍隊掌握起來了。
總書記一職由比較聽話的洛甫擔任。
王明從莫斯科一回來，就向中共中央彙報，提出需要改變策略，同國民黨搞抗日統一戰線。
中共中央一致同意王明的建議。
可以想得到，從那天起，毛澤東就把王明視為頭號政敵了。
起先，一走上通往我們窯洞的那條小路，我就提心弔膽。只要跨出一米，就是無底深淵。現在，我已經習慣了，不在意了。
從我們窯洞步行到醫院要一個多小時，至電台要不了一小時。
馬海德現在是我的鄰居了，我們一天碰到好幾次。
1942年11月19日
康生，1899年出生在青島一個小地主兼教員的家庭里。他中學畢業。
他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0年，在青島大學預科學習。
1920年底至1923年，他在山東省諸城縣農村教書。後入上海大學，同時在中共中央為黨的領導人舉辦的補習班學習。
1926年起，他先後擔任中共上海滬中區和閘北區區委書記。
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進入上海前夕，上海工人舉行武裝起義，康生領導了巷戰。
1928年起，領導江蘇省委的一個部，也是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成員。
1930年至1931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
1931年中共中央四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任中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兼組織部部長，直到1933年。
1933年，康生出席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全體會議。1935年，為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代表。
1933年至1937年，任中共常駐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
人們開始了解為什麼毛澤東對陳雲、徐向前、李先念和陳昌浩懷恨在心。他們目睹了毛在長征中具有什麼樣的「雄才大略」。
1942年11月24日
康生擔任中國解放區情報局局長，這個局同時行使諜報和反諜報、司法、法院、檢察以及新聞等部門的職能。到1941年，康生把總司令部的許多職權都攬了過去，使情報局變成了一個權力很大的機構。從某種程度上說，葉劍英領導的總司令部已經有名無實。
康生是黨員幹部和非黨人員審查委員會的負責人。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同整風運動攪在一起，完全偏離了正常的軌道。
黨員幹部和非黨人員審查委員會的委員們高崗、彭真和陳雲完全受康的操縱和影響。
今天，我帶著照相機在延安遛達。這個城鎮的整個新區位於城牆與河流之間。這裡有棚屋、小店、雜食鋪子，亂糟糟的，真沒法說。這些房屋都是利用舊城建築物的殘磚碎瓦蓋起來的，這裡到處散發著大蒜味、羊皮味以及雜食鋪里或當街小攤上供應的各種湯味菜味。
我爬上山頂，看寶塔像一個個雅緻的涼亭環繞著延安。十層的中心大塔從山谷的任何地方都很容易看見。它矗立在古老的延安已經多少世紀了啊！
我惦記著我的家。但我對瑪麗亞是信得過的。我們都在苦水裡泡大。她一定會把孩子照管得很好的。
我從莫斯科只帶來薄薄的一卷普希金著作。當時再多就帶不了。多爾馬托夫因此也只帶了果戈里選集，沒帶別的俄文書。尤任很崇拜克勞塞維茨，對他的書手不釋卷。可是，就愉悅心靈來說，卻只有翻閱破舊不堪的普希金和果戈里的書了。
光線太暗，看書看得兩眼直發痛。但我不禁還要翻翻普希金的書，這裡惟有它能使我想起祖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