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之「夢」：復活的氛圍

來源: 信報月刊

作者: 丁學良

（一）

在2017年年尾至2018年年首的數月里，如果閣下有機會到中國內地周遊一圈，與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私下交流，便會有一個沉重的話題不斷被提及：眼下的大陸越來越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時代的氣味，文革是不是真的要再回潮一次？

筆者自從1993年夏時隔十年第一次返回內地以來，已經有過三次聽到人們議論文革是否會再來的憂慮，比如1999年下令發動全國各地掃蕩法輪功的高峰階段，更記憶猶新的是薄熙來任職重慶搞得紅紅火火的那段時期里。可是，像眼下有那麼多不同背景的人都在作此議論，而且舉出好幾條頗有份量的證據，卻不能不令筆者嚴肅對待，不敢一笑置之。畢竟，這些人舉例的內容是眾人目睹的鮮活事件，不僅規模可觀，同時蘊涵深厚。

幾大事例隔代呼應

北京市政府從2017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驅趕外地「低端人口」的舉措，就非常類似於1968年發起的驅趕城鎮居民下鄉的運動。該年9月底，兼任《甘肅日報》軍管會組長的一位部隊高官組織採訪的報道里引用了會寧縣老農王秀蘭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說的一句話：「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突出這句豪言壯語的報道隨後在《甘肅日報》頭版發表，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該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轉登了這篇報道，題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裡吃閑飯！》，並加了編者按。據說「城」字後面的「市」字，是毛親自修改時加上去的（參閱《老年生活報》2006年11月27日張友琴短文）。於是，全國城鎮馬上把千百萬無常規職業的居民，連同紅衛兵一道，驅趕至鄉下種田。時隔49年的兩大清理運動的原因都是政府把城市的包袱一腳踢走，拒絕承受對「低端人口」的就業和福利負擔——北京市政府表示，全市2170萬居民中有810萬外來人口，造成了巨大壓力——但都是借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運用強制手段剝奪民眾的基本人權（張淑伶：「回顧半世紀前中國人口大移動」，中央社駐上海特派員專稿，2017年12月27日）。

也是在去年年尾，內地黨組織和很多機關特別是學校，發通知告誡黨政幹部乃至嚴詞命令學生群體不要歡慶聖誕節，「不參與宗教活動、抵制腐朽文化」。剛好時逢「毛誕」即毛澤東生日，於是乎是「崇洋」還是「崇毛」，是慶「聖誕」還是慶「毛誕」，上綱成政治態度和文化認同的選擇。這又使內地知識界回想起文革中「破舊立新、過革命化春節」的紅色風潮。

更敏感的比較，涉關「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的變遷。毛從1960年代初開始，日益表現出對於「中央一線（劉少奇鄧小平）和二線（毛）領導」安排的不滿，最後演變成文革的翻盤鬥爭，一舉廢棄了高層權力相對分工的體制，全力鍛造「一元化」的極端集權架構。用林彪最生動的語言表達，就是：「以主席為軸心，我們做磨盤，一切按主席指示辦事，要一元化。……我們對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8月13日」，《林副主席講話》，無出版機構，第50－51頁）。鄧小平自1978年開始，反覆批評這種體制，然後才有了黨政分工、政企分家等一系列的重要革新。可是，近來北京越來越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包括日常的經濟事務管理。內地知識界如今人人耳熟的一句毛語錄是：「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細考毛澤東之「夢」

因此之故，無論諸位的觀點如何，都不能不正視內地知識界的沉重提問：「文革再來一次的氣氛日濃，這意味著什麼？」此一提問對香港同樣含義沉重，因為如今的香港和1966－1976年間的香港大不一樣了，與內地之間不再有政治上「井水不犯河水」的截然分隔。筆者基於對文革的教學研究（在香港就教研了十幾年），外加親身經歷的感受，從兩組要素及其延續和演變來試圖回應上述提問。

第一組要素是中國最高層領導的願景，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夢」——既關乎中國本身應該怎樣，也關乎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應該怎樣。這組要素的延續和演變是把毛時代的夢對比於本時代的夢。明白了二者的深層異同，也就明白了「文革再來一次」問題的大半。眾所周知，毛這位超級革命家平生最後的夢和他排除萬難大搞文革一脈相承，筆者整理了毛的文革夢內容，包含以下的關鍵點。

第一點，毛髮動文革的真實動機究竟是哪些？這個問題旨在讓大家儘可能把毛的個人權力至上考慮、個性里的偏執狂和被謀害恐懼心理這類動機，與那些看起來更合理的動機作綜合平衡的分析，諸如：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的憂心重重，因為蘇聯共產黨已經「背叛革命」了；對中國社會裡的商品經濟元素和市場力量增生（即毛所謂的「資產階級法權」，譯自bourgeois rights）的高度警戒等。

第二點，毛文革中號召群眾批鬥黨政幹部、「吐故納新」即大規模整黨，顯示出他對執政黨的革命意志日益衰退極度不滿。毛的思路和做法，是否也受到了1949年撤退到台灣以後蔣介石推行的改造老朽國民黨做法的影響？這個問題旨在把現代中國最主要的兩大政黨的命運作比較，以深化對政治權力與政治衰敗之間關係的透視。敗退的國民黨甚至提出了「毀黨造黨」的激進口號，終於體認到在大陸執政期間該黨的自身素質越來越差丟了天下。假如撤到孤島後再不大力整頓自己，很可能連台灣也掌控不住，那就是「死無退路」了（蔣介石語）。蔣領導層提出「毀黨造黨」的口號，目的是「永葆黨國」，這和胡適等自由派知識分子提出的「毀黨救國」、「毀黨建國」有本質區別（「胡適致雷震」，載萬麗鵑編註：《萬山不許一溪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2001年版第115－116頁）。但公平而論，若無1950年代發動的「毀黨造黨」運動，國民黨繼續像在大陸時那樣鬆鬆垮垮、懶懶癱癱，它對台灣的統治絕不會那麼穩固有效。終身密切關注國民黨軍政作為的毛，對此一定不會沒有聯想、毫無觸動。

和商業都市成反比的藍圖

第三點，毛心目中理想的中國社會是怎樣的？這個問題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界反覆探索的意義豐富的社會科學和倫理學大課題，至今不衰，尤其是在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和社會改革家群體裡面。中國的文革研究者都知道毛1966年5月7日「給林彪同志的信」即簡稱的「五七指示」，裡面毛對他所期望在中國建成的好社會有比較明白的表述（詳見《人民日報》刊載的文本，1966年8月1日第1版）。毛的兼職秘書李銳在多篇評論和回憶錄里，對毛的鄉土版軍事共產主義的社會理想有生動描述。筆者在明太祖的治軍治國措施里，也看到諸多極可能被毛借用了的要素（參閱聶作平：「安順屯堡：在這裡，發現明朝」，廣州：《同舟共進》，2017年第9期第72－76頁）。人們皆知毛平生以秦始皇為樣板，其實毛對朱元璋的學習和繼承也是多面且深入的。

毛「五七指示」描畫的社會藍圖經常被海內外華人研究者回溯到中國傳統中的「五斗米道」、「大同書」、太平天國之類的農民社會主義願景。正如R.A.Stein的歷史性考察所顯示的，自從漢朝以降，中國歷代的「政治宗教運動，都曾試圖依據『太平』的原則，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實現往古的理想社會」（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795－796頁）。毛的文革當然不例外，文革結束後內地知識界一再把毛的社會藍圖貶稱為「小農社會主義」，以區別於「科學社會主義」，毛派理論家對此異常惱火。

除此之外，筆者還注意到毛的好社會藍圖其實也有某些和猶太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古老文化中的社團（香港稱為「信徒團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類似的元素（羅倫培登：《這是我的立場：改教先導馬丁·路德傳記》，南京：譯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254頁）。而對工作在香港這樣的國際商業都市的人們來說更有啟發意義的是，中世紀穆斯林軍隊征服巴爾幹半島以後，有意損毀那裡的城市此前作為國際商業和文化中心的發達自由多元功能，僅僅把城市變成統治集團官員的居住地和軍事堡壘，由此導致那些原本繁榮的城市後來沒有發揮資本主義興起的巨大作用。義大利的幾個城市恰恰起到了這種劃時代的作用，於是文藝復興和近代資本主義就從義大利起步了（W.S.Vucivich：「The Nature of Balkan Society under Ottoman Rule」，Slavic Review，December 1962，pp.603－614；閱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1卷第8章）。這個情形和文革中毛下令的反都市化政策很有可比之處，更是與後文將重墨點評的香港和「文革再來一次」的疑問掛鉤。

（二）

整理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呈現出的他本人之「夢」的內容，需要關注的第四個問題是，毛的「五七指示」里有他的「未來社會願景」，但並沒有講到新型政治權力的詳細安排。有很多的文革經歷者和毛主義分子一直聲稱，毛髮動文革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實行巴黎公社一樣的勞動階級自己管理自己的普遍民權，較為接近於香港最著名的民主主義者之一「長毛」梁國雄所提倡的那種徹底擺脫官僚統治的草根直接自治類型。最核心的證明毛確實具有「民權初衷」的文獻，就是1966年8月8日毛親自主持通過的中共中央指導文革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明確規定：文革中的新型政治權力機關「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然而，當上海市於1967年「一月革命」中創建按照毛設想的新型權力機關「上海公社」的時刻，宣言草案中重複以上的規則，卻被毛指令直接負責控制上海文革進程的張春橋統統刪去，隨後毛拍板允准改過的宣言里，巴黎公社的普選原則頓時煙消雲散（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上卷第809－812頁）。所以，普選制在當代中國，從來就是海市蜃樓。如果我們以毛親自指導下成立的上海革命委員會作為他「夢」里的新型政權模式，那就不得不基本上接受當時蘇聯共產黨中央（其意識形態主導是Mikhail A.Suslov蘇斯洛夫）為之選定的標籤——「軍事官僚專政」。

第五個問題，毛澤東究竟想選擇誰作為他的接班人？這件大事在所有文革研究里，都是頭等眩惑的疑問，因為毛搞文革的首要目的，便是廢除集體領導制，把個人拍板制推向頂峰。理解這個問題，必須把個人獨裁體制中最高權力交替的超級難度和風險，放在比較政治社會學的寬廣視野里考察。從斯大林和他挑選接班人的警示開始（即毛文革前和文革中反覆告誡的「赫魯曉夫教訓」），繼而把目光集中到毛和劉少奇、高崗的關係上——這些是文革的序曲——然後是林彪、王洪文、鄧小平、華國鋒，甚至延伸到江青和毛遠新（Minnie Chan，「Shock Waves from Lin Biao Plane Crash Still Echo in Lead－up 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Reshuffle」，SCMP，12 September 2016）。因為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可輕視的解釋：毛晚年的安排是為了一步一步地、曲曲折折地鋪墊到毛自己家的成員最終接自己的班。這在東亞是屢見不鮮的操作，不論是右派還是左派還是中間派的政權體系。蔣（介石）家、李（光耀）家、金（日成）家都成功地做到了，毛家為什麼不能努力試著做？

第六個問題，文革是否開闢了一條在中國整治貪腐的有效途徑？這個問題自從1990年代後期以來每年——至少直到兩三年之前為止——都激起公眾的濃烈興趣，因為內地的貪污腐敗與時俱進，表現形態和涉案金額都是日新月異。大家必須把文革之前和文革式的反貪腐做法，和20世紀中期以後其它方式的整治貪污腐敗作對比，包括議會民主制度下、軍事獨裁製度下、政教合一制度下、傳統君主制度下，殖民主義制度下，等等，看看各種方式的成本代價及其短時段和中長期的效果。憑藉這個背景，我們才可能對當今中國內地的其它反貪腐方式，有冷靜的觀察和鑒別。

第七個問題，中共文獻以前一直用「十年浩劫」來界定文革，時過境遷，站在目前的高度上回顧反思加展望，人們是不是認為文革在造成巨大災難的過程中，也有其正面的影響和後果？如果有，是哪些？筆者提出這個問題，並非和1968年法國學生造反運動的一位觀念導師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的反思出於同一個邏輯。也是被稱為「文化革命」的法國學生運動結束11年之後，馬爾庫塞大聲對媒體說：「把1968年事件說成一場失敗是愚蠢的」，因為在他看來這場法國事件是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採訪發表於刊物Match，23 March 1979）。而筆者提出此一問題是基於很多研究者和文革的積极參与者一再爭辯：文革的發動者領導者有其主觀的目標，但是一旦全民被發動起來以後，文革的進程就往往不是完全掌控在最高領袖的手裡，於是有些元素就發揮了「鑽空子」、「打著紅旗反紅旗」，或「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行」這類歪打正著的非預設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經常被提及的政治領域裡歸功於文革的正面元素和後果包括：青年人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大增，民眾的自組織和自動員能力提升，民眾的民主意識和按照民主原則做事的經驗提升；還有經濟和社會層面的（這些更具爭議性），比如上山下鄉帶來的偏遠農村地區教育的改善，農民醫療得益於赤腳醫生，鄉鎮開始發展初級加工業，等等。這些元素和人們當今焦慮的「文革再來一次？」內在密切相關。

第八個問題，能不能說「沒有十年文革，就沒有改革開放」？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得益於比較社會主義體制的觀察研究。早在1980年代中後期，有些外國學者就論說：鄧小平那一代中共領導人的大徹大悟（今天看起來更顯得是如此），決定性的來自於他們本人及家屬在文革中的苦痛遭遇。若無文革把中共1949年以後建立起來的那些體制和政策折騰得亂七八糟，也許中國就和蘇聯一樣，在傳統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一步步延續下來。可是十年文革這種翻天覆地的衝擊，令那套傳統體制沒辦法照常規支撐下去，改革開放於是就成為高層的明智選擇。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全世界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率先走出一條不同於它的姊妹國家的半資本主義道路、主動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功不可沒——物極必反。

第九個問題，缺乏強韌法治體系的政黨或政權內部進行嚴酷的清洗——不論用什麼術語去稱謂，比如說「吐故納新」、「黨內鬥爭」、「爭權奪利」、「窩裡斗」等等，並不是中國的獨家傳統。僅僅就執政的共產黨體制的範圍里看，蘇聯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紅色高棉短短的幾年在台上、朝鮮自從1940年代後期至今，皆有類似現象。但是，用文化大革命這種方式來進行這樣的清洗，至今唯有在毛澤東統治的最後期。那麼，這些中外黨政軍體系內部的「吐故納新」的相同和相異是在哪些方面？為什麼？這個問題是所有以上諸問題的精髓。

以上的九個大問題都是濃縮過的，每一個都包括了兩個或更多的子問題，而且大多數都沒有確定無疑的答案，包括筆者本人也無法解答很多讀者和文革課堂里學生們提出的相關探問。香港的大學生們十幾年來，每年都抱怨上筆者的文革課程要讀那麼多的中外文書籍和數碼資料庫文件（即是由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發行的全套資料庫），還有好多具體問題解答不了。首要的原因是至今有關中國文革的最核心原始資料，一直沒有對外開放。海內外眾多中文報刊雜誌在2008年11月底，興奮地報道了「北京的文革檔案將於今年底向公眾開放」。大約一個月以後，在香港註冊但可以在中國內地發行的《鳳凰周刊》，宣告「中國大陸文革檔案暫緩開放」。當時筆者在北京，研討會上學者們感嘆，「暫緩」到何年何月，只有天知道！到了如今，更沒有絲毫跡象會發生這樣的公開檔案的大好事。

香港雖然幾十年里一直是全球有關文革的中文資料的出版發行重鎮，然而至今我們也沒有見到，文革最重要的領導者、犧牲者和倖存者——毛澤東、劉少奇、彭真、周恩來、林彪、鄧小平、江青、康生、張春橋——曾經發表過文革的回憶錄。但所有這些不足之處，並不影響我們把以上整理的毛澤東之「夢」的大致內容，作為對照的一面鏡子，再把當今的「中國夢」之官方版呈現的內容，作為另一面鏡子，仔細看看這兩面鏡子之間，互相反光折射到了何種細微的程度。正如在本專欄上一篇評論里所說的，經過這樣的對照，從兩組要素（兩面鏡子）及其延續和演變，我們才可能理性地回應那個「文革是否再來一次？」的沉重提問。

（三）

現在筆者把前兩篇討論的毛澤東之夢作一總結，可以把其中的諸多要素歸納成三大單元。第一個大單元是關於「中國社會」，第二個大單元是關於「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係」，第三個大單元是關於「中國的政治體制」。這三大單元的構成要素是我們展望未來的出發地。

非同尋常的中國社會

先看第一大單元：此處的「中國社會」是廣義的，包括經濟和文化教育領域。在毛的設計圖裡，理想的中國社會是全民皆兵、全國變成一個超級軍營。對毛澤東之夢的這個部分，林彪把握得最貼切，所以從1960年代初開始，林就反覆宣揚，全國各行各業都要學習解放軍，人人都要像士兵一樣「一切行動聽指揮」（《中共中央批示，1960年12月21日》。丁按：這是毛對該年10月20日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的高度贊成和全面推廣）。全國變成一個超級軍營的試驗，早在1958年大躍進初期已經著手，經濟的崩潰使之半途而廢。到了1966年文革開始，該試驗又被提上桌面，「五七幹校」、「大寨樣板」、「大慶樣板」等都與之相關。全國變成一個超級軍營，其物質基礎當然是指令經濟，所以它應該被視作「軍事共產主義」體系的落實。中共執政後毛一直試圖把國民經濟推向這個軌道，考慮以配給製取代工資制，卻因預算太高未能付諸實踐（參閱毛親筆點評和推薦的張春橋文章：《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文革中毛多次告誡：工資制是資產階級法權，不能讓它無限期實施；商品經濟每日每時產生資本主義，必須予以限制。指令經濟下的中國當然無法和世界貿易體系連通，所以毛督促全國「自力更生」。至於文化教育領域，毛更不想中國交流外國，無論是資本主義的（西方），還是修正主義的（蘇聯東歐），都必須徹底掃除其影響。

當今官方版的中國夢裡，有多少上述「毛夢」的要素呢？讓全國人民服從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這顯然是歷屆政府都願意做到的。不論是以「維穩」的名義，還是以「平安中國」的名義，更遑論眼下國際上議論紛紛的「數碼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的管控模式，都旨在把民眾的言行約束到整齊劃一的程度，雖然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靈活性有些差別（Samantha Hoffman，「Managing the State：Social Credit，Surveillance，and the CCP’s Plan for China，」JamesTown.org，17 August 2017）。在文化教育領域裡阻隔外國的影響，當今的中國夢裡只有一半的「毛夢」，即反對「普世價值」。教育上中國關不住大門，作為全球外派留學生總量第一大國的地位，延續已久，還會保持多年。實施軍事共產主義的經濟體制，當今延伸下來的只有其中一塊，即關係到強軍的戰略資源和保證政權永固的支柱產業。換言之，「國計」的一塊是軍事共產主義的延伸，「民生」的不再是。

小結：「毛夢」里的中國社會設計，連接到當今中國夢裡的要素，尚不及一半。即便未來十年形勢更為嚴峻，也不會超過一半。我們只要把毛的「五七指示」等文本和毛的幾次試驗與當今中國社會兩相對照，以上判斷就能站得住腳。

中國全面對抗世界

再看第二大單元：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係。自從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日益強化的一個信念，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可避免地從莫斯科轉向北京，毛是共產主義譜系的第三座里程碑（馬克思恩格斯是第一座，列寧斯大林是第二座）。1960－1970年代毛力主輸出暴力革命，號召美國黑人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大本營，林彪把毛的「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上升為全球革命道路、即第三世界包圍第一世界實現世界一片紅（「在首都人民紀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會上林彪同志的講話」，人民日報1967年11月7日），都是毛努力實現其顛覆世界夢的亮點。

儘管當今「中國威脅論」四處冒煙，但幾乎沒有嚴肅的觀察家評論家認為北京正在輸出暴力革命。中國目前和外部世界發生糾紛的，主要是源於這些：輸出產品或產能、輸出發展模式包括環境污染、輸出資本、輸出大外宣、輸出治理模式。這幾種輸出也令很多老外擔憂，但它們不同於暴力革命的輸出，後者是要推翻「帝修反政權」，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要掀起多年的戰火和流血；前者則主要是經濟利益和政治影響，是你輸我贏的競爭（「我們為何不應學習中國模式」，《新蘇黎世報》2018年2月5日評論，DW中文網同日翻譯轉載）。未來十年或更長時段里，看不出中國會朝世界革命的道路邁進。中國當今的這些做法，一大半是從西方學來的，是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許多發達國家都做過，如德國和日本（Joshua Aizenman and Rajeswari Sengupta，「Global imbalances：Is Germany the new China？A sceptical view」，VoxEU.org，5 October 2010）。最關鍵的是：當今中國的這些做法，是儘力在國際市場體系里多佔好處，而不是摧毀它，像蘇聯陣營那樣以社會主義貿易體系取而代之。目前中國最高層每天向世界大聲呼喊的，是要推進資本主義的全球化。

最引人注目的是高度集權之後

最後看第三大單元：中國的政治體制。「毛夢」裡面的幾大單元，在毛生前就數這個單元落實得最給力，用林彪的話說，「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批示》，1966年9月22日，發至縣、團級學習文件，筆者學習後收藏）。毛畢生造就的這種政治體制，對後人影響巨深。哈佛大學商學院1990年代後期曾經在中國大陸對工商界中上層做過一個實證研究，發現他們最嚮往的領導體制即最想仿照的，就是毛模式，不論他們是否在毛時代挨過整受過苦，也不論他們是國企主管還是民營老闆。有了這個普遍性的背景，我們對內地這幾年日益強調權力集中再集中的趨勢，就不該驚訝了。

綜合來看，毛澤東之夢和當今中國夢的關聯程度，以第二大單元最弱，第三大單元最強，第一大單元居中，這種整體格局對我們的未來意味深長。公眾注意力顯然一直是聚焦於第三大單元，恰如今年3月初北京「兩會」前後的萬千報道和評論所示。由於關注點一直偏重於此，無數人就擔心中國不久「文革會再來一次！」筆者卻不作這樣的判斷，理由簡述如下：當今中國夢的核心內容無法藉助「全民皆兵、全國成為一個大兵營」的毛式中國社會結構來實現，更不可能藉助於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兩個陣營、你死我活鬥爭」的毛式全面對抗來完成。以「兩個一百年」為時間框架的中國夢若非全盤落空，至少三種運行機制是必不可少的——持續造富的國民經濟，哪怕這個經濟體裡面充斥不公正和不平等，哪怕多位企業家個人的下場是個悲劇；持續注入中國經濟的創新元素，不論是經由留學渠道或人才引進或專利購買或技術竊取；持續提供給中國巨量產能及產品對外輸出的渠道，不論是通過國際市場的公平競爭或是通過一帶一路之類的國家資本主義大手筆操作。這三種運行機制可以在一個更自由的政治體系里更有效地起作用，也可以在一個更強制專權（Hard－authoritarian）的統治體系里以更高的成本起作用，但它們絕對不可以在一個原教旨主義環境和極端主義體制（文革期間便是這種綜合狀態）里掙扎生存。

有理由保持艱難和頑強的樂觀主義

筆者堅信，當今的中國夢之落實，必須依賴企業家階層、國際貿易商階層和專業技術階層，儘管北京頂層不會讓他們把自己的行業資源和專業能力轉換成對黨國權力體制發出挑戰的手段。香港未來之生存發展的空間與局限也與此一脈相承——這三個階層是香港社會的支柱群體，他們的相對優勢是世代競爭形成的，難以被替代取消。他們活動的「天花板」早先（1997年之後的十多年）是玻璃做成的，而現在越來越換成是鋼板材料的了，明擺在那兒，不許去碰撞。只要不去正面碰撞，就不至於摧毀你。

有些讀者或許要問：為什麼當今的中國夢不至於全方位對接毛澤東之夢？為什麼第三大單元再趨強化，也不會演變成文革全盤迴潮，決不會主動毀掉上述的三種運行機制及它們的三個操作階層？這組問題已經超出了政治社會學的經驗討論範疇，進入到宗教學層面，比政治哲學更加形而上，只能留待以後再作詮釋。

（香港《信報月刊》，2018年1、2、3月號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