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議報
作者: 曉明
閻長貴先生
我與閻長貴先生相識和交往已有十年時間了。記得第一次與他結識是在2008年9月26日，那是在北京文衡文化發展中心組織的一次「關於華國鋒功過是非」的學術研討會上，我受研討會主持人李宇鋒、鄭仲兵之邀參加了這次研討會，閻先生和在京的離退休老幹部林京耀、姚監復、朱厚澤（胡耀邦時代的中宣部長）、高瑜女士（曾是一個資深報人）等老人，以及韓鋼（中央黨校在職教授）、胡少安、竇海軍等十多人參加了研討會，使我有幸結識了閻長貴先生和這些離退休老幹部、學者，是令我十分高興的事。會後與會者們共進晚餐，我正好與閻先生同席，經過閑談，得知他在文革初期曾是江青的首任機要秘書，一年後又深受其害蒙冤牢獄近八年之久。聽到這些，頓時使我對他頻添了許多同情之心與敬仰之情。由於此次相聚時間短，未能詳談；再則本人在文革中也深受其害，被關、被斗，也許是同病相憐，散席後我就尋思一定要找機會去拜訪他，結交這位飽經磨難的新朋友，以便回憶和探討那些逝去的文革往事，給後來的人們留下過往滄桑歲月的歷史片段。
一、文革中歷經的苦難歲月
2008年10月3日上午我第一次去拜訪閻先生，九時多到達了閻先生的住地。這是北京市北郊平西王府的一處別墅區，他的家是一座二層的小樓房，潔靜明亮；樓的後面是一塊園林式的空地，種植有果樹、蔬菜和地瓜之類的作物，從這可以看出閻先生和他的老伴江女士的勤勞，富有農耕經驗，我推想他們定是在農村中長大的。而今他們正在這裡過著悠閑的晚年生活。
我的到訪受到了閻先生夫婦的熱情接待，進入客廳落座後，稍事寒暄，我們即進入文革往事的話題。在此過程中，多是以我的發問和閻先生作答來進行的。
閻先生說，他是山東聊城人，1937年2月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6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分配到《紅旗》雜誌社從事編輯和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工作。1966年文革運動開始，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我們的談話自然就以此為中心展開了……
1、成為江青的首任機要秘書
閻先生說，江青是毛澤東的夫人，能成為她的機要秘書恐怕是那個時代許多青年人不敢妄想的，也是夢寐以求都難達到的事。但這樣的「幸事」卻落在了他的頭上，確是令那個時代的許多人為之羨慕的。對此，閻先生說這是歷史的安排，是歷史點的「鴛鴦譜」，也是當時許多因素共同作用促成的。
文革運動發生前，他先在《紅旗》雜誌社關鋒領導下的中國哲學史組工作，後又轉到戚本禹領導下的歷史組。1966年文革運動開始後，關鋒、戚本禹都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重要成員。由於他與關、戚二人都比較熟悉，6月3日戚本禹把他調到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信訪處，7月4日戚又把他帶到釣魚台，安排在中央文革小組簡報組工作，並從8月中旬開始協助梁川同志辦理江青的群眾來信。後來因梁川回秘書局信訪處了，就由他獨立擔負江青的群眾來信處理工作。
1966年8月31日，因陳伯達請假，江青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身份主持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大會後，自此江青的群眾來信猛增，每天少則幾百封，多則上千封甚至兩千多封。面對如此眾多的群眾來信，就調來七、八個人專門組建一個江青辦信組，由閻先生具體負責，屬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直接歸戚本禹領導。
在江青辦信組工作了約三個多月，1966年底戚本禹推薦他給江青當秘書，經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檔案審查，最後徵得江青本人同意，1967年1月9日他正式成了江青的首任機要秘書，從辦信組所在的釣魚台16樓搬到了江青住的11樓，開始了新的工作。
文革之前江青沒有什麼公開的職務，只是給毛澤東做些秘書工作；文革開始後她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地位顯赫了，需要有專職秘書給她辦事了。閻先生說，當時提供給江青選擇做秘書的有四個人，他的年齡最小（29歲），參加工作年限最短（只5年），幹部級別最低（22級），工資也最少（56元），但最後卻選上了他，大概是和以下因素有關的：
一是他的家庭出身好，社會關係簡單、清楚；
二是政治可靠，工作向來踏實肯干，認真負責；
三是有較好的寫作能力，寫的文章曾受到毛澤東的稱讚（60年代初期，他的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文章，當年毛澤東看後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曾批語：「印發各同志研究，犯了錯誤，只要認真改正，也就好了」）；
四是戚本禹的全力薦舉，戚在文革小組中與江青的關係是較好的。
另外，江青的女兒李納也可能起到了某種作用。李納比閻先生小三歲，屬同時代的青年人，她是學歷史的，彼此間經常在一起聊天，談話投機，對文革的觀點一致。李納也可能會在她母親面前為他說過好話。
當然，最主要的是江青本人的同意，沒有她的認可，任何人也是不可能辦到的。
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任命的江青的第一任機要秘書，是閻先生做夢也未曾想到的事。既然組織上安排了，他當時的心裡當然是興奮和高興的，他決心勤勤懇懇地把工作做好，以報答黨和首長們的關懷愛護。想不到正是這一歷史的安排最終把他推進了無底的深淵而蒙冤受難。
2、由機要秘書變成「階下囚」
閻先生成為江青機要秘書的1967年，正是文革初期的動亂、派性膨脹、以至發展到武鬥的高峰時期。從中央到地方，許多黨、政機關都癱瘓了，學校停課，工廠停工，交通中斷，農村也處於混亂之中，各地武鬥此起彼伏。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毛澤東經過實地視察後，卻稱之為是「形勢大好，而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這真乃前所未有的是非顛倒，把國之災難說成了「形勢大好」，這是毛澤東及文革派江青、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等災難製造者們的荒唐邏輯。特別是在武漢的「7.20」事件後，軍隊也受到了嚴重的衝擊，「揪軍內一小撮」和「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已成了當時的響亮口號，中央兩報一刊的社論和文章也以此為宣傳內容，文革運動的鬥爭矛頭似乎從黨、政領導發展到軍隊領導了。黨、政機關亂了，如果再出現軍隊的混亂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早在文革之初，中共中央1966年的「5.16」通知中，毛澤東就說「混進黨里、政府里和軍隊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而「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即來源於此。「5，16」通知掀起了全國的大亂。在1967年的2月，這種動亂就曾遭到了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一批老幹部和老帥們的指責和反對，但其後不久這股指責和反對之聲就被毛澤東和江青等一幫文革派的首領們以「二月逆流」之罪名給打下去了。現在「揪軍內一小撮」和「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的口號再度泛濫開來，武漢「7.20」事件打倒了陳再道等一批武漢軍區的領導人，各地效仿都在揪「陳再道式」的「一小撮」軍隊領導人，事態的發展是愈益嚴重，必然會遭到許多將軍們的不滿和抵制。到1967年8月中旬，毛澤東似乎開始意識到了亂軍的嚴重性和它將會帶來的可怕後果，如是就發出了指責「揪軍內一小撮」和「帶槍的劉鄧路線」的聲音，指出這是「自毀長城」，要求「還我長城」，意欲扭轉亂軍的局面。
從亂黨、亂政到亂軍乃至全國大亂，這本是毛澤東親自導演、由江青、康生、王、關、戚及張春橋、姚文元等這些文革派的幹將親自指揮搞起來的，現在局面失控了，如何來收拾這種局面呢？
毛澤東認為軍隊是他的「命根子」，他幹革命就是靠軍隊的「槍杆子」和文人的「筆杆子」，靠這「兩杆子」他奪得了政權，軍隊不能乨。現在如何才能既將文革運動深入發展下去，打倒劉、鄧、陶，又不使軍隊出現混亂，能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嗎？
武漢「7.20」事件後，王力成了亂軍的「英雄」，他和謝富治等人從武漢回到北京後受到了空前規模的熱烈歡迎，其場面之浩大是罕見的，把「揪軍內一小撮」推向了更高潮。此後報紙上「揪軍內一小撮」和「打倒帶槍劉鄧路線」的暄鬧聲就是王力、關鋒按照毛澤東的文革指導思想來辦的，是他們忠實執行毛澤東路線的必然結果。而此時的毛澤東認為王、關等人走的太過頭了，他要改變亂軍的形勢，只有從他的內部入手，犧牲車馬以保將師。權衡利弊，他決定拋出王力、關鋒，以挽回亂軍的敗局，使文革得以繼續深入下去，王力、關鋒終於成了犧牲品，被隔離審査。但其後王、關二人的問題沒有什麼專案組審查，據陳伯達說除了江青、李納二人外不許任何人過問，成了一宗神秘的「奇案」。
繼王力、關鋒被拋出來後，1968年1月，又將另一個文革幹將戚本禹拋出，至此王、關、戚三人就成了亂軍、反軍的代名詞，成了毛澤東、江青的替死鬼。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閻先生由於曾是關鋒、戚本禹信任的人，又是關鋒的學生，是戚本禹把他推薦給江青當秘書的，現在王、關、戚既倒，毛澤東、江青為了證明此舉做法的正確，以抬高江青的地位，她必須在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中拋出一些人，把他誣陷成王、關、戚安插在她身邊的「坐探」，她則是與王、關、戚鬥爭的「英雄」，她的身價就會倍增了。正是因為這樣，包括閻先生在內的江青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了。
閻先生在江青身邊工作一年，勤勤懇懇，夜以繼日地為江青服務，對此江青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的。然而她為了秉毛之意搞掉王力、關鋒、戚本禹，需要故作姿態，故弄玄虛，在她身邊尋找出王、關、戚的「代理人」，以此來說明王、關、戚「加害」於她，在她身邊安插「坐探」，而她又是如何與王、關、戚鬥爭的，以更顯示出她的「英雄」本色。正是在這種情勢下，閻先生成了江青身邊工作人員中第一個犧牲品。
江青為了整人，總得要尋找借口，閻先生的蒙冤，是江青借故一件毫不相干的小事而橫蠻無理製造出來的。
閻先生說，他蒙冤的起因和經過是這樣的：
1967年12月底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江青辦信組轉來的一封信，是北京一個電影製片廠某女演員寫的。信很長，有幾十頁，上萬字，他因工作忙，對這封信是分好幾次才看完的。信中女演員講了她的從藝經歷，說她也曾叫過「江青」這個名字，解放後就改了；又說她有一些存款，願意作為黨費交給組織；再就是說她在文革中受到衝擊，也說了好些讚揚江青的話等等。從這封信的目的看，無非是希望江青能為她說句話，以減輕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衝擊。就是這麼一封群眾來信，閻先生感到難於處理，就把它轉給江青，同時付上他自己寫的一張條子：「江青同志，這封信有您的名字」。閻先生萬萬想不到，此事卻引起了江青的勃然大怒，給他帶來牢獄之災。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他叫到會議室，當著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著面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厲聲責問到：「為什麼把這封信轉給我？目的是什麼？」並怒氣沖沖地說：「無知！無知就要犯錯誤，就要犯罪。」把閻先生狠毒地訓斥了一頓。
自此，江青對閻先生的態度變了，既不按鈴叫他，也不叫他送文件、發文件。
1968年1月9日上午，江青起床到辦公室後，閻先生領著楊銀祿（新近調來江青身邊的另一位秘書，他因回家奔喪1月8日晚才回來，還未單獨見過江青）去見江青，向江青報告說：「江青同志，楊銀祿同志回來了」。江青沒好氣地大聲說：「他回來了，你還上來幹什麼？你馬上把文件清點給楊銀祿同志」。就這樣閻先生悻悻地離開了江青的辦公室。
就在這一天，他向楊銀祿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點左右，陳伯達、汪東興來找他談話。陳伯達說：「你是搞文字工作的，還是回辦事組工作吧」。江東興則說：「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續，這是工作人員離開首長身邊時的規矩。」他讓閻收拾一下自己的東西，隨後把閻送到釣魚台警衛連連部。在路上，汪東興很和藹地對閻說：「你沒事，你的檔案我看過，你是我挑來的」。
到達警衛連連部所在樓上的一間屋裡，汪東興就走了，從此再沒有見到汪東興。文革結束後，汪東興告訴閻先生，從那時起江青叫他不要再管閻的事了。
在警衛連閻先生髮現有兩個警衛戰士看著他，此時他完全意識到自己變成一個被警衛戰士嚴密看管的「犯人」了，這突然間的巨大變化實在使他無法接受。從1967年的1月9日他正式成為江青的機要秘書起，到1968年的1月9日被江青冤害囚禁，正好一年時間，使他從一個「書獃子」、一個任勞任怨為江青服務的秘書變成「階下囚」，這種變化實在叫他想不通。
大約在被隔離的第三或者第四個晚上，陳伯達和姚文元來了。陳伯達問閻：「你在幹什麼？」閻說：「看書。」陳伯達嚴厲地說：「還看什麼書啊，要深刻檢討自己的問題。」接著慢慢而又強調地說：「王、關、戚都是壞人……」，姚文元立即指著閻補上一句：「你就是王、關、戚安插在首長身邊的釘子。」
閻先生說他一聽陳伯達、姚文元兩人的話，腦袋都要炸了，這不是把他看成是江青身邊的「特務」了嗎？此時他的思緒很亂，這天大的冤屈，他如何來申訴呢？他想的很多、很多……
又過了十天左右，大約是1月23日的晚上，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四個人一起來找他談話。一開場，姚文元就對閻說：「你看今天誰來了？政治局常委、副總理兼公安部長、代總參謀長……」。面對這種「陣勢」，閻先生感到有如泰山壓頂般的沉重，簡直是五雷轟頂；對一個22級的小幹部，自己究竟犯了什麼事呢，居然驚動黨政軍三方面的重要領導人呢？
此時謝富治則裝成紅臉，面對著閻先生說：「江青同志對你不錯嘛，你應該有什麼問題就交代什麼問題。」接著陳伯達又讓按著他的口授給閻先生的愛人寫一封信，稱自己要「出差了」，「家中存放的文件資料給來人帶走交給組織上保管」。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是有備而來的，是按江青的指示來辦的。第二天閻先生就被告知，給換換地方。這一換就換到秦城監獄成為「囚犯」了。
3、人世間少有的牢獄之災
1968年1月24日深夜，由兩名荷槍實彈的軍人押著閻先生，乘一輛吉普車直奔北京的北郊秦城監獄。
也就是在這個深夜，陳伯達還布置了一次小規模的抄家活動，叫他手下工作人員帶著閻先生昨天按陳伯達口授寫的一封給他愛人的信，到他愛人和孩子的臨時住處，翻箱倒櫃，搜身檢查，結果當然是一無所獲的。搜查後，連夜把他愛人和兩個孩子送到了北京東郊通縣空軍機場招待所軟禁起來。直到當年的5月份，在閻先生愛人再三要求下，才將他們送回山東老家，在農村成了「反革命家屬」，各方面都受到限制和岐視，大兒子初中沒讀完就不給念書了，年僅13歲就被勒令搞農業勞動，受到欺壓凌辱，給孩子幼小的心靈里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創傷。
到秦城監獄以後，馬上被換上了黑色的囚衣，囚衣上標的代號是「6820」，被單獨幽禁在一間牢房裡成了「要犯」。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牢獄之災，閻先生說他怎麼也想不通。他是一個共產黨員，是黨把他培養成一個大學生的，他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參加工作後一向積極肯干，給江青當秘書一年完全是服從組織的安排盡心盡職地為江青服務，怎麼突然之間就成了「罪犯」，而且是單獨囚禁的「要犯」，到底自己犯了什麼「罪」呢？頭腦里思來想去總是想不明白。
在監獄裡一切東西都被搜查去了，報紙和書不給看，連帶去的《毛澤東選集》（林彪贈送給江青身邊工作人員的）也被搜去。一個人被囚禁在單人牢房，沒有人來過問，也不提審，真是度日如年，是毫無人性的對人的折磨。閻先生當時反覆在想：人是社會動物，人的腦子是思維器官，人生活在社會就要與其他人交往，要說話，要做事；如果把一個人與世隔絕起來，只給他吃飯，不讓他做事，不讓他與人接觸交往，沒有人說話，這還是人嗎？
被囚禁起來以後，一年多的時間閻先生就是處於這種狀況，過著非人的生活。他為了能活下去，就想了許多打發時光的方法。如反反覆複數床頭前暖氣罩上的「孔」，1、2、3、4……不停的數，以此來打發那漫無邊際的時光；有時又在背誦唐詩、宋詞，背誦毛澤東的文章和詩詞，或者自己做詩填詞，有時又故意找話題以和看守說幾句話。這非人的生活是多麼地令人難耐啊！他多麼希望有人來提審他，因為提審就可以與人對話，這也是一種「享受」。
這種狀況一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以後才稍有改善，這時可以看報紙，看《紅旗》雜誌和毛選了。一年多的非人生活，在閻先生的心靈中是永遠難以磨去的人生大災難。
在七年多的牢獄中沒有提審過幾次，更沒有什麼司法程序的起訴和審判，就是這麼非法的把人關著，連封建社會的牢獄都不如，更別說現代文明國家的監獄了。在監牢中一切活動都是搞突然襲擊的，從不給人一點思想準備，就連後來的釋放也是如此。1975年5月22日，專案組來到監獄，突然宣布：「黨中央毛主席決定釋放你，到湖南的農場去勞動，等待結論」。至此，未經司法程序的審判，未經判刑閻先生被關了七年多，現在突然宣布「釋放」，如此的「法律」，實在令人啼笑皆非，難以言狀。
4、在農場獲得新生
「釋放」後的閻先生被流放到了湖南省常德地區的國營西洞庭農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父母和妻兒寫信。七年多與親人不通信息，彼此不知生死，相互挂念之情是難以言說的，每想到這些閻先生都會痛苦萬分。信發出不久，接到兒子的回信，隨後父母及妻兒都到農場來了，一家人見面真是悲喜交集，熱淚淋淋。近八年了，生死兩茫然，人的一生能有幾個八年呢？今日重見，能不激動與憂傷嗎？
一家人相聚後不久，父母回山東老家了，妻兒留下在農場安家。農場的領導和群眾對閻先生很好，使他一家人能在此安家度日，開始了農場的勞動生活。
1975年11月，結論下來了。專案組的人從北京來到農場，把結論給閻先生看，共有兩條：1、妄圖用假材料（指轉送給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負責同志；2、包庇「五·一六」分子吳傳啟、林聿時（原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兩名中層幹部，都是關鋒的朋友），處理結果是「留黨察看一年」。這完全是妄加的罪名，專案組人員叫閻先生在結論書上簽字，閻先生當然拒絕簽字。這時專案組人員又把江青抬了出來，威脅閻先生說：「這是首長定的性，說你是『坐探』，你的問題就是這個性質」，並說「這個處分也不重」，反覆動員閻先生接受簽名。閻先生當時曾想，用「莫須有」的罪名關了自己七年多，現在還要「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還說「不重」，這是那家的法律和紀律呢？天下還有王法和正義嗎？因而一直拒絕簽字。
就這樣僵持了一些時日，後來閻先生反覆在想，既然江青還在台上，辯解也無用；為了能給自己安排一個工作，獲得重新工作的機會，最後還是違心的簽字了。
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幫被粉碎後，勞動了一年多的閻先生被調到農場的一個中學當教師，後來還當了校長，其後又把他調到農場宣傳部當理論幹事，還送他到省委黨校學習。1979年9月閻先生獲得徹底平反，並決定調回「紅旗」雜誌社工作，此時農場領導親自幫他解決了妻子、兒子的戶口問題（即農轉非）。1980年3月他回《紅旗》雜誌社，閻先生的新生才真正開始了。
5、一個權欲熏心的瘋狂妖女
當年的紅衛兵曾高呼「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這是非常到位的口號。文革前江青沒有任何公開的職務，文革開始就一躍而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這是毛澤東給予她的巨大權力。毛為了發動文革運動，特意成立中央文革小組來代替中央書記處乃至中央政治局，這為江青走上政治巔峰提供了呼風喚雨的平台，也使江青成了毛髮動文革運動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急先鋒。
閻先生說，江青表面上是第一副組長，實際上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把手，她在小組中專橫跋扈，一切都以她為中心。陳伯達名義上是組長，實際上只是一個傀儡而已，一切事情沒有江青的表態，陳伯達是絕不敢擅作主張的，一切都得看江青的臉色行事。多年後陳伯達在他的回憶中說：「江青是第一首長，她在小組中瞎想瞎說，並且說了就算。」（算——即算數——筆者），「把小組當作她獨立的領地」，實行「獨裁」，「胡作非為」。
文革小組的另一重要成員王力回憶說：在中央文革小組中陳伯達「不過是個傀儡」，「在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是聽江青的」。難怪王、關、戚等文革小組的成員敢公然奚落陳伯達，陳竟會冒出「請本禹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幾句」的說詞。
在文革小組中，江青是「一言九鼎」，對小組成員頤指氣使，別人對她只有畢恭畢敬。就是對陳伯達江青也從來很不客氣，疾言厲色，經常像訓小孩那樣訓斥他。
就是這麼一個瘋狂的妖女，她的權欲熏心和無故整人、迫害人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文革中江青不但秉承毛澤東的旨意整了大批的老幹部，為了掩蓋她在上海30年代的醜史，也整當年與她共事的同事，甚至連為她服務的工作人員也不放過。就是在文革中與她共事的人，文革小組中原有顧問2人，正、副組長5人，組員7人，共14人；自從陶鑄、王任重、劉志堅及王、關、戚先後被毛、江整掉後，就只剩下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等五個人了。文革小組辦事組的五任負責人穆欣、王力、宋瓊、王廣宇、閻長貴都被整掉進了監獄，只有第六任負責人李納，因為是江青的女兒才是唯一「穩坐釣魚台」，沒有被整的一任。另有辦事組的黨支部書記王道明，辦事組工作人員張根成，周占凱，矯玉山等人，有的是從部隊的基層幹部調來的，也都先後被整進了監獄，關押多年，全都是江青一手製造的冤案。
江青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如此殘忍而又瘋狂的女人呢？
中國人常說：「人之初，性本善」。平心而論，江青的青少年時代並非是一個壞女人；就是在30年代的上海她也是一個進步青年。雖然當時她在個人生活上有不少風流韻事，但在那樣的時代和環境下，也是不值得大驚小怪和多加指責的。她之所以變成殘忍和瘋狂，變成權欲熏心，其實是在於毛澤東和共產文化對她的影響和毒害造成的。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江青與一幫青年奔向延安，這應該是進步的表現。從她與毛澤東的結合後，毛澤東和共產文化對她的影響是深遠的。在延安她親歷過毛澤東與張國燾，毛澤東與王明等的黨內鬥爭，張與王先後被毛逼跑和整垮；延安的整風運動，那種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江青應是耳聞目睹的；毛澤東奪得政權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黨內鬥爭，如高、饒事件、胡風事件，反右、反右傾……，毛澤東的種種爭權奪利和整人之術，江青是看到了，也學到了，文革運動中她在毛的指揮下再從事這一套自然就會輕車熟路了。
江青的權欲和整人、迫害人就是這麼一步步形成的，終於使她成了中國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一個瘋狂旳女人。
閻先生所談的一切，似乎使我們彼此又重溫了一遍文革的苦難歷程，一段永遠難忘的辛酸歷史。它深深地吸引著我，感動著我。我們都應該深入總結和反思文革的歷史，從中總結出應有的經驗教訓。
在交談中，閻先生並播放了香港鳳凰衛視記者採訪他的錄像光碟給我看，這是閻先生口述的歷史記錄，圖文兼有，是十分難得的史料。
中午時間到了，閻先生邀請我到附近的飯店就餐。感謝閻先生的盛請款待，感謝他能接受我的拜訪。拜訪和聚餐都是令人難忘的。作為同齡人並且都親歷過文革磨難的人，但願我們的友誼和交往將會保持和發展下去，這是十分令人難忘與高興的事。
二、值得推崇的文革史研究學者
經過此次拜訪後，我與閻先生開始了用電話和電子郵件的相互交往。我常把自己寫的文章發去給閻先生，請他指教，每次他都能認真的看，並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連文章中的錯別字他都能指出來，可見他的熱心和真情所在，是令我十分感動的。他也常給我發來自己寫的文章和某些史料，使我獲益不少，深受啟廸。
2009年4月，閻先生與王廣宇先生（文革中曾擔任過中央文革辦事組負責人，其後也深受江青迫害入獄多年）合著的《問史求信集》一書由《紅旗出版社》出版，5月下旬閻先生即把此書寄了一本給我來，使我如獲至寶，非常高興。
此書的前言《當代人應當修一部當代信史》是閻先生寫的，文中明確指出「歷史是一面鏡子，古人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我們也常說：『讓歷史告訴未來』。應當說，這告訴未來的『史』、為鏡的『史』，必須是『客觀、公正的史』即『信史』。……修當代信史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而修當代信史需要當代人參加和參與，也是不言自明的」。「當代人修當代史，已經成為人們普遍重視的一個重大問題」。我認為閻先生之所言是多麼正確且重要啊！
全書共選錄了62篇文章，共約442千字。除《我們所了解的王、關、戚的一些史實》一文是他們二人合寫的外，其餘42篇為閻先生所寫，19篇為王廣宇先生所寫。這些文章都是他們二人在文革中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的真實記錄，是研究文革，研究文革中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研究毛澤東、林彪及其他的同夥、江青及其同夥、中央文革小組等的重要文獻資料，是一本難得的、十分寶貴的書。
透過全書，可以看出二位作者都是研究文革史的熱心學者，文章史實可靠，語言通俗，文筆流暢，可讀性強，是當代研究文革的寶貴史料。他們對文革史的研究給當今的文革研究者、乃至後來的人們做出了榜樣，精神可佳，是值得所有從事文革史研究的人們學習的。
三、2010年以來的三次拜訪閻先生
2010年10月我與老伴再次到北京兒子處住了幾個月。記得10月下旬的一天我與《記憶》主編吳迪先生約好去拜訪他，因為之前他與何蜀主辦的《記憶》曾刊發過我的一篇文章，我們彼此雖未見過面，但通過郵件相識了，希望有機會能面談。剛好吳先生家也住在北郊平西王府，與閻先生家相距不到百米，吳先生特意到小區大門口迎接我，到吳先生家要先路過閻先生家門口，他們兩人原來就很熟悉，吳先生就帶我和老伴先進到閻先生家，此行即成了我對閻先生的第二次拜訪。
進得閻先生家後，即受到閻先生夫婦的熱情歡迎。大家落座互相寒暄之後，閻夫人江女氏就招乎我的老伴到另一房間閑聊去了，我們從三人就開始了有關文革和寫作問題的交談。
我首先向閻先生表達了致意和問候，感謝他的贈書和常發去相關的文章資訊。閻先生則再次對我發給他的文章闡述了自己的意見，並指出寫作中應注意的事情，該寫什麼，在當前的背景下寫作中應該注意的事項，要保護好自己，是切不可大意的。
此時吳先生也接過話題，談到了他與何蜀先生創辦《記憶》中遇到的一些問題。由於何先生近來受到了某些部門的詢問，碰到了一些麻煩事，不得不與吳先生分開，自己打算另行創辦一份網刊，取名《昨天》，計劃不久即可在小範圍內作為愛好者們的交流而發行。
經過一番交談後，我與老伴告別閻先生夫婦前往吳先生家，吳夫人早就在家等待我們的到來了，一進門就受到了吳先生夫婦的熱情招待。
吳先生家與閻先生家相似，為二層別墅式建築，只是缺少一個可種植花草蔬菜之類的小院子。落座後我們即開始了有關寫作的交談，其後他又帶我到二樓他的圖書室瀏覽。四個書架都擺滿了各種圖書，顯示出主人對書的愛好與珍藏，是一個不平常的學者。吳先生是北京本地人，文革中作為知青到過內蒙插隊，經歷過了知青的苦難歲月。「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後，1977年恢復高考才得以到大學讀書。畢業後到電影學院任教，而今走上了編輯歷史資料和寫作的道路，並約我今後多給他的《記憶》寫稿，同時贈送了他編輯的《中國的大躍進史料》（分上、下兩冊）給我。
中午時吳夫人做好了美味的午餐，招待我們就餐。飯後我們就告別吳、閻兩家，回到兒子在東風橋北的住處了。
第三次拜訪閻先生是在2014年的10月下旬。這一年的9月8日我老伴因病去世，10月我一個人再次到北京兒子處，不幾天即去拜訪閻先生。此時他已住到了位於沙灘的住宅，因為冬天將到時他就要從北郊平西王府搬到市內居住。
在此次的拜訪中，我們的話題仍離不開文革，離不開有關文革的寫作。但這段時間閻先生因身體不適，特別是眼睛看書、上網不便，近來很少上網和寫作了。當他得知我的老伴去世後，深表關切和哀悼，並叫我有合適的再找一個伴侶，以安度晚年。
感謝閻先生的一番好意。我告訴他，兒子因要轉去上海工作了，因此下月中旬我就要隨兒子搬到上海，以後到北京的機會要少了，希望閻先生夫婦多保重身體，方便的時候歡迎到廣西一游。
第四次拜訪閻先生是在2018年7月31日下午。此番我是與新的老伴和讀小學的孫子前往吉林集安，返迴路過北京時專程去拜訪閻先生的。
我2015年新結識的老伴祖藉是吉林集安，系朝鮮族人，因祖父在「9·18事變」後帶著祖母和三個兒子逃難到廣西，她是在廣西出生長大的。為了尋根問祖，這是她第二次返回祖居地集安了。
幾年不見閻先生了，此時他的新家搬到朝陽區和平街14區14樓。當我與小孫子到達閻先生家時（老伴因有事未能同去），閻先生夫婦非常高興，幾年不見面了，我看到閻先生夫婦身體仍然很好，特別是閻先生，比我2014年10月那次見到他要好多了。久別相會，大家緊緊地握手問候，是十分高興的。
閻夫人招乎我與小孫子飲茶、吃水果，一會小孫子就去玩閻先生的電腦，他外出以來一段時間未能玩電腦了，故而玩的十分有興緻。我則與閻先生開始了有關話題的交談。
在交談中閻先生拿出了他2017年出版的《閻長貴談江青》一書送給我，這是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的。書的內容非常豐富，從江青的青年及到上海的諸多往事，投奔延安革命談起，再到她成為毛澤東夫人後的種種變化，特別是文革期間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有詳盡的記述和分析，是研究江青、乃至研究毛澤東、研究文革的一本好書。人們知道，在當今的中國要研究文革，研究毛澤東，都離不開一個人，那就是江青。作家邵燕祥曾在《建立「文革學」芻議》（見1986年第四期《文匯月刊》）一文中說：「『文革學』要對『文革』作多層次性研究、比較研究、綜合研究，不僅要專章立傳，而且要考慮開設江青學。」閻先生的這本書可以說是為「江青學」的創立起到了先導的作用，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自從江青等「四人幫」倒台以來，寫江青的文章可謂多矣，但大多都是按一個既定的調子在寫，即將江青鐵定為「反革命集團首犯」，這是一個頗值得研究的大問題。閻先生的此書就反其道而行之，以事實為根據，進行實事求是的論證。其實江青對毛澤東的一套來說，根本不是什麼「反革命」，而是「大革命」、「最革命」、「極端革命」，正因為如此，她才能成為毛澤東發動文革誰也替代不了的合作者與幫凶，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類似如此的諸多問題，都是值得我輩今人和後人研究的大問題。
經過與閻先生一番坦誠的交談後，我與孫子告別閻先生家，並告泝他明天我們就要離京，前往上海、杭州一游，然後回廣西。感謝閻先生的贈書，我一定會認真的拜讀、研究，向閻先生學習，做一個「文革學」、「江青學」的熱心讀者和研究者。但願閻先生保重身體，在有生之年能寫出更多更好的文章，為文革史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貢獻。也期待著閻先生夫婦能到廣西一游。
作於2018年8月中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