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回顧暴風雨年代
作者: 沈耀才
文化大革命初期，學校和社會上各單位基本上分為兩大派——造反派與保守派。介於其間是態度不明朗的中間派或逍遙派。這兩派後來都自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
北大由於其特殊性，陣線比較混亂。有一保到底的三保派——保校黨委、保工作組、保聶元梓；有兩反一保派——反校黨委、反工作組、保聶元梓；有三反派——反校黨委、反工作組、反聶元梓。我們這一派就屬於「三反分子」。反陸平、反張承先工作組時，我們也是支持聶元梓的，但她上台後，唯我獨左，唯我獨革，聽不得不同意見，甚至壓制、打擊異己者，我們便和她分道揚鑣了。
聶元梓是反陸平大字報的作者，實際上大字報的真正執筆人是哲學系楊克明。聶元梓是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帶頭簽名，「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桂冠便戴到她的頭上了。聶元梓就成了毛澤東發動文革樹立的一面紅旗。
當時，北大陸續成立了一些獨立的反聶組織，我參加的是「紅聯軍」。後來，這些組織通過合併，便成立了和保聶的新北大公社相抗衡的井岡山兵團。
1966年10月25日，我們貼出了我起草的大字報《兩條路線的大辯論，兩種思潮的大搏鬥》，署名哲三「恐不亂」戰鬥隊，隨後我們便到東北串聯去了。
串聯回來，這份大字報居然還在，25張紙的空白處寫滿了「寫得好」「堅決支持」的批語，紅聯軍還印了許多份，讓外出串聯者在全國各地散發。
1966年底和1967年年初，我們這些最初的反聶組織便遭到了聶元梓們的批判、鬥爭，我那份大字報也難逃厄運。
我在大字報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5月25日，當聶元梓七人貼出那張著名的大字報時，支持者和反對者的衝突是多麼尖銳！陸平黑幫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是多麼深厚！可是，一個星期之後，中央便廣播了這張大字報，一切爭端即化解於無形。從當時來看，結論似乎（黑點為筆者現加）早了一點，使北大師生失去了一次鍛煉的機會；但從全國來看，中央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它吹響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衝鋒號！這就是局部和整體的辯證統一。7月25－26日晚，中央文革參加北大萬人大會，保工作組和反工作組的辯論又是何等驚心動魄！隨後，中央作出撤銷工作組的決定，一切爭論又化解於無形。從當時來看，中央決定又似乎（黑點為筆者現加）早了一點，使北大師生再一次失去了鍛煉的機會；但從全國來看，中央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它擂響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進軍鼓！這又是局部和整體的辯證統一。但聶元梓卻忙於拍電影、辦展覽，為自己樹碑立傳，把北大的分歧、爭論、鬥爭密封在一池渾水中。以聶元梓為首的校文革政治上改良主義，思想上實用主義，組織上宗派主義。聶元梓並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同路人！歷史常常會造成一些情勢，把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推上政治舞台，讓他們扮演英雄的角色，但歷史的進一步發展，必將還其本來面目。結論：北大必須攪動一潭死水，走清華、地院、北航、北師大的路，來一場兩條路線的大辯論，兩種思潮的大搏鬥，創建名副其實的新北大！」
批判者認為，我這篇大字報的矛頭是指向中央的，當時情況下，我也是百口莫辯。不過，批判只是「觸及靈魂」，並沒有觸及皮肉，比起外系、外校的一些過火行動，要文明多了。
那一段時間，北大充滿了肅殺之氣，沉悶，壓抑，我們決定走為上。
我們聯繫北大技術物理系、無線電系一些同學，又聯繫了北京醫學院的一些戰友，決定到河南三門峽西站，和那裡的造反派「二七戰士」一起戰鬥。
通過鐵道部的關係，我們搞到了免費票，幾十人便來到了三門峽西。鐵路上的人都知道，三門峽西站比三門峽站還重要。那時都是蒸汽機車，每開幾百里就要換車頭和駕駛員。不論慢車、快車、特快，都要在三門峽西停。三門峽西有機務段、工務段、電務段，我們分組到各段活動。
河南省的造反派組織叫「二七公社」，三門峽西「二七戰友」還為我們搞了宣傳車。我們走街串巷，高呼和峽西的戰友們「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甚至年三十還到三門峽市和那裡的戰友們並肩戰鬥……
到了1967年春，全國形勢就有些不妙，好多造反派組織被打成「反動組織」，青海軍區司令員趙永夫竟下令向青海造反派組織「八一八」開槍，打死一百八十多人。三門峽西的形勢也急劇惡化，保守勢力乘勢反撲，說我們是北京來的反動學生，到這裡和反動組織「二七公社」「勾結在一起，搗亂在一起」，必須接受革命群眾批判。
他們對北大技術物理系的女同學傅華特別惱火。她是廣播車上的廣播員，能幹、潑辣、風風火火。遊行時，我們也隨車行動，遇到對方阻攔或衝突時，我們隨時寫成文字，或抗議、或聲明、或闢謠，交傅華廣播。在對立派反攻倒算時，他們貼標語、畫漫畫，堅決要把「小妖精」傅華揪出來鬥倒批臭。
峽西鐵路上的戰友決定助傅華出逃。他們讓她女扮男裝，化裝成司機，悄悄上了「專列」，西下潼關。這「專列」，只是個火車頭而已。傅華經風陵渡過黃河，安抵山西，直奔北京。
對立面獲知傅華神秘失蹤，暴跳如雷，對我們嚴加看管。一日下午，他們將我們送到農村。一到那裡，便被農民分割包圍起來。當地鐵路上的人說，我們是北京來的反動學生，到這裡來造反搗亂，現交由貧下中農批鬥。貧下中農便吵吵嚷嚷、東推西搡地對我們批鬥起來，我們也無法辯解，只得任由他們折騰。直到傍晚，貧下中農宣布，你們明天還到這裡來，不要回去了，和四類分子一起，勞動改造，接受貧下中農監督。
回到峽西住地，對立面便將我們不分男女關到一間大房子里，門上了鎖，外面水泥柱上亮著強光燈。大家七嘴八舌，說交給貧下中農那就完了，我們在他們眼中是壞人，怎麼整都可以，何時出頭？乾脆分開跑吧，各謀出路。
我們從窗戶上跳出去，車站都被他們控制了，上不了火車，只好化整為零，四下逃竄。我和幾個同學在鐵路旁高一腳低一腳地往西走。天亮了，我們已走了幾十里，過了好幾站，估計已衝出對立面的勢力範圍，這才敢買票上車。到了風陵渡，我們急忙下車，先躲到鐵路橋樑下，看看動靜。果然，有一個火車頭開過來，顯然是追我們的。我們連呼：「好險哪！」
過了黃河，到了山西地界，我們再無後顧之憂了，便急切地奔向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狀。
後來，北大由「文攻」發展到「武衛」，直到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學校，內鬥才結束。同時，我們也被「掃地出門」。
1968年12月，我響應毛澤東向大中學生髮出的「面向基層、面向廠礦、面向農村、面向邊疆」的號召，告別未名湖，走出燕園，奔赴青海，接受解放軍「再教育」。我們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蘭州大學、北京政法學院、中央財經學院等數十所高校的200餘人，被安排到駐防在離西寧二、三十里的大堡子公社的8064部隊「鍛煉」。這個部隊是汽車運輸團，專門從西寧運物資到拉薩。
我們分為兩個連，我在二連，全部是男生，又稱「和尚連」，一連為男女生混合連。
剛到部隊不久，就出了一件驚天大事：在女廁所發現「反動標語」——「打倒毛主席！」部隊便在女生中暗查，並讓每人抄寫一段文字上交，意在核對筆跡。此後便無聲無息，彷彿把這件事忘了。
1969年春節一過，真正的「鍛煉」開始了，我們戲稱為「勞動改造」，簡稱「勞改」。我們被送到離西寧近千里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興海縣曲什安鄉達密灘部隊所屬農場。達密灘為藏語，即鬼灘之意。
我們沒有房子住，只能住地窩子。地窩子就是在地下挖個坑，再弄幾個台階供出入。地窩子上部有一根不粗的豎梁，再橫搭幾根木棍，堆上樹枝、雜草，上覆泥土。一個地窩子住一個班，土炕左右分開，中間有通道。每人炕頭牆上掏個方洞，用作放蠟燭或煤油燈。
這裡生活、交通極為不便，團部一般十天左右來一趟車，帶來連部和同學們所需物品及信件。因第二天車就要回西寧，大家便連夜複信捎回。即便來了電報，也只能待在西寧團部睡大覺，等下一次來車。
理髮要互相幫助，有的怕麻煩，乾脆剃了光頭。這裡是無法洗澡的，因是黃河上游高原地帶，即便是夏天，水溫也只有十幾度，勇敢者只能在河邊用濕毛巾在身上擦一擦。長虱子是再正常不過的了，滿臉橫肉的張副團長「教導」我們說，這是「革命蟲」，表明教育改造有成果。
一天夜裡，大家正在睡夢中，四班一個同學外出上廁所，還未回來，地窩子上那根不太粗的豎梁便塌了下來，幸好砸在中間通道上，未造成事故。大家驚魂未定，紛紛要求連里向團部反映，用粗木頭當梁，提高安全度。團部指示，讓我們在黃河裡撈木頭。黃河裡怎麼會有木頭？原來這裡交通不便，黃河上游果洛林場每到夏季便將好多木頭投放黃河，順流而下，在下游某個集中點再打撈上岸。
這天，我們班及其他班因加了夜班，都在睡覺，撈木頭的任務便落在了七班身上。七班班長曹萬芝是個非常好的山東漢子，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早已結婚，並有兩個孩子。他說自己游泳很棒，曾橫渡過黃河。別的同學還在岸邊做準備活動，他就躍入冰冷的河水中，並抱住一根木頭，拚命往岸邊劃。黃河水流比較急，還有漩渦，他折騰半天也劃不到岸邊，自己反而精疲力竭。他決定放棄木頭上岸，誰知一個漩渦把他捲入河底，再也沒有冒出來。各班輪流到下游守候，祈望能找到他的屍體。整整一個星期，一無所獲，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有一種壓抑已久而無法發泄的情緒在蔓延。我們強烈要求連里和團部向上申報曹萬芝為烈士。團里也這樣做了，但省上沒有批准，認為曹萬芝雖然表現很好，但撈木頭並沒有經過林場和有關部門的批准，是為了小集體而損害國家的利益。這使我們懊惱萬分。
這期間，還把一連的女班長陳明萱叫回西寧。陳明萱畢業於北大地球物理系，出身高級知識分子家庭。鍛煉時能吃苦，臟活累活搶著干，大冷天搬石頭手上都裂出了口子。幾個月後，陳明萱突然被押到農場進行批鬥，說西寧團部女廁所的反動標語是她寫的，她是現行反革命。原來，陳明萱回到西寧後，即被隔離審查，青海省軍區、蘭州軍區都來了人。他們說經鑒定筆跡，女廁所反革命標語就是陳明萱寫的，但陳明萱拒不承認。誰知部隊也大搞逼、供、信，把陳明萱折磨得半死不活，還引誘她說：只要承認了，就寬大處理。陳明萱看不承認過不了關，又輕信了他們的承諾，左右為難中便承認了。承認後又反悔，認為自己不堅定，經不起殘酷環境下的考驗，要狠斗私字一閃念，就推翻了先前的「坦白」。有關部門認為她出爾反爾，態度惡劣，硬是把反革命標語案定在了她的頭上。
批鬥會上，陳明萱被綁成「噴氣式」，批判者同仇敵愾，口誅筆伐，「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打倒反革命分子陳明萱」、「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口號聲此起彼伏。陸君安是她的同班同學，又是她的戀人，也不得不跟著舉拳頭，喊口號。會後，在各班的討論會上，我們和陳明萱熟悉的同學，都紛紛談認識，作檢查，說什麼階級鬥爭觀念薄弱，政治嗅覺遲鈍，反革命分子就在身邊，卻認為她表現很優秀。但私下，我們北大幾個要好的同學，還是不大相信她會是反革命。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西寧大街小巷貼滿了布告，「現行反革命分子」陳明萱赫然在列。她被判八年有期徒刑，在青海省勞改局下屬服裝廠勞動改造。她表現良好，雖有上訴，均石沉大海。
1975年，鄧小平復出主持工作，陳明萱又寫了申訴材料。經西安、北京、瀋陽筆跡專家鑒定，陳明萱的筆跡與女廁所「反革命標語」有相似之處，但並非她所寫。平反通知下來，陳明萱已勞改了五年。恢復高考和招收研究生後，她考上了中國科學院大氣研究所研究生，後移居美國。
女廁所那個「反革命標語」原來是部隊來自陝西農村的一名汽車兵寫的。此案的偵破方向被他引入歧途（因標語是在女廁所發現的），居然好幾年都安然無事，他不禁自鳴得意起來，在從西寧開往拉薩的汽車上，沿途他又多次散發「打倒毛主席」的傳單，最終暴露……
文革初期，我是一個虔誠的擁毛派。當時全國各地兩派，不管鬥爭如何激烈，甚至發展到武鬥，動槍動炮，但兩派的一致口號仍是保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毛澤東思想，且「萬歲」不離口。兩派都在爭做效忠的臣民。
從批判「兩個凡是」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我們從文革的造神運動中逐漸走了出來。但中國人思想上歷史因襲的東西太多，在一定條件下，仍會自覺不自覺地成為文革思潮和新的造神運動的鼓噪者。
我們只有克服良民、臣民的自我矮化心理，牢固確立公民意識，普世價值，憲政理念，那時才真正成為一個大寫的人。
（選自《回顧暴風雨年代——北大文革親歷者文集》，王復興主編，美國南方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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