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家住未名湖
作者: 洪子誠
1965年秋天到1966年上半年，我和學生一起，在北京近郊農村的朝陽區小紅門參加「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那時，我畢業留校任教已有四個多年頭。6月1日，中央電台廣播了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後，學校很快派進「工作隊」，並要我們立即返回，參加被稱作「文化大革命」的運動。踏入校門，看到到處貼滿大字報，到處是騷動激昂的人群：這很有點像我想像中的或從文學作品中看來的「法國大革命」（或俄國「十月革命」）的樣子。按當時的規定，我不再到學生的班裡去，而返回教研室，教師集中學習、開會。
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個班的一個學生幹部來到我的宿舍。敲開門後，站著且神情嚴肅地通知，下午去參加他們的班會。我問會議的內容，他不肯坐下，也沒有回答徑自離開。下午2點我來到32樓，樓道裡貼滿了大字報。也有關於我的，還配有漫畫，好像是契訶夫小說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說著什麼——《凡卡》是我給他們上寫作課時分析過的文章。我來不及細看，推開他們通常開班會的房門，發現全班三十幾位同學都已擠在裡面。所有的人都沉默著，屋裡出奇的安靜；都看著我，卻沒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層和過道都坐滿了人，只有靠窗邊空著個凳子：意識到這是我的座位。便低著腦袋，匆匆走到窗邊坐下。
這時，主持人宣布：「今天我們開班會，對洪子誠同志進行批判。」這突如其來的「批判」，和突如其來的「同志」的稱呼，頓時使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的腦子陷於慌亂之中。接著便聽到「洪子誠你要仔細聽大家的發言，老老實實檢查自己……」的話。於是，我幾乎是下意識地掏出筆記本，轉身面向桌子作著記錄。從批判發言中，我逐漸明白了我的問題是什麼。一是在教學中，散佈資產階級毒素，特別是小資階級情調；另一是當班主任犯了「階級路線錯誤」，重用出身反動階級家庭的學生。不錯，團支部和班會幹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幹部和貧下中農家庭，但「洪子誠沒有真正依靠我們，思想深處是喜歡那些少爺、小姐的」。發言有的尖銳激烈，有的語調措辭卻有些遲疑；可能是前些天還稱我老師，現在當著我的面，不知怎樣才能做到理直氣壯直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牆放的，這使我記錄時可以不面對學生，情緒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約過了一個多鐘頭，已經有些平淡的會議，突然出現一個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鋪的學生揭露我在課堂上「放毒」，說到激動處，放聲大哭起來。「你不讓我們寫遊行見到毛主席，是什麼居心？！我們革命幹部、貧下中農子女最熱愛偉大領袖，我們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時刻，就是見到他老人家，你卻不讓我們寫……」他哽咽著，無法再說下去。這真誠、發自肺腑的控訴，引起在場許多人的共鳴；有人便領著呼叫「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我愣住了，但他說的確有其事。在寫作課上（畢業後我一直給中文系和文科各繫上「寫作課」），通常對一年級剛進校的學生，會出「初到北大」之類的作文題，許多人便自然會寫他們參加國慶遊行的情景。在文章講評時我好像說到，如果我們要戰勝平庸，就要注意和培養你的敏感，發現你的真實體驗；拿遊行這件事來說，每個人的發現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從準備、出發，寫到見到毛主席，到最後回到學校；可以寫出發之前，也可以寫歸來之後；你所認為最重要的，並不一定是最值得寫的……這個同學說的，應該是指這件事了。在這個「高潮」出現之後，批判會倒不知如何再進行下去。於是，主持人宣布結束。屋子裡又回復到開始前那種異樣的安靜。我收起本子，在眾人沉默的注視下，匆匆離開。
回到宿舍，從本子上一條一條地看著我的「錯誤」，越看越覺得傷心、委屈，甚且產生怨恨的情緒。回想著我如何認真準備每一次課，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密密地寫著批語，如何對學生個別指出存在的問題……我忘記了當時的社會情勢和社會心態，鑽牛角尖地想不通：真誠的勞動為何得不到承認，反而受到指責。很長一段時間，便陷於「自艾自憐」的沮喪之中，並為這種情緒尋找合理的解釋。但這件事很快就被「我們」忘記。說「我們」，是因為不管學生還是我，都被引導並投入到對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人物的關注。大大小小的批判會，在那幾年，也已成為家常便飯。我和學生的關係，從表面上看，很快也恢復到原先的狀況。而且，好像是一種默契，關於那次批判會，我們後來誰也沒有再說過一個字。但是，對我來說，存在於心理上的隔閡、障礙，卻沒有完全消除。
重新想起這件事，是到了1969年10月底的時候。那時，我和大多數教員，已被宣佈到江西鄱陽湖畔的「五七幹校」勞動。臨走前，有許多事要處理：書籍裝箱存放；購置勞動生活的用品；覺得很可能不會再返北京，便和謝冕、周先慎騎著自行車，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蹟勝景攝影留念… …最讓我傷腦筋的是，大學入學以來的十多本日記如何處理。不論是帶走，還是放在系裡寄存下放教師物品的倉庫，都覺得不妥當。倒不是裡面有什麼「裡通外國」之類的秘密，而是寫給自己的文字，不願意讓別人讀到。想來想去，終於在走之前的一天，在19樓（中文、歷史系的單身教員的住處）前面樹叢間的空地上，一頁頁撕開燒掉。燒時不免留戀地翻讀，然後看著它們成為黑灰。在讀到58、59年間的那些部分時，我發現，原來那時我也充當過激烈的「批判者」的角色。
1958年，我已是二年級學生。「反右」運動結束不久，便是全國的「大躍進」。除了參加修建十三陵水庫，參加除「四害」，「大鍊鋼鐵」，參加為創小麥畝產十萬斤紀錄深翻土地的運動外，在學校便是「拔白旗、插紅旗」— —批判「資產階級」專家權威。北大是著名學者薈萃的地方。我們進校之前，對文史哲「權威」的名字就耳熟能詳。他們大多在這個運動中受到「衝擊」。記得，中文系的語言學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驊、高名凱，作家和文學史家吳組緗、林庚、遊國恩、王瑤，他們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在這期間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批判的是王瑤先生。
直到現在，我仍不清楚這個「任務」為什麼交由我們班來承擔。我清楚的是，無論作為一個運動，還是具體批判對象和批判方式，都不只是學校的事，更不可能是我們這些很少政治經驗和閱歷的青年學生所能決定。對王先生的著作，主要批判的是他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這是1949年以後最早出版也是當時最有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當時，我們實際上還未學習現代文學史課程（那是三年級的必修課），書中述及的許多文學現象和作品，對我們來說都很陌生。但是，既然認定《史稿》是資產階級性質，我們這些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小人物」，就有資格藐視權威。於是分成幾個小組，分別就文藝界「兩條路線鬥爭」、「黨的領導」、「研究方法」等若干專題，進行準備。我被分在最後的小組。我們先學習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講話》，學習週揚總結「反右」運動的文章，然後根據我們所掌握的這些「武器」，來尋找《史稿》中的資產階級立場、觀點和方法。當時，暑假已經開始，我在參加了幾次討論後，便回南方的家鄉。待到開學歸來時，同學們已寫出幾篇批判長文，並已交到雜誌社。不久，這些鋒芒畢露的長篇文章，便在下半年的文藝界權威刊物《文藝報》和《文學研究》上刊出。其中最主要的一篇，題目是《文藝界兩條道路的鬥爭不容否定——批判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作者署名為「北京大學中文系二年級魯迅文學社集體寫作」 。是的，當時我們班組織的文學社，便以「魯迅」命名。我在日記中寫道，看到這些成果的發表，聽著在校堅持戰鬥的同學對寫作的情景的講述，我感到很慚愧。在批判開始的時候，我的好朋友給我寫了這樣一行字：「你聞到硝煙的氣味了嗎？做好了投入戰鬥的準備了嗎？」但我卻臨陣脫逃，這使我後悔，覺得這個缺憾，將難以彌補。
在批判文章發表後不久，王瑤先生的名字，便從《文藝報》編委的名單中消失了。我無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時的內心活動，但我知道，他本來也是想順應潮流的。在「反右」剛開始時，他就發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對於「右派分子」的譴責。這篇文筆、結構相當漂亮的短文，登在《文藝報》的頭版頭條。1958年初，他的評馮雪峰《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一書的長文，也刊在《文藝報》上。他批判馮雪峰的依據和邏輯，也就是半年後我們批判他的依據和邏輯。但王先生沒有能使自己免於「厄運」。
臨近畢業，不管是學校領導，還是我們自己，都覺得這幾年中損失很多。許多該上的課沒有上，該讀的書沒有讀。當然，也許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例如，長幼尊卑的界限、對待事情（學問也在內）的老實態度。在上五年級的時候，便集中補上一些必修課。如古代和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採取講座的形式，把重要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歸納為若干專題，由幾位先生輪流講授。王瑤先生講頭四講，記得有五四文學革命、魯迅、曹禺等。他濃重的山西口音，我聽起來很吃力，因此，每次總要先佔好前排的座位。對於兩年前的批判，我們（至少我自己）並沒有正式向他道歉，承認我們的幼稚和魯莽。但我當時想，誠摯地接受他的授業，應該是在表示我們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久前指責他的學生面前，沒有絲毫的揶揄譏諷的語氣神態。他認真細緻地陳述他的觀點，講到得意之處，便會情不自禁發出我們熟悉的笑聲。他對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白世上人事、情感的複雜性。課後，又耐心地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這種不存芥蒂的心胸，當時確實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們每個人都無法脫離社會歷史的拘囿和製約，卻可以在可能的條件下，選擇應該走的路。
在把「文革」發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經歷放在一起之後，我開始意識到，我們所遭遇的不正常事態，它的種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們親手所播。在我們用尖銳、刻薄的言辭，沒有理由地去攻擊認真的思想成果時，實際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放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這一對比又使我想到，對於生活中發生的挫折，我沒有老師的從容、沉著，我慌亂而不知所措。這不僅因為我還年輕，缺少生活經驗，最主要的是心中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作為有力的支柱。更讓我難堪的是，批判會上，我被學生所「質詢」、所批判的，竟是些什麼「不讓見毛主席」、「階級路線」之類的可笑的東西，是我那幾年發表在報刊上追趕政治風潮的「時文」。而我們50年代想要「拆除」的，則是王先生的具有學科奠基性質的《史稿》，是他的也許更具價值的《中古文學史論》：這是讓批判者最終要回過頭來請教的著作。在王瑤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魯迅，有他理解的魏晉文人，有他的老師朱自清。因而，在經歷過許多的挫折之後，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成熟和尊嚴，這是他在80年代留給我們的印象。而我們呢？究竟有些什麼？心靈中有哪些東西是穩固的、難以動搖的呢？
對於已走過一百年路程的北大，我們個人可能難以講清楚其間的輝煌與衰敗，光榮與恥辱，我們可以說的，是個人親身感受到的「傳統」。在我看來，北大最值得珍惜的「傳統」，是在一代一代師生中保存的那樣一種素質：用以調節、過濾來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種紛擾變幻的時勢中，確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學術道路的毅力。這種素質的建立和傳遞，可以肯定地說，不僅來自於成功和光榮，也來自於我們每個人都經歷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學術道路給我們所留下的深刻印記那樣。
（選自麼書儀、洪子誠著《家住未名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