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華夏文摘
作者: 王允方
在清華文革舞台上，曾經出現過多位顯要的角色，其中大名鼎鼎的莫過於蒯大富，當年披著革命小將的外袍，呼風喚雨，不可一世，但終究是曇花一現，前後不過八百天。另有一位是蒯大富的對立面，文革期間處在風口浪尖，一直挨整被斗，險些失去性命的中層幹部羅征啟。回顧清華文革歷史，離不開蒯大富，同樣也缺不了羅征啟——尤其在后蒯時期，在遲謝當政、文革落幕前後的那些年裡，羅征啟一直身在學校，跌宕起伏，隨勢而行，官至清華黨委副書記；很顯然，他對這段歷史是有影響的。羅征啟在文革中的經歷，具有典型性與代表性。最近他的回憶文集《清華文革親歷記》問世，代表了一些耄耋老人的心愿，在歲月的最後階段，他們要將個人的親身經歷與內心感悟說出來，寫下來，留存於世，以盡自己的歷史責任。
羅先生的回憶文集之所以珍貴，因為這是清華幹部中不多的系統回顧文革經歷的書。從2004年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記事》算起，所出各書的作者皆為當年的學生。我曾與幾位熟悉的幹部、教師交談，希望他們寫文章，但都以記不住為由婉拒了，十分可惜。文革期間，學生是運動的動力，幹部則是運動的對象。他們處在被斗挨整的地位，切身感受顯然與革命小將不一樣，個中的體悟只有當事人心裡明白。從文革開始，工作組進校，老紅衛兵掌權，到蒯大富上台，再到遲謝主政，十年之中，羅征啟被四次隔離審查，遭受了慘無人道的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現在，他將自己的經歷與想法平實詳細地述諸筆端，警示世人，呼喚良知，這是一件有歷史意義的事情。
本書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所編撰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三段內容作「代序」，道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危害以及責任者。書中共有十篇文章，涵括了清華文革的三個階段：即老紅衛兵階段的「紅色恐怖」、蒯大富階段的曇花一現，以及遲謝階段的強勢領導。其中，前六篇主要介紹作者的親身經歷，后三篇緬懷師長黃報青和同事徐葆耕；最後那一篇比較有意思，寫的是八十年代末，蒯大富刑滿出獄后，在深圳向他當面道歉的情形。羅先生政治閱歷豐富，思路清晰，觀點明銳，文字功夫好，加上寫的都是親身經歷的那些事，所以讀起來生動流暢，苦難中帶了點冷幽默，其中一些當年的「政治事件」，現在看起來，真是荒唐透頂。
我想就下面三個問題，將自己的讀後感想與各位分享：
一、關於「徹底砸爛」
綜觀清華文革的三個階段，「徹底砸爛」理論都是當時掌權者們主導運動發展的基本思想。這種基於偏執極端、非理性、無政府主義的思潮，是造成打砸搶盛行，群眾組織分裂，以至於武鬥內戰開打的政治思想基礎。1966年6月初，工作組進校，清華黨委頃刻瓦解。「學校在任各級領導幹部及一些老師被造反群眾抓去、遊街、戴高帽，批鬥、打人。清華頓時陷入了喪失理性的歇斯底里『紅色恐怖』之中」（P09）。當時，風靡全校的思想武器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那些遊街示眾、抄家打人等反人性的、暴力的、恐怖的行為，都是從這裡學來的。」（P10）。八月份工作組撤離，老紅衛兵掌權；他們鼓噪反動血統論，在「徹底砸爛舊世界」的口號下，無法無天，進行打砸搶；8月24日，竟然推倒二校門，血洗清華園，製造了清華歷史上恥辱的水晶之夜。作者詳細記述了八二四夜晚的恐怖場景：五六十位幹部先被押到階梯教室、科學館，后被轉到生物館，遭受鞭打腳踹，挑逗對毆，爬地如犬，自辱互辱等種種非人性的虐待。看著這些逼真可怖的記述，我真難想象這會是清華學生的所作所為！
據說清華校史館里關於十年文革的部分，只有三張照片，其中一張賀鵬飛，是作為正面人物展出的。我注意到本書中有一段記述賀鵬飛的文字，是在八二四事件次日，即8月25日他到審訊室進行視察的情景：「賀鵬飛腳踏大皮鞋，手提一條皮帶」，「他從我前面走過時，看見我因為支撐不住他們規定的姿勢，已經把頭頂在地上，就用皮鞋踩我的頭，並且厲聲說：『不許頂在地上』。他這一踩，我頭上已經結了痂的傷口又滴下許多血。雖然賀鵬飛是當日『紅色恐怖』行動的指揮者之一，但是從來沒有人提到過這件事。」（P14）作者基於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在書中強調指出：「從工作組開進清華園，到蒯大富翻身掌權這一段的歷史，常常被忽視，甚至有意地遺忘掉，好像清華園在大動亂的十年中所遭受的破壞，所有的一系列血腥暴行，都源於蒯大富。這是不公平的。打砸搶燒殺，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我們深受其害，我們記憶猶新。」（P17）
與老紅衛兵掌權階段相比，蒯大富上台後奉行的「徹底砸爛」理論顯然要高明得多。他仔細揣摩領袖意圖，將這個口號叫響了，發揮得淋漓盡致。作者分析：「由於要徹底砸爛，所以引出兩個估計：第一是建國後到文革前，我們國家是紅線主導還是黑線主導的？第二個是我們的幹部隊伍，大多數是好的，還是大多數已經爛掉了？蒯大富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當然都是後者。而且很明顯，中央文革，乃至毛澤東本人，實際上都是支持和力行『徹底砸爛』的。」（P26）
作者的這個判斷，在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召見五個學生領袖的講話中可以得到證實。毛澤東說：「像蒯大富那個徹底砸爛舊清華，414就不贊成；414就說，教員也有好的，可你們說的徹底砸爛，不是砸爛好人，而是一小撮壞人；你們含義講清楚，他就駁不倒了。」由此可見，毛本人是支持徹底砸爛提法的，只不過指點他要將含義講清楚。殊不知正是關於好人、壞人的標準不一樣，兩派從文斗辯論，發展為武鬥對抗；像作者這樣支持414觀點的幹部中，不少人就此成為蒯大富「徹底砸爛」的受害者。
作者以相當於全書一半的篇幅，敘述了蒯大富及其團派一小部分極端分子炮製的所謂「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是怎麼回事。作者寫道：「『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案件也許是清華在文革十年動亂中最荒唐、最胡鬧的案件了。說它最荒唐、最胡鬧是因為這幾個受傷害、受委屈最嚴重的老師，根本就不能是個『集團』。而且他們之中，除我之外，即便以言治罪，以文治罪，以思想治罪都不可能的，何來『反革命』，又何來『集團』？案件的幾個當事人有的終生傷殘，有的含冤去世，身心受到極大的傷害。我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首要分子，現在還僥倖活著，我想我有責任將我在此案件中經歷的實情記錄下來，以此向清華師長、師兄弟、姐妹做個交代。」（P39）
這段內容包括四個部分，一是1968年1月30日作者被團派保衛部綁架的經過；二是被輾轉關押，成為三堡囚徒的情形，期間遭到刑訊逼供，毒打致傷；三是靠著智慧和勇氣，于3月28日凌晨逃出囚所；四是在414的接應、幫助下，南下避難，住了近五個月。可以說，從情節與文采而言，這段內容最具可讀性，險情環生，扣人心弦；尤其是作者如何從《基督山恩仇記》一書中得到啟發，如何設想越獄計劃，趁著雲高夜黑，步行四十里山路，終於尋得生路的那個章節，讓人感慨命運之神對無辜者的眷顧。我們在看到打手們醜惡嘴臉的同時，也能感受到普通百姓的善心好意。
關押期間，作者遭到了不斷的刑訊逼供。據他介紹，團派的刑訊逼供分為三個檔次：第一個檔次多半用拳掌打擊，不用器械重物；第二個檔次是重刑逼供，由幾個打手上場，他們殘暴無人性；第三個檔次，則是對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刑罰，譬如幾天幾夜的罰站。（引自P52）作者曾被器械猛擊腹部，肝臟打破，只剩下外面一層膜。他還被罰站80小時，以至心跳過緩，出現幻覺。（引自P53）四人幫倒台後，他見到了文學宓、饒慰慈，他們受到的刑罰重得多，可能多是第二個檔次的；文學宓被罰站五天五夜；他們都落下了終生傷殘。
蒯大富不僅羅織罪名，炮製所謂「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賈某某、邢某某及六學生專案」，對廣大持不同意見的群眾也採取殘酷打擊、暴力迫害的做法，最後在清華園內挑起了百日武鬥。1968年7月27日，蒯大富喪心病狂，竟然下令向開進清華的工宣隊開槍，打死打傷幾百人。他搬起石頭，最終砸了自己的腳。
七二七事件和「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案件結束了蒯大富的政治生命，曇花一現八百天。對於清華大學這段歷史，有人提問說：假如蒯大富沒有下令開槍，沒有七百多人死傷；假如「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案沒有搞出人命，清華文革的結局是否會改寫？對此提問，作者闡述了自己的看法。這一段寫得相當好。作者認為：「研究歷史，首先要搞清史實、真相，而不是靠假設。史實、真相是蒯大富下令開了槍，造成幾百人的傷亡血案。史實、真相就是蒯大富的『大翻個』和『徹底砸爛』理論必然要發展到武鬥和內戰。如果這次不開槍，在另外一些時候和機會裡，還是會開槍的。即使蒯大富會暫時與遲群、謝靜宜結成同盟，最後還得分手。因為極左思潮或無政府主義思潮在思想上是傾向於否定一切的，在組織上是傾向於分裂的。史實和真相就是蒯大富的『大翻個』和『徹底砸爛』理論必然會發展到反對公檢法和軍隊。」（P117）他還認為：「至於『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案子，也就是因為死了人，又和七二七聯繫在一起，否則根本算不上什麼大案、要案。全國類似的案件很多很多，都處理了嗎？整個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有多少人，都搞清楚了嗎？劉承嫻老師的死，還是個無頭案。」（P117）
蒯大富走下了清華政治舞台，上台的是毛澤東的兩個親兵：遲群、謝靜宜。
如果說老紅衛兵和蒯大富給清華留下的傷痛主要是打砸搶與武鬥的後果，那麼遲謝主政時期留下的傷痛則要深得多、痛得多。遲謝的政治路線與做法同樣沿襲了「徹底砸爛」理論，使清華大學在精神上、文化傳統上遭到巨大的破壞。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1971年7月通過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宣稱：建國以後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制度、教學方針和方法幾乎全是舊的一套，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和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這就是影響極為惡劣的兩個「基本估計」。兩個基本估計是套在廣大知識分子身上的新的精神枷鎖。
會議之後，遲謝首先改組校、系兩級主要領導，由工、軍宣隊派員出任，推行外行領導內行；大學學制縮短為二至三年；廢除「統一考試，擇優錄取」，實行「群眾推薦，組織審查」。於是教育質量，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質量，一落千丈，積重難返。（引自P119）
二、興起一種新的政治審查形式：辦學習班。遲謝領導時期，學校辦起了各種各樣、大小不等的學習班，名為學習，實為整人，包括自己整自己，彼此相互整。作者寫道：「我整過人，也被整過，個中滋味，我是很熟悉的。整人術最厲害、也是最可怕的一招，就是在威逼高壓之下，要你沒完沒了地檢討，直至挖出『私』字一閃念，挖到體無完膚，尊嚴掃地。還要你揭發檢舉別人，大義滅親，揭發親友。這種精神上的摧殘、迫害，比逼供時的用刑，打你幾拳，踢你幾腳更可怕。一旦你的精神被打倒了，他們要你說什麼，你就會說什麼。於是到處是壞人，到處是反革命。」（P125）廣大師生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謹小慎微，度日如年。
蒯大富垮台後，「羅文李饒」案件也該結束了吧，但是工軍宣隊對此諱莫如深。遲謝延續團派的做法，繼續對作者等人隔離審查。一直到1971年「913」事件發生后，他才被解放，當時全校只剩下蔣南翔校長一人還被掛著。遲謝為什麼對他如此恨惡，作者在回憶徐葆耕的文章「追思」中有這麼兩段話：「遲群走後，葆耕對我說：『不好，他盯上你了。遲群是非常陰險的人，……他們認為你是414中極右勢力的代表。727工宣隊進校時414馬上拆工事繳槍，逃過了這一劫。其實，真正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414，可是沒抓住把柄。』」「李兆漢也對我說：『的確如此。遲謝認為清華有一個擁護蔣南翔的地下復仇軍，有一個營，你是政委。』」（P163—164）很顯然，遲謝與蒯大富在政治路線上是一脈相承的。
就這樣，「從1968年7月到1976年10月，遲謝兩個完全不懂高等教育、甚至根本不懂教育、文化不高的人，手執同樣不懂高等教育的最高領袖的尚方寶劍，統治了清華、北大等高等學府和教育戰線長達八年，對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破壞，其結果就不言而喻了。」（P119）遲謝不僅將清華大學的文化道統砸爛了，同時將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也「徹底砸爛」了。這是傷及國本的重大罪過。
回顧歷史不難看出，從本質上說，蒯大富與遲謝二人都是信奉「徹底砸爛」的難兄難弟。作者寫道：「七二七之後，蒯大富曾抱怨遲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遲謝也確實只將蒯大富送去工廠勞動，名義上審查，實則拖延，觀察形勢，再做處理。因為，對蒯大富這樣一個毛澤東欽點的紅衛兵領袖如何處理，是個大難題。他命案在身，而且許多挨整的幹部對他咬牙切齒，恨之入骨。但他卻是毛澤東召見五大領袖時，當著他們的面，一再叮囑中央幾位領導『不要反過來整蒯大富，不要又整他們』。所以遲謝只是在批判一個更加荒誕的『516』案件時，把蒯大富的『七二七』和『羅文李饒』兩個案件掛在『516』案件上揭批一番了事。」
「直到毛澤東去世以後，四人幫倒台了，清華文化革命的案件和解放以後到文化革命所有的冤假錯案，才在時任黨委書記兼校長劉達的公正、公開、公平的處理下，大體上得到解決。」「至於蒯大富在清華執政八百天的結局，只能是一個沒有明確結論的結局。」「沒有明確的結論，也許就是最好的結論。」（P117）這種歷史的無奈，我想可能只有中國才有。
文革十年，三個階段，清華掌權者們都奉行一條以「徹底砸爛」為基礎的政治路線，給學校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害。「徹底砸爛」的總根子不在清華，而在中央。文革期間，憲法選舉的國家主席被打倒，各級政府機構被奪權，這還不是一場地地道道的「徹底砸爛」運動嗎？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徹底砸爛」到底砸爛了什麼？「徹底砸爛」不僅批鬥幹部，搗毀建築，傷害肢體，草菅人命，更為嚴重的是它砸爛了人們心中的道德規範，突破了人性良知的底線；它將人性之惡釋放出來，在革命的名義下，無法無天，橫行不羈。「徹底砸爛」理論又與以往宣揚的階級鬥爭理論相結合，成為我國現代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影響了幾代人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模式，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這一惡果，我想也不是老紅衛兵、蒯大富，遲謝之輩預想到的。如今，這種偏執極端，非理性的思想方法，正在與時下盛行的金錢拜物和民粹主義情緒聯手，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發展。這是需要予以警惕的。
二、關於良知的底線
文化革命觸及人們的靈魂，每個人都在政治舞台上表演。這些人性善惡的自然表露，十年之中在清華舞台上從未停歇過。
如果說以前清華文革書籍中，對於人物的記述一般多限於場景式的介紹，那麼這本書中對於施暴人員的描寫，則有許多特寫的鏡頭。這是受害者腦中幾十年揮之不去的恐怖記憶。書中寫道：
老紅衛兵時期：「（1966年）7月底8月初全體勞改隊人員集中在東大操場。太陽很毒，曬得燙人。我們上午拔草已經很累。一個據說是化工系的小夥子，長得有點像日本人，下令我們跪在發燙的煤渣地上，訓了半個多小時。」（P10）
八二四夜裡，在科學館二樓。「走廊南端傳出一陣喧鬧，原來是幾個手執皮帶木棍的人要黨辦主任何介人和宣傳部第一副部長林泰兩個人對打。我聽到喊聲：『使勁，使勁！』我心裡難過極了，這是我們的學生嗎？怎麼會這樣！」（P13）
在生物館，「黑幫分子排成一隊，一個學生在前面訓話：『你們要吃飯嗎，那就聽好，你必須說：臭黑幫王八蛋兔崽子狗崽子×××感謝毛主席給飯吃。聽見了沒有？……。』這時我認出這個學生好像是化工系的。」（P15）
蒯大富時期：1968年春節，作者被綁架到化學館里。「對我用重刑的一個叫馮家駟的打手，非常殘暴。他一般打你后，聽到痛苦喊叫聲，會露出得意的獰笑！」（P52）「他們用那個東西直接打在我肋骨之下的腹部，我痛得連喊都喊不出了，肚、腸、肝、胃撕裂般疼痛。他們從輕到重打了十多下才放開我，我沒躺下，像患佝僂病一樣，捲曲著身體……。」（P53）
「我曾懷疑馮家駟是不是學生。我認為一個學生對老師下不了這樣狠毒的手。後來了解到，他是一年級學生，而且他打我不是最狠的。打饒慰慈、文學宓更厲害。對饒慰慈，根本不能提到此人此事，她會全身顫抖，精神崩潰。」（P60）
以上只是特寫鏡頭中的一小部分，書中還有其他一些打手和告密者的身影。當年這些清華學生，在革命思想的蠱惑下，喪心病狂，充滿戾氣，完全失去了正常意識，失去了基本的人性良知，這是他們一輩子也無法迴避的恥辱！
當然，在那個恐怖的年代，也有許多普通百姓，出於同情與愛心，對作者和家人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展現出人性良善溫暖的一面。對此作者多有介紹，感念在心：逃跑中救助的解放軍戰士、同學和朋友；幫著保管好小提琴的鄰居；照顧父母、小女的街坊，以及他特別提到的南下避禍時居住了五個多月的李衍平家人，李媽媽。
如何分析文革時期的人性表現，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作者沒有細談，我也不便展開。但是我注意到，他在書中有些地方，還是有意無意涉及到對人性的思考，雖然並不直接，也不具體。
文革期間，作者處於風口浪尖，是清華幹部中被整得最凶的一位，慘遭刑訊拷打，致使家破人亡。那個年代，在威逼高壓之下，受審者天天面對著檢查、批判、檢舉與揭發，這種精神上的摧殘與迫害，往往比肉體上的打擊更為可怕，更加誅心；一旦精神垮掉，就失去了最後的防線，他們要你說什麼，你就會說什麼。據我所知，清華幹部中不是每個人都能守住這道心理防線的。
作者是清華中層黨務幹部，一位受過多年傳統教育的知識分子，在此類嚴酷考驗面前，他是怎樣想的，怎樣把握基本原則，確定道德標準，恪守良知底線的？這是我十分關注的。閱讀中我將有關內容進行梳理，發覺作者雖然沒有直接，但也近乎間接地做出了答案。
書中有三次（確切地講是四處）涉及到這個問題，但具體情況各有不同：
一、在「緬懷黃報青先生」一文中，作者介紹了黃報青先生對待審查的態度。黃先生是位德高望重、業務精深、才華橫溢的老師，文革開始時任建築系秘書，總支委員。「文革大動亂開始以後，戴高帽、遊街、批鬥幹部老師是平常事。但是黃報青先生就不平常了。在批鬥時，黃先生堅持蔣南翔是好領導幹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喊『打倒黃報青』可以，喊『打倒蔣南翔』堅決不行。……。一次再次，他寧願挨打至尿血，被趕到小河裡，但絕不妥協。……。1966年9月在東大操場勞改時，劉小石（總支書記）叫我勸黃先生別頂了。我對他說：『黃先生，您不要頂了，中央的意圖我們也搞不清楚，硬頂沒用，保護身體要緊。』他說：『要打倒我可以，我現在拔草、勞改都可以，但是要我說打倒蔣南翔，打倒共產黨，這不可以。』我說：『你可以不說。』他說：『不是我要說，是他們逼我的，我又不能說假話。』我又說：『不是要你說假話，但你可以沉默。』他嚴肅地說：『我是共產黨員，有些話不能不說。』就這樣，他被反覆批鬥、用刑，導致精神崩潰，兩次送進安定醫院。出院后他沉默不語。」（P160）
1967年底（有寫次年1月的），蒯大富在大禮堂召開大會，批判作者在建築系搞假四清，包庇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黃報青。大喇叭狂叫。黃報青在家裡，聽到喇叭廣播，從五樓北窗跳下身亡。
粉碎四人幫后，劉達書記大力平反冤假錯案。蔣南翔參加了黃報青先生的追悼會。他說：「黃報青是個好同志，值得我們學習。我知道他不肯喊『打倒蔣南翔』，其實不必，我自己也喊過。小平同志也承認過自己是走資派嘛！」（P161）
二、一位專案組的李師傅曾找作者談話，提到「工字廳學習班裡有個你們都很熟悉的成員，在肉刑逼供下交代了一些問題。現在有人認為，一個共產黨員在壓力下，喪失原則，交代問題，應當開除黨籍。你認為怎麼樣？」這個問題，作者有過考慮，也曾與他人交流過。作者認為：「不應該處分。這種事例在文革中很多，關鍵問題是有沒有泄露黨和國家的機密，有沒有傷害其他同志。如果沒有，那就沒有錯誤，不應處分。如果有，那首先是審問方的問題。受審者是被動的，是不應被追究的。」（P128）
三、作者談到了自己對檢查交代的原則。第一次在化學館被罰站80小時，又服用了藥片，昏昏沉沉不知說了什麼。第二天馮家駟提審，拿出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說，林彪是極左思潮的總根子。」簽字者羅征啟。他看出字像是自己簽的，事情記不得了，覺得有可能說明自己違背了「只講自己，不講別人，更不能揭發別人以減輕自己的壓力」的原則，故而馬上說，「這句話不是×××說的，是我說的。」並同意簽字。但是，審問者沒有依照承諾將原先的紙條交給他，引為終身的遺憾。（引自P55）
四、1976年初，因周總理逝世引發廣大群眾的不滿情緒，遲謝認為清華有個反動的裴多菲俱樂部，文學宓和作者是其主要成員。作者與文學宓等商量，認定三條原則：「第一，勇敢樂觀對待，絕不傷害自己，也不傷害同志；即便是素有嫌隙的人也不傷害；第二，大部分工軍宣隊都是好人，雖然有時受到左的影響。七二七當時的表現，是真情表露，我們永遠感謝他們。我們不可傷害他們，以免有人利用他們的不慎重去挑撥是非，傷害他們。第三，盡量抓緊機會鍛煉身體。」文學宓又加了一條：「注意教育好子女，小心不要講錯話。」（引自151）
分析上述四處情況，不論是作者對自己規定的原則，還是對在肉刑下交代了一些問題的幹部的態度，以及在與黃報青先生交談中提到的觀點，可以看出他對即使在高壓威逼下也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是非常明確，十分堅定的，那就是要堅守住「不傷害他人」這一點。可以認為，「不傷害他人」是他的良知底線。這是一條非常清晰的道德紅線，一條不能逾越的人性底線。文革十年，思想混亂，人性扭曲，無法無天，能夠守住這條良知底線，做到不傷害他人的人，實在不多呀！
在「不傷害他人」的底線之上，我看到了黃報青先生高尚的良知境界。他的內心「有一種比愛與善心更為強大的判斷，一種更為強大的力量，一種更為有力的動機。這就是理性、道義、良心」。（引自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面對拷打，他威武不屈，堅持觀點，不說假話，維護做人的尊嚴。像黃先生這樣有風骨的知識分子，難能可貴，令人敬重。
三、真相—寬容—和解
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中國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1978年，劉達到清華主持工作，堅決平反冤假錯案。「羅文李饒」案件也是在這時才得到了徹底平反和解決。作者在回顧建國以來歷次運動后感慨表示：「可以說，我們這個民族凡經歷過解放后至四人幫倒台期間歷次政治運動劫難的人，每個人的心靈上都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中，沒有真正的勝利者，都是失敗者；也沒有得益者，都是受害者；國家沒有進步和發展，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真正的改善！」（P102）我想可能正是這一基本想法，促成了他對孫耘事情的寬容與解決。
作者用較大篇幅介紹了孫耘事情的過程，並附有相關附件。客觀地說，如果沒有胡耀邦總書記的指示與干預，孫耘問題是很難解決的。作者詳細介紹了自己對處理此事的看法，他在給黑龍江省招辦負責人的信中表示：孫耘犯罪事實清楚，長期關押受審，已經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表示道歉，認錯態度誠懇；他有過人的才能，希望給與一個機會。在給海拉爾公安局的信中，他代表被害人家屬聲明不再追究責任，希望釋放孫耘。作者的處理方式為多數同事所讚許，但也有不同的意見，認為這是「以德報怨」、「東郭先生」云云。對此，作者運用《論語》中孔子的解釋：要「以直報怨」，即以正直的態度去對待怨仇，這才是正確的做法。（P105）
書中還提到了另一個人：馮家駟，那位毫無人性，曾對文學宓、饒慰慈和作者殘酷施暴的小個子。「他被分到河北省一個工廠里。因為文革中那段不光彩的歷史，團四兩派都不理睬他。後來他找了一個女工結婚。當那位女工知道他文革中的暴行時，竟然嚇瘋了。由於馮家駟知道她是因為自己的問題造成精神失常，只能一直守著她，法律也不允許離棄。」（P105）作者本欲對他追查到底，但聞此狀況，心生憐憫，表示：「算了，到此為止吧。上蒼已經有懲罰了！據說後來馮家駟改行了。他說：『是的，我錯了。我學了針灸，現在為人治病，已經治好了一些人。我要用救死扶傷來洗刷自己過去的罪行。』」（P106）
對於作者來說，上述兩人無疑是文革中最為心寒的：一個是專案組組長，一個是最凶狠的打手，使他飽受折磨，終生難忘。如何對待這兩個典型人物，作者道出了自己內心的想法：「我想，我們應該把『和解』的旗子亮出來。這個仇，報還是不報？何時報？如何報？其實都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我們的最終目的應該是和解。兩派要和解，清華清理了積累多年的冤假錯案，也是為了達到全校的和解。全國也一樣，應該和解。」（P106）
作者在分析了中國歷史上怨仇相報的意識與文化，並對照了一些西方國家典型的和解例子后認為，我們必須從血腥的「有仇必報」、比較理性的「怨仇必報」，發展到「以直報怨」或「以德報怨」，「報」的目的是為了「和解」。
作者呼籲：「要化解清華各派之間的矛盾，只能走『真相—寬恕—和解』這條路，這才能真正體現清華人的胸襟，才是對清華校訓的最好詮釋！」
「用真相換取寬恕，最後達到和解；希望這種寬恕、和解的文化，能成為我們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P108）
走「真相—寬恕—和解」的道路，這是作者真誠的心愿，也是一種善意的期待。因為只有在真相公開的前提下，才能談得到寬恕，進而有可能取得和解。五十年過去了，我們這些經歷過文革夢魘的清華師生，孜孜以求，莫不期盼著能在陽光照耀下，真相告白，加害者道歉，受害者寬恕，彼此諒解，走向和解團結的新天地。但是，歷史曲折晦明，事實差強人意，許多事件的真相不僅沒有大白，反而一直被嚴嚴實實地掩蓋著：我們至今不清楚八二四推倒二校門的真相；我們至今不知道「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和「賈某某、邢某某及六學生專案」的真相；我們至今不了解七二七蒯大富悍然開槍殺害工宣隊師傅的真相……。當事者金口不開，諱莫如深。至於清華舞台上曾經出現的「平庸之惡」，包括那些用暴力逼迫幹部自辱互毆的學生：那些白天打人，晚上打麻將的三堡打手；那些私設刑堂，刑訊逼供的專案組人員；還有那些727向工人隊伍刺長矛、扔手雷的暴徒……，這些人像沒事人一樣，至今扛著真相的包袱，沒有懺悔致歉的表示，有的反而吹噓當年所謂保護老教授的功績。包袱不卸，真相不白，沒有道歉，難言寬恕，更遑論和解。
中國傳統文化中，鮮有「道歉」的規矩，更少能做到反思與自省。中國曆來宗教底蘊薄弱，缺乏神明敬畏，也沒有心靈嚮往，一般人很難做到自內的懺悔與救贖。有的人即使有悔悟表現，也往往是迫於外部的壓力，而非內心主動的自覺與醒悟。
我很讚賞作者在處理孫耘一事中的寬容與大度。對於孫耘認錯道歉的態度，我亦予以肯定，認為真不容易。但是，請恕我直言——我一直心有疑問：如果當年沒有報考研究生這個背景，沒有這一關乎改變其人生命運的巨大壓力，孫耘將會怎麼做？他是否仍會主動去向作者道歉嗎？我看未必！同樣的還有：如果不是由於妻子因知曉自己文革中的暴行而發瘋，造成精神失常，此後只得一直守候的巨大壓力，馮家駟會不會承認錯誤，改邪歸正，用為人治病來洗刷自己過去的罪孽？同樣未必！我認為，人性是軟弱的，常常心懷僥倖，需要在強大的外界壓力下，被大喝一聲，痛擊一掌，才會猛醒。壓力往往是治病救人的一劑良方。只有在足夠強大的壓力下，人性才可能幡然醒悟，驅逐邪惡，恢復良善，回歸一個正常的人。戰後的德國就是個例子。但現實狀況是：由於生活中缺乏一種迫使自己靜思頓悟的外界壓力，社會上更沒有一個強大的反思文革的輿論氛圍，那些文革中的「平庸之惡」們至今逍遙自在，心無悔意，好像過去發生的事情與自己沒關係。幾十年來，中國大地上文革的土壤沒有被清理，文革的空氣沒有被清潔，文革的思維依然橫行無阻，這就勢必決定了作者當年提出的「真相—寬恕—和解」只能是一個空幻的願景，一個遙遠的彼岸。
前不久陳楚三給蒯大富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說：你的一句道歉就能把當年造成的罪惡一筆勾銷嗎？清華文革史上最黑暗、最醜惡、最血腥的兩個案件至今被掩蓋著，對於「揭黑幕」這一要求，我是不會讓步的。我很讚同陳楚三的態度。蒯大富不是個平常人，他是個政治玩手，把自己捆綁在政治集團的戰車上，精於政治算計，沒有人性良知。我在給楚三的簡訊中寫道：戈培爾說過一句話：「有些秘密將被帶進墳墓里。」
其實在真誠的心愿背後，作者還有一個深藏於內的想法，這是耄耋老人的真實思想。這一想法在書中出現了兩處，一處在「緬懷黃報青先生」的末尾，他寫道：「事過三十多年了，我常常想，發動這場大動亂的罪過且先不提，那些動手打黃報青先生，用刑逼供、迫害、侮辱報請先生，導致他精神崩潰，以致跳樓的人，到現在卻看不見一個人站出來承認錯誤，反省一下自己的行為。現在（法律）不會追究責任了，但我相信，良心——如果你們還有一點良心的話——會譴責你們一輩子的。」（P161）另一處在回憶遲謝統治下的清華，作者這樣寫的：「蒼天在上，這世界還是很公平的。我常常想，在這荒誕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每個人都得到了大體公平的報應。有些人傷害了別人，也受到了傷害。有的人傷害過人，也道了歉。有的人到如今仍未認錯。我相信，他們的良心永遠會受到譴責，而且遲早會得到報應的。」（P125）由此可見，作者的內心深處根植著「良心為大」「因果報應」這一中華文化的傳統信念，這是他思想的底線。凡在清華文革中欠下良心債的人——當然包括蒯大富——都應當在這兩句話前捫心自問，接受良知的拷問。只有還請了良心債，歸途才會有平安。
2018年1月5日（6月初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