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那年我20歲，我家被抄，我被同學們打了一頓。
「小將」們將許多古字畫燒毀，把許多古瓷打碎，他們當中卻沒有哪位藏著掖著帶回家的——也許是他們無知吧。（絕不是他們「大私無私」，因為他們拿走了自行車、手電筒之類的生活用品，甚至還「順便」拿走了我母親留下的捨不得畫畫的老宣紙——他們用來寫大字報。）抄家燒古字畫是我班女紅衛兵，毀滅性抄家是初中紅衛兵。
我當時高三，浙大附中有初中部。是我們班女同學唆使他們打的。因為我不願意看我家的古畫被焚燒。其實按實歲我才19歲。因為父親響應毛主席號召，向蘇聯學習，七足歲上學。於是我大班上了兩年，是七歲半上學的。（月份小，12月出生）
不過，這些是初中小將們幹的，我的同班紅五類同學抄家後，某個紅五類悄悄把我母親留下來的金項鍊又還給了我，但還給的手錶卻是掉了包的、壞了的。（不曉得是哪位紅五類做了手腳，當然，決不會是這位同學）我被打了一頓，關了一禮拜，鼻青臉腫，但沒有受到更大的凌辱——也許那時的「小將」們還是有點單純吧，（決不是仁慈）那時有那時的「道德標準」，但今天恐怕連這樣的「道德標準」都無了。
雖然用「單純」這個詞說他們似乎美化了他們，我很不情願，但我想不出其他詞了，用「簡單」一詞還是不確切。所以，直到現在，我憤恨他們，但說不上仇恨——至少，在文革初的年代裡，這批「高幹子弟」、紅五類們還是有一點點單純的。（是不是他們還沒有把我置於死地？還是我「好了瘡疤忘了疼」？）簡單說個例子吧，那時，聽得打死人的很多，但沒怎麼聽到強姦什麼人的。分析起來，因為學生畢竟單純，而後來社會上參加文革的人多了，成分複雜了，撈財物的和強姦的事就出現了。
不過話說回來，我寧要「無道德標準的」今天，也不要「有道德標準的」四十年前。在「無道德標準」、世風愈下的今日，我至少可以獨善其身，做我可以做的事。而「有道德標準的」四十年前，我和我的同代人卻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想發生的事總是牢牢地粘住我，不安全的因素總是在暗處蟄伏著，生活會無緣無故地發生變故。不幸，防不勝防。
我的父親李家楨是地下工作者，解放初任上海軍管會華東貿易部盧緒章助手。後來他要求調回美術界，1954年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黨委書記，1957年被打成右派。父親和母親張友鳩都是湖北美術學院的前身武昌藝專江津時期的學生，一個師從唐一禾，一個師從張肇銘；他們是中國美術史上少有的共同投身革命、從事地下黨工作的藝術伉儷。
但1966年還是有美好的時刻，使我至今追想……
當時剛剛報了大學志願。我報了外語志願，有點「被迫」，是外語老師一個勁地要我報這個志願。我說：「不行，我成分不好，當不了翻譯！」「那你可以搞文字呀！」他依然鼓勵我。1966年的5月，我還是「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過了兩、三個月，我就成了「狗崽子」了。
我不想報外語，還有一個原因是我怕背單詞（我生性怕背誦，活到現如今，我能記得起來的詩歌、章節，都是一小句一小句、一小段一小段支離破碎的），但面對老師的期待，我只好下定決心發狠去背單詞了……
其時，同班同學都熱火朝天、滿腔熱情搞著運動呢，其中那些成分好而功課不好同學認為這運動來得是個時候，至少，他們可以有個由頭不必複習應對沒有把握的高考了。
我沒「資格」搞運動，其次我對那些不感興趣，於是我帶上俄語課本、單詞本和剛借來的《怎樣記憶詞彙》一書，騎上那輛蘇聯造的女式自行車一溜煙地騎到蘇堤「跨虹橋」下，面對西湖，在一張綠色木條椅上坐了下來。
周圍很清淨，我按照《怎樣記憶詞彙》書中指導的去背：「先是把有關聯的單詞三個一組、三個一組背，記住得多了一些後，便三組、三組地背……」
我背呀背，枯燥的單詞卻怎麼也背不進去，先是我閉著眼睛冥思苦想，後來閉眼睛的時間越來越長。
……當我醒了，睜開眼時，您猜我看到了什麼？藍天、白雲！
原來我在長椅上美美地睡了一覺！我永遠忘不了睜眼時即刻看到的藍天、白雲……直到如今。
好看新聞|時事與歷史：運動了！ 那年我2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