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延安日記
作者: 弗拉基米洛夫
1945年1月21日
康順利地使中共中央主席陷入了他所希望的精神狀態。毛澤東顯然後悔讓我從葉劍英那裡獲取情報。
葉劍英私下對我說，他倒並不怎麼煩惱，這又不是他的事。他不過是執行指示而已。葉劍英說得可能有點不真實，他還是煩惱的，可是他對康生的鄙視壓倒了事業上的考慮。
情報局頭子試圖對葉劍英施加壓力，壓他自動放棄作我的「新聞專員」的職務。葉劍英總算有了個出氣的機會，他不讓康干涉別人的事情。
康受到了侮辱。
1945年1月22日
德帕斯上校帶著大使的又一封信，星期日乘專機自重慶飛抵延安。
白宮準備促成中共在中國軍事委員會派駐代表，這是個很大的讓步。
但是，中共中央主席反對周恩來的重慶之行，因為蔣介石設於行政院（政府）的軍事委員會，是旨在欺騙輿論和阻礙共產黨發揮主動性的騙人的機構。
中共已經採取步驟來挫敗重慶的這一著棋，並在國內外公眾面前進一步損毀蔣介石的威信。
美國人顯得異常忙碌和緊張不安。這也許跟即將召開的三盟國會議有關，也許跟羅斯福總統打算訪問中國也有關。美國人想操縱這兒的局勢，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他們想腳踩兩隻船。可是，迄今為止，誰也沒有因此而成功了的。
事實依然是：赫爾利先生堅持要求周恩來到重慶去。美國大使還希望能改正他犯的錯誤，希望能控制中國，既控制國民黨又控制共產黨。
美國人特別急於要進行各種會談，因為他們怕蘇聯必然要在遠東採取行動。毛澤東也考慮到了這種行動。政界人士忙得團團轉！天天有新的拜會和記者招待會，報上天天有富於傾向性的社論。
1945年1月25日
對美國大使的建議整整討論了三天。三天三夜來，毛和他的同僚絞盡腦汁，要想出既能拒絕國民黨最近的建議而又不致引起公眾不滿的辦法來。三天來，德帕斯上校在耐心地等候答覆。
周恩來和美國武官星期二飛重慶。我看德帕斯似乎比往常說話少了。自然，很少有值得高興的理由。機場上，他的一群同胞歡送他。德帕斯穿著筆挺的軍裝和發亮的皮鞋，顯得很出眾。他是個典型的職業軍官。他上了年紀，面帶倦容，這面容同他掛著綠色上校肩章的結實的寬肩膀不大協調。
此行的正式目的是同蔣介石會談，由赫爾利作中間人。
赫爾利大使肯定會作為「媒人大使」，在美國外交使上流傳。
毛澤東以對我信任的口氣告訴我，「中共原則上反對參加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
中共中央主席同往常一樣，並不是徹底坦率的。現在，中共領導希望通過蘇聯而不是通過美國的調處來獲取更多的東西。因此，他們同意談判，以便他們政治要求的急劇變化不致激怒公共輿論。周恩來帶去一大堆文件和要求。那些要求，重慶是一定不會接受的。
周恩來在重慶機場發表聲明，內容如下：
「去年十一月，我與赫爾利將軍自延安飛重慶。當時，中共中央授權我同國民黨當局討論成立聯合政府的具體問題。從那時到現在，國內形勢變得甚至更加危急了。
「為了動員和團結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與盟國配合行動，來打敗日本侵略者和挽救時局，現在迫切需要同政府以及其他方面討論有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具體步驟。
「這就是我再度來到這裡的原因。作為我黨的代表，我要求國民政府、國民黨和中國民主同盟，召開各黨各派會議，該會議行將成為召開國民大會之前的預備會議；我還建議討論組織與召開國民大會以及組成聯合政府的方案。
「我們認為，這是動員和團結中國人民的一切力量、打退敵人的進攻、以行動配合盟國反攻的唯一道路，是挽救時艱的唯一出路。所有用以減輕病癥的治標劑，都不能治愈疾病本身，都絕不能幫助我們解決問題。
「中國人民現在所期望於國民政府的，是立即廢除一黨專政和成立聯合政府。我們熱忱希望政府毫不拖延地接受這些建議。」
1945年2月4日
1月30日，周恩來在重慶外交部長宋子文的辦公室，同國民黨代表舉行了一次會談。
王世傑代表國民黨提議，可有一個民盟代表參加政府，但他不同意召開各黨派會議。
周恩來講話，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並要求召開國民大會。
儘管赫爾利積極進行調解，周恩來拒絕作出讓步。赫爾利說他想回美國了。
1945年2月6日
毛澤東並不反對凍結同重慶和華盛頓的一切外交活動，但是他又怕輸了這場賭博：如果蘇聯不對日本開戰，那怎麼辦！
中共領導老在捉摸這樣的問題，蘇聯在遠東的地位增強了，從而產生了力量的重新組合，並必然導致中共地位的鞏固，因而，該指望誰呢？是美國？還是蘇聯？
想到延安的事情，我不由回憶起一個法國人講的話，「謊言就像贗幣那樣，由罪犯製造，而由最誠實的人來傳開。」
中共官員逐漸為民族主義，和「現實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教條所征所，成了毫無原則的人，毛一貫正確，全知全能，像活著的上帝一樣受到崇拜。
1945年2月7日
在我弄到的外國記者關於延安之行的報導中，最說明問題的一篇是西奧多·懷特寫的，它刊登在1944年12月18日的《生活》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我們的意識形態對手強調了某些事實。這很有意思。從特迪·懷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們明白無誤地抓住了中共中央主席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要害，就是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抵制。旁的不說，在這種抵制的背後，滋長著毛澤東的反蘇思想。這對《生活》雜誌的尊敬的訂戶是最關重要的論證。毛對由「只不過是個留聲機」的人重複著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教條」的危害性的評論，最明顯地證實了這一點。整風之後，我懂得了，中共中央主席所指的「留聲機」，唱的就是被毛澤東和康生所壓垮了的中共國際主義派所主張的原則。
這篇文章也證實了，毛澤東蒙蔽輿論得逞，掩飾了八路軍對日本侵略軍作戰的真實情況，誇大了據說是反映這一鬥爭的數字。特區對外國新聞界謊報消息所作的努力產生了效果。有一篇全面評述中共軍隊抗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文章，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這篇述評去年由葉劍英向外國記者宣讀過，後來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述評中的字已成了正式材料。這些數字不僅為外國記者所引用，而且觀察組的官員也在引用。毛澤東想把它們載入史冊。按這些虛假的數字來看，毛集團在抗戰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懷特在文章中反覆提到了這些數字。
我們的意識形態對手證實了毛澤東從事黨的活動的特點，就是修正馬克思主義。他們說到毛澤東的「頑固不化的實用主義」時所用的詞句，最準確不過地說明了他的政治觀點的本質。實用主義抹殺知識和信仰之間的差別，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變種。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說法，實用主義為武斷地偽造科學鋪平道路，給反動的哲學思想提供基礎。
像懷特這樣的文章，對美國政客和商人的未來活動，可以說是開闢了一個「新的淘金區」。
中共領導會見懷特，並不是輕率採取的行動。他們對這位年輕的資產階級記者透露消息，絕非偶然。他們利用美國是蘇聯反希特勒戰爭中的盟國這一特點作為幌子，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走了這步棋。毛澤東利用這種同盟關係，來達到他反蘇和反布爾什維克活動的目的。
中共領導通過《生活》雜誌，對美國商界宣布了他們的政治和經濟綱領。在一定情況下，這是一個不能漠視的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