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延安日記
作者: 弗拉基米洛夫
1945年3月25日（1）
不出所料，大會的日期又一次推遲了。大會將於四月召開，也許是15日開始。中共領導的這個決定直接表明，它將來要看蘇日條約的命運如何來作出決定。這個條約在四月初到期。延安等待著這個日子的到來等得都很不耐煩了。
誰將在大會上作報告，這是個重要問題。誰都在爭這個權利。
誰去講軍事問題，幾乎沒有爭論。朱德是總司令。所以就得他去講。
任弼時是一個忠誠的執行者。毛澤東委託他做關於黨內鬥爭的報告，這是經過周密考慮的。
報告要總結中共執行的政策，時間雖然只有四年（1931-1935年），但那是些什麼年代啊！事實上，任弼時是受委託去從思想上說明黨過去的路線是錯誤的，從而不可避免地要出現以毛澤東為首的新的領導。
當然，中共中央主席將是大會上的主要發言人。他的政治報告大致已準備就緒。剩下的事只是稍作修改而已。可是，蘇日條約的命運還未見分曉，現在定稿難免失之輕率。
中共中央主席也沒有忽略康生。情報局頭子要作關於「黨員幹部和非黨員人員審查委員會」的工作報告。
耐人尋味的是：原來沒有打算做這個報告，但是整風對全黨的影響如此之深，以致無法把這個問題遮掩過去。當然，毛澤東對黨內同志是什麼也不怕的。他對這點很有信心。他的權威是不可動搖的。
康生的報告，將對1942-1944年黨內鬥爭情況作一個毛澤東所授意的敘述。一個四平八穩的報告將永遠載入黨的史冊。這個報告也將使毛澤東本人避免挨打，因為康生可能承擔一部分責難。而對毛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脫身之計不過是一個熱心過度的政策執行者把事情做得過分而已，豈有他哉。
康生的報告將總結整風的結果，說明為了鬥倒「教條主義」，應該整風，並且要把整風成果定為黨的生活準則。
同時，毛澤東想通過康生的口，宣布整風是一個合理的、必要的運動，不能也不應受到責難。因此，在經過多次討論和會議之後，決定把這個報告列入大會日程。這個決議實際上到了最後一刻才通過。
1945年3月25日（2）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也是日程上的一個問題。戰事結束已經在望，將來要為收復至今還在日軍控制下的領土，建立新的根據地而進行戰鬥。當前重要的是，要決定黨在將來的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戰鬥中應採取的立場，提出就此同國民黨合作的設想。這是一個極微妙的問題。這類微妙問題，通常都是由周恩來來處理的。所以，中共領導人選了他作這個報告。
高崗要作一個有關他最熟悉的問題的報告。他要講特區各方面的工作（政治工作、經濟、宗教問題）。
陳毅也受委託作一個報告。作為華中地區的專家（負責當地的解放區和中共軍隊），他要就此談談情況。這裡的主要問題，是擴大新區的可能性問題。
特工部的頭子彭真，也沒有被晾在一邊。彭是康的熱心的助手之一，是整風的最積極的擁護者和十足的反蘇份子。過去，彭在城市裡作地下工作，在上海甚至還被捕過。所以，他作為多少熟悉城市革命工作的官員之一（如果不是惟一的官員的話），受托談這個問題。
彭是個機會主義者的突出的典型。他依靠劉少奇來到了延安，參加了康的特務工作。懂得如何通過挑撥和不道德的行為來向上爬。必要時，他對什麼都會「相信」的。
我不喜歡這個人。他十分高大、魁梧、健壯。他善於曲意逢迎。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有所選擇的順從。這是拍馬屁拍到了家，是整風年代的一種典型產物。
大會上，要做報告的還有彭德懷。彭德懷是個沉著的、健壯的人，是我第一次奉命來華時就認識了的老相識。當時，我們的同志設法為他的部隊提供了一些裝備。他是個真正的戰士和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那時，我也認識了朱德。
在大會上，彭德懷將就他透徹了解的方面作了一個報告。他要談華北各省的戰鬥歷程。八路軍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和擴大根據地。
劉少奇的修改黨章的報告，同周和中共中央主席的報告一樣，是主要報告之一。在極端保密的新的黨章草案中，有一些條款，顯然要把毛置於獨特的地位。毛敢不敢把這些條款作為將來黨章的一部份呢？不管怎樣，這個草案就像代表大會的其他一些文件一樣，是保密的。這種保密，絕不是出於怕泄漏什麼經濟和軍事機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正式通過了報告的題目以及作報告的人選。黨中央委員會將召開一次全體會議，決定大會的議事日程和工作程序。這次全會安排在三月底。
儘管康生四面楚歌，但他表面上並不讓步。他講究效率，辦事井井有條。眼鏡後面，依舊是兩道傲慢地高聳起來的眉毛。
他終究是要挨打的，而且已在挨打，但也並不都是打在他身上。也許他懂得這一點，因而如此沉著。在延安，政治上的妥協意味著有能力給所有經過整風洗腦之後的倖存者（或者更確切地說，還沒有墮落的人）以最後的打擊，康不是幹了這種事嗎？整風實質上沒有變誰都承認這一點。整風被稱為正義的事業。部份地，全部地或者有保留地承認，但誰都承認這一點！康懂得：他的政治聲譽並沒有受到損害。是啊，他甚至要在大會上作報告呢！這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我這樣描寫這些人物，是容不得人嗎？很難這麼說。看到人們怎樣賴在黨內、粘在黨並且玷污黨，然後誇說幹了革命工作，這使我作嘔。甚至連這類「領袖」的日常工作也受到稱讚，好像是為國家做出了特殊貢獻似的。
1945年3月29日
美國對延安問題的政策中最有遠見的看法，是戴維斯和謝偉思的看法。
謝偉思最後一次訪問表明，他正確地抓住了中國兩大集團的領導人之間的民族主義的共同性。這是為了美國將來的利益所作出的一種現實的政治估量，這也是他為什麼要跟周恩來作驚人坦率的會談的道理。
謝偉思遠不是一個政治空想家。
這位美國駐中國使館的二秘，跟戴維斯一樣，比他的許多著名的同胞更加目光敏銳這是事實。同周的會談表明，謝偉思是這兒的最危險的美國人。他不是那種一味躲避「布爾什維克瘟疫」的人。他關心的不是言詞而是政治現實。
但是命運又是多麼嘲弄人哪！他的保護人高斯大使和史迪威將軍不在這裡了。戴維斯同意他的政治見解，也調開了。
像謝偉思這樣的人，往往不能功成名就。他太有主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