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愚倒置的中共

來源: 議報

作者: 裴毅然

1928年中共「六大」認為大革命失敗源於領導層階級成分不純，推出工人總書記向忠發，強調提拔工農。1930年代初湘鄂贛蘇區，「讓一個是文盲的僱農當省蘇維埃政府的教育部長。那時學生出身的知識分子是吃不開的。」[1]1931年4月張國燾到達鄂豫皖蘇區，不久報告中央：「（鄂豫皖）長期執行了非布爾什維克的路線，黨內充滿了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商人、高利貸者，特別是在領導幹部中。」張國燾提拔的鄂豫皖省蘇維埃主席兼黃梅縣委書記，乃一女文盲；新集鎮（光山縣治）的蘇維埃主席也是一個女文盲。[2]

延安時期

1938年3月中共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工人、僱農毋須候補期；貧農、小手工業者一個月；學生、知識分子、職員、中農三個月。[3]工農比知識分子先天高出一頭。延安響徹：「老子不識字，還不是革命嗎？」[4]階級學說搭建起「無知者最光榮」的價值邏輯。

1940年6月14日，蕭軍再次抵達延安，敏銳感覺中共的低素質，日記中吐槽——

我不再對這些共產黨人現在的本身存過高的希求，因為我更深懂得他們了，他們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獨立靈魂的，缺乏教養的……他們的能力也只能到這樣的限度了。

總務科一些人們對民眾態度惡劣，這和過去軍閥軍隊的作風無大差。他們對於百姓無誠意、無真情，從來是功利性的「利用」。就是從無產者群隊出來，他們一染上統治階級的習氣，也就變得可惡。[5]

1949年以後

1949年後，中共繼續一路反知。陝西黨政頭頭對知識分子的流行語：「看起來不順眼，用起來不順手。」[6]

1958年秋，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視察北京農業大學，發布指示——

學校最少要掛五塊牌子：一、學校；二、工廠；三、農場；四、研究所；五、農林局。如能掛十幾塊牌子則更好。教授要按所種作物的產量評級，畝產一千斤只能當五級教授，兩千斤四級教授、三千斤三級教授，四千斤二級教授，五千斤一級教授。[7]

按康生邏輯，白髮教授只能下崗，青壯農民才能獲聘一級教授。

縣吏文化層次

1949年前後，大陸縣級官員文化程度明顯賢愚倒置。以四川兩縣為例——

1949～1984年，川東武隆縣歷任縣委書記學歷，小學3人、初中8人、高中1人、大學6人、不詳7人。[8]

川東南富順縣，清代大學者段玉裁曾任知縣，一向文化發達，宋代出進士67名；明代出進士139人、舉人492名；清代出進士31名、舉人315名、貢生477名。1836～1910年54任富順知縣，進士13名進士、舉人6名、拔貢10名、貢生3名，22人不詳。1949年底～1984年16位中共縣委書記：小學4人、初中7人、高中2人、大專2人、大學1人；同期縣委副書記39人，小學10人、初中19人、高中4人、中師（含簡師）2人、大專4人。[9]

文革更形成龐大的工農官吏隊伍，中共11屆中委一大批勞模。1983年國家機關及企事業單位81萬官員學歷，大學6%，高中22%，初中以下72%。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發現省級以下工農幹部比重更大，呈「倒金字塔」：文化低的在上面，文化高在下面。——

據河北省過去的統計材料，139個縣，縣委一把手只有三個是大專畢業的。全國地級常委4000多人，大學文化程度的僅有209人，不超過5%。省委級好一點，全國統計達到17%。[10]

賢愚倒置的赤色邏輯，造有一支只懂政治不懂經濟文化的工農官吏隊伍。

工農實況點滴

1919年3月，李大釗所撰〈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

唐山煤廠的工人……把兩星期的工在一星期做完，就去胡吃狂飲，亂嫖大賭去了。因為他們太無知識，所以他們除嫖賭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較的稍為高尚的娛樂方法，可以慰安他們的勞苦。[11]

劉少奇、李立三早年領導安源、武漢工運，深感困惑委屈，因為工會提出各種不切實際的要求，包括「工資加到駭人程度」、「自己組建法庭監獄」、「沒收工廠店鋪」等。當劉少奇、李立三向工人提出反對意見，遭到工人嚴厲斥責，罵為「叛徒」、剛從蘇聯回國擔任安源工人俱樂部主任的劉少奇「苦悶欲死」，李立三則「痛哭流涕離開礦山」。[12]

中共之所以將工農神聖化，還不是「意在沛公」——動員工農入夥，為中共打江山？！

「偉大毛時代」

毛澤東時代終於創造出「人間奇跡」——貶斥百萬士林（反右、反右傾）、餓死四千萬農民（大飢荒）、最後「斗完別人斗自己」——反右傾、文革，打倒大批的先後入夥的「老幹部」，更摧毀吾華文化根基，以愚為賢，以蠢為智，居然整出知識分子得向大老粗學習（五七幹校），將國家最富貴的發展後勁——知識青年——全部送往農村（上山下鄉），只要他們的體力不要他們的智力，停辦大學……徹底逆文明而行，如此「反動透頂」的毛澤東，中共一直「三七開」，以至今天還有不少花崗岩級毛粉。

毛澤東留下的中國：文脈失傳、價值失范、經濟失轉、政治失德、士林失聲、百姓失安、童稚失教、官吏失望、山河失色……但毛澤東居然自吹「鶯歌燕舞」？！

一時勝負在於力，春秋功罪在於理。歷史最終體現「平衡」，毛澤東曾擁享的權勢尊榮，今天翻轉成濃烈「毛臭」。

11/25/2018 Princeton

【註釋】

[1]鍾期光：〈堅持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回憶湘鄂贛邊區史實之二），載《中共黨史資料》第8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1983年，頁199。

[2]成仿吾：〈張國燾在鄂豫皖根據地的罪行〉，載《中共黨史資料》第4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頁157～158。

[3]〈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1938-3-15），載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49）》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頁467。

[4]《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上冊，頁426。

[5]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3年，上卷，頁71～72；下卷，頁9。

[6]新華社：《內部參考》（北京）1955-12-29。

[7]李凱源：〈大躍進奇聞拾屑〉，《炎黃春秋》（北京）2006年第8期，頁64。

[8]《武隆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09～111。

[9]《富順縣誌》，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05～106、517、149～150。

[10]《李銳論說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8年，頁553。

[11]載《每周評論》（北京）1919年第12號。轉引自陳明遠：《文化人與錢》，百花文藝出版社（天津）2001年，頁21～22。

[12]劉少奇：〈關於大革命中的「左」傾教訓給張聞天的信〉（1937-2-20）。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11年，頁4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