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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粗管老細

來源: 議報

作者: 裴毅然

1947年,華北赤區根據階級出身調整幹部,提拔一批文盲,知識分子只能任副手。地委書記楊晴、專員崔民生都是文盲。[1]1950年3月,陸定一向蘇聯駐華代辦通報:華北150萬黨員中130萬文盲半文盲,區委以上領導幹部將近50%沒文化或文化很低。[2]從馬列主義走來的中共,根據赤色意識形態捏塑出如此這般的社會存在,自然會發酵出陣陣紅色荒謬。

1985年底,4200余萬中共黨員——

全國黨員的文化程度,大學、中專和高中合計僅占黨員總數的五分之一;初中、小學和文盲合計接近黨員總數的五分之四!必須說明,這還是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各單位近年狠抓了發展優秀知識分子入黨的工作之後的統計數字。[3]

一、老粗管老細

社會本就存在幾種天然之恨:窮人恨富人、愚者恨智者、庸才恨高才、鄉下人恨城裡人。台灣大學校長、心理學家傅斯年(1896~1950),發現許多人很容易接受將上述仇恨合法化的理論。階級學說就提供了發泄這種天然嫉恨的合法性。[4]

薄一波(1908~2007)晚年說:

掌權的某些工農幹部不信任甚至排擠知識分子,是普遍的現象。[5]

1957年,武漢大學教授程千帆(1913~2000)激憤抱怨:

人事處簡直是警察特務機構,我們幾十歲的人的一切就操在他們十幾歲的小孩子手裡……他們犯了錯誤別人無法監督,而他們可以隨便處治人,使人身加上了陰影,食慾減退,工作不起勁。[6]

天津一家設計院高級工程師:

我對院里的一些工農幹部看不順眼。……他們根本不是搞我們這行的,調進來幹什麼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職有權,專管人。有個人事幹部給我開張證明信,一行里好幾個錯別字。[7]

人事處、保衛部等要害部門均是工農幹部,往往由他們監督審查知識分子(尤其技術幹部)。他們翻看知識分子檔案,總是越看越火,原來這幫搞技術的沒一個好出身,都在國民黨機構中干過事,至少進過大學,工資又比自己高,可老子遠比他們早參加革命!揣著這份心態,還能輕饒正好捏在他們手上的知識分子?還能不挑剔有加?

更何況歷次運動這些工農幹部的能耐就體現在揪出多少「異己分子」。反右一起,凌辱知識分子成為工農幹部的最大享受。

二、工農幹部笑話

1960年代,大學三年級生居然不知道武則天是男是女。[8]

「四清」時期,北京外國語學院新任黨委書記給上級的報告——

有些學生看了《安娜聖母院》受害很深;有的女教師演了《奧賽羅》后,天天照鏡子想和奧賽羅長得一樣漂亮。

文革中,8341軍宣隊進駐北京外語學院,他們不懂英語卻必須領導教改,審查教材時提出:孤立地教給學生三餐詞彙以及每餐吃什麼,這是完全抹殺政治思想內容;必須刪去麵包、黃油以及刀叉等餐具,這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第一課的內容應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9]

1990年代,一位高級政工師還說「法國的馬克思」;一位高級經濟師不知道《資本論》,外商面前出盡洋相。[10]

一位工農幹部上台做報告,秘書寫稿「真理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剛好換頁,「嗎?」寫在下一頁。不料,這工農幹部還真以為「真理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用肯定語氣連念兩遍,翻過一頁才「嗎」字出口,感覺出了洋相,惱羞成怒責罵秘書:「混蛋,『嗎』能寫在下一頁嗎?」[11]

三、毛澤東的態度

蔑視知識、貶斥士林,理論源頭當然是馬列,直接源頭只能來自毛澤東。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廬山說:「斛律金一字不識,可以做到丞相(按:北齊左相應為斛律光)。農民、工人不是也學哲學嗎?同他們講課,比知識分子易懂。」[12]

毛澤東還有不少這方面名言:「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1958-5-18);「書是要讀的,讀多了害死人」。毛認為明太祖不識字、明成祖識不多,均為比較好的皇帝;到了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事,國家管不好。書讀多了,就做不好皇帝。

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毛澤東講話提綱:

從古以來,發明家都是年輕人、卑賤者、被壓迫者、文化缺少者,學問不行。名家是最無學問的、落後的、很少創見的。[13]

四、教條主義的必然性

赤禍災源也可歸結為教條主義,捏著紅色圖紙破拆歷史理性柱石。老粗當領導,老細成下屬,老粗只懂革命不知其他,一談建設便斥為偏離革命大方向,不屑一顧,因為他們只能「政治高於經濟」、「革命壓倒建設」。更可怕的是:老粗只能按其低下的理解能力設計社會秩序、制訂價值標準。正因為無知,面對種種現實難題想不出更多辦法,只能搬用教條,此為毛時代之所以必然盛行教條主義的思想根須。

英國阿克頓勛爵(1834~1902),早有預言——

無知的階級無法理解國家事務並且他們必定要犯錯誤。……一個階級專政的思想肯定存在著缺陷。事實是受過教育、有知識和財富,是防止行為錯誤的保障。……危險不在於哪一個特殊的階級不適於壟斷統治,每一個階級都不適合壟斷統治。[14]

用一句中共習語來說,「犯的可是原則性錯誤呵!」

12/10/2018 Princeton

【註釋】

[1] 高華:《身分和差異》,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年,頁5、13。

[2] 庫利克:《建國初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載《遠東問題》1994年第5期。轉引自魏承思《中國知識分子浮沉錄》,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83。

[3]章蘊:〈全面提高黨員素質是黨風根本好轉的堅實基礎〉,載《紅旗》(北京)1986年第10期,頁7。

[4]周啟博:〈傅斯年為何去台灣〉,載《開放》(香港)2009年11月號,頁85。

[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下卷,頁1010。

[6]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93。

[7]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首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頁105。

[8]姚旭:〈田家英同志談治史〉。載董邊等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頁170。

[9]喬冠華、章含之:《那隨風飄去的歲月》,學林出版社1997年,頁206~207 、242。

[10]牧惠:〈名不副實的職稱〉。參見牧惠:《知識無罪》,天地圖書公司(香港)2001年,頁133。

[11]林伯忠:〈「掌聲」〉,原載《廣州日報》2002-4-8。《報刊文摘》2002-4-24~27摘轉。

[12]李銳:〈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載《李銳論說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133。

[1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1958),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2年,頁194。

[14](英)達爾伯格·阿克頓:《自由與權力》,侯健、范亞峰譯,譯林出版社(南京)2011年,頁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