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學同窗葉青
在我家青島龍江路三十二號老宅的北面，有一幢德國人在青島殖民期間蓋的老別墅——信號山路八號。兒時從我家小閣樓的後涼台向北望去，經常能看到一個衣著樸素的婦人在這個鄰家的院子裡曬衣服和被子，但我從來沒有與她隔空講過話。
一九六三年我在大學路小學讀五年級時，有一次班主任蔡培業老師讓我去一位女同學葉青的家裡探訪一下，因為她好幾天沒有來學校上課，她的父母也沒有為她請假，蔡老師指派我去她家探個虛實，看她究竟是私下翹課還是生病了。
葉青個子不高，坐在教室的前幾排座位上，而我個子高，總是坐在後排，我們之間沒有太多機會講話。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個很低調沉靜的女孩。當我按照蔡老師交給我的地址找到葉青家時，才曉得原來她是我的鄰居。她家就住在我家北面信號山路八號那個別墅樓下的兩間屋子裡，從我家的後涼台上，可以遙望到她家的窗戶與涼台。那個我平時經常看到曬衣被的鄰家婦人，無疑就是葉青的母親了。
我在葉青家門外敲了幾下門，聽到她在屋裡應聲道：「是誰呀？進來吧。」門沒有鎖，我推門進去，看到葉青正試圖從床上爬起來。也許是因為我這個不速之客的貿然出現，她那白皙娟秀的圓臉蛋上，浮現出一抹少女羞怯的紅暈。她看上去真的病了，頭髮亂蓬蓬，身體有氣無力，似乎已經好幾天沒有力氣爬起床來。
與葉青談話時，我四下環視了一下她的家。屋裡凌亂的很，好像這個家的女主人無心打理，破舊簡陋的家具暴露著窘迫的家境。我心裡有些好奇：為什麼葉青病的這麼重，家裡也沒人照顧她？她的父母到哪兒去了？他們是幹什麼工作的？
懸繞在我腦子裡的這些問題，我從來沒有問過葉青，因為六十年代的小學生，男女之間很少講話，更別說去打聽人家的家庭背景了。
（二）網上重逢
自從半個多世紀前我從青島大學路小學畢業後，就再也沒有見過葉青。誰想到幾個月前我在微信上意外找到了她。我們都想看看對方現在的模樣，於是就約定了一個視頻時間。當我與葉青在約定的時間同時打開視頻看到對方時，我倆頓時唏噓不已：彼此記憶中的那個青澀懵懂的男孩和有著白昕娟秀圓臉蛋的女孩，現在變成了白髮蒼蒼的老翁與飽經風霜的老太太了。
儘管已經年邁，然而在交談時，我們卻仍不自覺地把對方當做十一、二歲的少年與少女。為了滿足我兒時的好奇心，我連珠炮似地向她詢問了許多有關她父母的往事。對於我這些近乎記者般尋根刨底的追問，葉青沒有顯出一丁點的不耐煩，她不僅耐心地一一回答了我的提問，還轉發給我幾張她的長輩們的老照片。
我一邊看著這些老照片，一邊聽著葉青娓娓述說著她父母的往事，心裡一陣陣涌動。原來在這個小學班裡沉默寡言、體弱多病的小女孩家裡，埋藏著如此不為人知的悲傷。我竭力根據自己的記憶力，把與她談話的內容寫下來，以此遙祭葉青逝去的先輩之靈。
（三）出身世家
葉青的母親，陶忠裕，一九二零年出生在一個滿州旗人家庭。陶忠裕的姥爺，是清朝末年駐京八旗，即禁衛軍中的一位郎衛，專門護衛皇帝與后妃。一九零零年八月，八國聯軍攻陷北京，陶忠裕的姥爺，擐甲披袍，騎著高頭大馬，護送慈禧太后一行千人西逃長達一個月之久。
這張照片拍攝於陶忠裕出生的一九二零年。照片中的陶忠裕，出生後剛過百日，由她的姥姥抱在膝蓋上。姥姥的相貌雍榮華貴，嚴然是一位旗人貴族。照片裡左邊站立的婦人是陶忠裕的母親，儘管拍攝這張照片時，已經是民國九年，但她仍舊穿著一身傳統的長及腳面的滿人旗袍。這個旗袍的領口、衣襟、䄂邊，以及外罩的衣邊上，都鑲嵌著一道白條，給人一種簡樸、大方、均衡、和祥的感覺。她的頭上戴著旗人婦女的傳統帽子，頭髮上別著大絨花、頭簪、鬢花等各種貴婦人喜歡的裝飾。
照片中在陶忠裕的母親與姥姥之間，擺設著一個有雕花圖案的紅木茶几。這個茶几比平常的茶几高出二、三寸，几面上擺放著一個精緻的西式茶杯。
一九零零年十月，陶忠裕的姥爺護衛西行的慈禧太后一行返回了北京。九個月後，李鴻章代表戰敗的清朝政府與十一個西方國家簽署了《辛丑條約》，也稱之為《庚子賠款》。八年後，美國國會於一九零八年通過決議，把《庚子賠款》中對美國的賠償，用於資助留美中國留學生的經費。
陶忠裕的父親陶瓚，便是由《庚子賠款》贊助的留美學生之一。在庚子賠款贊助留美學生開啟的前十年期間（1909-1919年），留學生在美國的各大學選讀的專業都是工程、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商科，因為這些中華民族的精英，心中大都抱有科學與工業救國的雄心大志。他們之中就有後來在中國教育界與政治界裡大名鼎鼎的竺可楨、陳獨秀。
陶瓚是這批早期留美學生之中的另類，他選讀了留學生中幾乎無人問津的法律系。這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認為，只憑先進的科學技術與商業發展救國是不夠的。幾千年來對皇權的祟拜，是套在中國人思想上的枷鎖。落後的中國若想步入世界已開發國家之行列，必須在國民中普及法制觀念，承認每一個公民的價值、權利和尊嚴。
陶瓚於一九一九年在美國的一所大學獲得法學博士返國。他於一九二三年接到日本富山縣高崗商業學校的一紙聘書，於是陰錯陽差地帶著夫人、三歲的大女兒陶忠裕、以及剛出生幾個月的男嬰陶忠培，告別了鄉親，舉家遷移至日本富山縣的高崗市，從此在日本高崗商業高級學校執教終生。
這張陶忠裕母親的照片，拍攝於日本高崗市。照片中的她適俗隨時，放棄了以往心愛的滿族旗袍，取而代之穿了一身日本和服。也許這是她於一九二三年遷移至日本後第一次試穿日本和服，照片上的她，臉上流露出女人們試穿新衣時新奇愉悅的表情。
（四）歸來
陶瓚夫妻育有四個子女。有個在商業學校教法學的老爸，四個孩子從小目染耳濡，長大後全都選修了與法律有關的專科。長女陶忠裕，也就是葉青的母親，在四個孩子中最先一個跟隨父親的腳步，進入了他執教的高崗商業學校。
高崗商業學校創建於一八九七年，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年的歷史。這是一個三年制的商業專科學校。學校的座右銘是：成為一個健康、快樂、文雅的人。對他人忠實可信、合作融洽、刻苦勤勞、尊師重道。
陶忠裕在這個專科學校里接觸到廣泛的知識，接受了密集課程訓練：經濟、會計、市場調查、商品推廣、商業法律、資訊管理、數學、英語、日語、生物化學、體育、音樂、美術、歷史、家政……。
一張陶忠裕與三個日本女同學合拍的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這張照片拍攝於四十年代，四個女學生穿著日本校服，梳著那個時代年輕女孩子流行的短髮小辮。陶忠裕（左一）看上去風姿綽約，氣質優雅。
從高崗商業學校畢業的男同學大都考入了日本一流法學院。但四十年代日本的大學是不接收女性學生的，所以這所高崗商業學校，是當時日本女性可接受的最高等教育學府之一。陶忠裕與她的父親一樣，痴迷於法學，在高崗商業學校讀書期間，除了學習必修課之外，她整天埋頭在浩瀚的法學書海中。她生性活潑，口齒伶俐，能言善辨，在與同學組成的模擬商業訟訴辨護小組中，總是勝出。她的父親在家裡經常開玩笑地說，她天生是個做律師的料。她的求知慾極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後的日本首都東京，親眼目睹了日本《戰後憲法》的草擬、施實過程，從中受益匪淺，由此更堅定了她夢想參與促進民主法制、實現社會正義、保障民權的信念。[1]
一九四七年，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一天父親陶瓚把全家召集在一起開了一個家庭會。在這個家庭會上陶瓚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他對長女陶忠裕與長子陶忠培說：「抗戰勝利了，現在是你們倆返回祖國貢獻自己的知識與力量的時候了。忠裕今年回去，忠培明年大學畢業之後再走。兩個弟弟現在年紀還太小，等他們長大後再說吧。」
那年陶忠裕二十七歲。這個風華正茂的僑居日本女留學生，聽從了父親的話，於一九四七年底在東京海港告別了父母與三個弟弟，隻身登上了一艘輪船。這艘輪船的目的地，是青島。
這張照片是陶忠裕一九四七年離開日本返回中國之前拍攝的。照片中的她身穿一件開領口的呢子外套，兩隻手插入口袋中，玉立亭亭。她的面目表情似乎若有所思，也許是因為想到自己馬上就要離開父母，去一個她完全不熟悉的未知世界而忐忑不安吧。
抗戰勝利的青島國民政府，伸手熱烈歡迎這位從海外歸來的赤子，安排她在市政府擔任日語翻譯。當時光復後的青島仍有許多日本僑民，遷返這些僑民回日本是一個艱巨長期的任務。精通日語的陶忠裕回到青島後，立即以極大的熱忱夜以繼日地投身於協調日本僑民返國的工作。她在這個工作崗位上幹了兩年，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充實的兩年，也是她一生中乾的唯一的一個正式職業，雖然這個工作與她所學的專業沾不上邊。她成為當時青島國民政府里的一個人人喜愛漂亮能幹的「海龜」。
年輕貌美的陶忠裕身邊一直不乏男性追求者。一九四八年，在青島安徽路上的一個舞廳里，她邂逅了一位男士。這位男士在整晚的舞會上大部分時間都遠遠地注視著她，最後終於鼓起勇氣徑直朝她走來，邀請她跳舞。男士比陶忠裕年長十歲，一九一零年出生於安徽省黟縣裡的一個窮山溝，秀里村。他是農家的獨子，年輕時除了幫助父親種田外，還兼差為村民買賣小商品。他聰穎好學，頭腦靈活。二十歲那年，家裡在村里為他娶了媳婦。結婚後，他帶著媳婦來到青島闖天下。他白手起家，憑著誠懇、好學、聰慧，逐漸在青島商場上打出一片天地，發展成為一個成功的布衣商人。這個男人的名字叫葉蘭生。
葉蘭生在舞會上遇到美女陶忠裕，這個散發著青春魅力、渾身充滿了異國風情的女海歸讓他一見鍾情，他向她展開了熱烈的追求。陶忠裕開始毫無所動，畢竟他們之間門不當戶不對，且教育背景也相差太懸殊了。一個是出身於留美法學博士家庭的大家閨秀，一個是出身於安徽省窮山溝的布衣商人；一個畢業於日本高等商科學校，一個沒有接受過任何高等教育；一個是已婚有兩個孩子的男人，一個是還沒有談過戀愛的黃花大閨女。
葉蘭生追求陶忠裕一年之久，都無法贏得美人的芳心。然而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扭轉了他在愛情上屢遭挫折的局面。
（五）英雄救美女
那是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內戰中的國民政府節節敗退，共產黨的軍隊勢入破竹逼近青島近郊。陶忠裕在青島國民政府工作的同事與上司紛紛逃離青島去了台灣。她的一位上司邀請她同機飛往台灣，並勸她或返回日本與家人團聚，但陶忠裕謝絕了這位長官的好意。她決意留在青島投身於國家的重建工作，因為她意識到連年遭受外侵與內戰的祖國，在重建家園的過程中多麼需要有法律知識的人材。
一九四九年六月，許世友將軍的部隊攻占了青島後，在沂水路十一號原德國總督府舊址前的廣場上舉行閱兵式。此總督府正是青島光復後是國民政府青島特別政府的辦公樓，也是陶忠裕每天上班的地方。那天陶忠裕與舊市政府的同事們穿著藍色的旗袍，手裡拿著小紅旗，在總督府大樓前的沂水路邊歡迎進城的內戰勝利者。剛進城的解放軍部隊乘著一輛輛軍用卡車，拖著大炮，在沂水路上魚貫而行。此時此刻，這個拒絕隨長官去台灣、拒絕返回日本與家人團聚的海歸精英，心情激動萬分，她為自己將可以獻身於重建國家的偉大使命而自豪。
共產黨的新政府成立後，陶忠裕發現市政府大樓里發生了變化。原來在辦公室的打水工與清潔工，搖身一變成了她的上司。原來這些工人都是共產黨滲透進青島國民政府里的地下工作者。他們對舊政府中留在青島沒有去台灣的工作人員的政治背景了如指掌。接下來的事情讓陶忠裕驚恐萬分。她的幾個要好的同事突然人間蒸發了。後來她才聽說，他們被秘密逮捕槍決了。殘酷的現實與陶忠裕腦子裡的那些法制理念懸殊太大了。天真爛漫的陶忠裕開始擔憂自己的人身安全。
她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沒過多久，她被捕入獄。那一年，她二十九歲。
她被關押在青島常州路二十五號監獄裡。這個監獄是德國殖民者在一九零零年建築的一個專門關押歐洲犯人的監獄。二十九歲的陶忠裕在這所監獄裡精神幾乎崩潰，她不知道自己在這黑暗的牢房中要呆多久，她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麼罪。她不曉得自己是不是也會像那幾個同事的命運一樣，人不知鬼不覺地成為刀下鬼魂。
原來，由於陶忠裕的身世和工作，剛成立的青島軍事管制委員會懷疑她是國民黨潛伏在青島的特務與日本間諜。在頻繁的審訊中，儘管她百般解釋自己當年尊父之命從日本回國的動機，但審訊員似乎一點也不為所動。他們無法理解，一個僑居海外多年的年輕女大學生，為什麼寧可拋棄她舒適的家庭而跑回到內戰紛紛的中國來。為什麼她在解放軍大軍圍城之際，沒有選擇隨她的長官去台灣或回日本與家人團聚，反而隻身一人留在青島「潛伏」下來。
她在常州路二十五號黑暗的牢房裡被關押了近一年，正當她陷入絕望時，事情突然有了轉機。
原來那個對她一見鍾情的葉蘭生，在這一年期間並沒有忘記他的心上人。他在獄外四處奔走，展開了一場英雄救美人的秘密活動。雖說一九五零年剛進城的共產黨官員基本上還是比較廉潔，貪腐現象沒有像現在這麼普遍猖獗，可痴情的葉蘭生還是以一塊金磚的代價打動了一個手中握有陶忠裕生殺大權的官員，換來了陶忠裕的自由。
多年以後當陶忠裕對女兒葉青回憶起這段難忘的經歷，仍然不寒而慄。在她出獄後的幾個月後，中國新政府於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一場鎮壓反革命的運動，據說在這次運動中一共殺死了七十萬至一百萬人。她僥倖自己入獄接受審查是發生在這狂風暴雨般的鎮反運動之前。假如她的特務嫌疑沒有提前得以澄清，假如她在其後的這場鎮反運動中被捕，她也許無法活著出來。
（六）繡花女
重獲自由的陶忠裕立即墮入愛河。她對葉蘭生除了心生愛慕之情以外，還充滿了敬意。她敬佩這個男人的勇氣與忠誠，在一個弱女子落難時不離不棄，伸出援助之手。出獄一個月後她與葉蘭生閃電結婚。次年一九五一年三月，生下了一個女嬰。她為這個女嬰取名葉青，以此紀念她與葉蘭生熱愛的這個碧海藍天的美麗城市青島。
為了慶祝女兒出生百日，他們抱著女兒去青島中山路美麗照相館，拍攝了一張全家福照片。照片中，陶忠裕坐在椅子上，把剛過百日的女兒葉青放在膝蓋上，她笑容滿面，沉浸在喜得千金的愉悅中，而葉蘭生穿著一身中山裝，瀟灑英俊，挺立在妻子的身後。
然而這甜蜜的日子好景不長，拍完這張照片沒幾天，中國政府發起了三反五反運動。在運動中，政府「戰果」累累，獲得了十億元的「退款」[2]。與那時中國的許多民營企業家一樣，葉蘭生失去了一切財產。
陶忠裕結婚後原打算安心在家裡相夫教子，做個賢妻良母。但當全家的生活陷入極度困境中時，她毅然走出家門，她想去找一份工作養家餬口。那一年，她三十一歲。
陶忠裕不久即發現，她的優秀學歷，在她找工作時一點也幫不上忙，沒有任何單位敢僱傭她。原來，儘管她於一九五零年無罪釋放，但在她的檔案里，仍舊是一個國民黨和日本特嫌。
一年多後，在求職中四處碰壁、一無所獲的陶忠裕發現自己又懷孕了。她於一九五三年生下一個男孩，取名為葉平。這時候的陶忠裕，只希望兒子可以做一個平凡人。兒子的降臨，使得這個四口之家的生活更加拮据窘迫。一九五四年一天，正當這一家人窮得揭不開鍋時，陶忠裕從在樓上住的一個鄰居那兒打聽到一個消息，一家新成立的青島刺繡工廠在招收刺繡女工。[3]
第二天，陶忠裕急匆匆地趕去這家刺繡廠應聘。這個新成立的工廠招聘兩種繡花女工。一種是正式員工，有工資保障與福利，這是五十年代人人羨慕的「鐵飯碗」。另一種是按件計酬的「散戶」，這種非正式繡花女工只能在自己的家裡繡花，不享有正式員工的工資與福利。
陶忠裕想申請正式員工，因為這樣她就可以有個「鐵飯碗」養家餬口了。但她的這個願望意外地遭到丈夫葉蘭生激烈的反對。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失去了所有財產的葉蘭生，政治嗅覺力變得很敏感。他對妻子說，像你這種有雙料特嫌背景的人，進入這家刺繡廠工作，一旦再有個什麼政治運動，會招致殺身之禍的。咱們不可以貪圖「鐵飯碗」，還是在社會上當一個按件計酬的「散戶」吧。反正我也沒有工作了，我可以在家做飯照顧兩個孩子，讓你專心繡花。
有了丈夫的全力支持，海歸高材生陶忠裕放下身段，當了一個繡花女。心靈手巧的她很快就學會了各種不同的繡針法：用圓針繡月季花、牡丹花，用跳針繡綠色的葉子，用長針繡鴛鴦、金魚、鳳凰、亭子……。經她的靈巧之手繡出來的鴛鴦、金魚栩栩如生，尤其是她繡出的牡丹花，色彩艷麗，花朵玲瓏。在她後來長達二十二年的繡花女工生涯期間，她繡出來的成品經常被青島刺繡廠拿去當樣板讓其他女工們學習揣摩。
陶忠裕沒白沒黑地忙著繡花，但像她這種按件計酬的散戶繡花女，每個月拼了命的干，平均月收入也只有二、三十元人民幣。對於這個四口之家來說，這微薄的收入，僅夠維持餬口度日而己。
（七）陶瓚教授返國
一九五九年，「大躍進」運動已經在中國如火如荼地開展了兩年，城市居民開始嘗受到這個冒進運動所造成的惡果，市場上的糧油食品供應驟然緊張起來。陶忠裕的一家也不例外，由於營養不良，她們一家人都患了當時在青島市民中流行的浮腫病。
這一年，陶忠裕的父親陶瓚教授從日本回國了。
那時候從日本返回中國居住的僑民非常罕見，因為中日兩國還沒有邦交正常化，中國與世界上的大多數民主國家也都沒有建立外交關係。是什麼原因促使僑居日本高崗市三十六年之久的資深法學教授陶瓚，在這麼一個非常時期告別了與他相濡以沫四十年的妻子隻身返回中國？
抗戰勝利後，當陶瓚教授把他心愛的長女陶忠裕與長子陶忠培送回中國時，他對這兩個孩子報有極大的期望。他期望他們可以精忠報國，把自己學到的法律知識，貢獻給飽嘗戰亂、百廢待舉的祖國。然而，殘酷的現實與美好的期望相差太大了。自這兩個孩子回國之後，壞消息一個接一個的接踵而來：一九四九年長女陶忠裕無辜被捕入獄；一九五零年女婿葉蘭生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整肅失去了一切財產；一九五四年長女陶忠裕成了個繡花女工；一九五七年長子陶忠培被打成右派。
陶瓚教授是在把長女陶忠裕送回中國一年之後，於一九四八年把長子陶忠培也送回國的。這是一張陶忠培當年回國後拍攝的老照片，雖然模糊不清，但仍然可以隱約看到他當年躊躇滿志、英俊瀟灑的樣子。他回國後在黑龍江農業工程職業學院擔任院長，只因為在一九五七年說了一句大實話：「學習蘇聯會一面倒」便被打成右派，又因為他是日本歸國華僑，被懷疑為特務而入獄兩年。
十幾年來聽到這一連串的壞消息，陶瓚教授心痛不已。特別是當他看到留在身邊的兩個小兒子畢業於日本著名的法學院，學有所長，成為日本著名的律師並在大學兼職教授，他心裡充滿了自責。他為自己在一九四七年的那個家庭聚會中為長女與長子做出影響了他們一生的決定，懊悔不已。所以當他在一九五九年退休時，他對老伴許下承諾：「我想回國與這兩個孩子生活一段時間，你不要為我擔心，我會回到你身邊的。」
陶瓚的妻子十分體諒丈夫多年來心中的痛苦，她明白丈夫是想讓這倆個孩子感受到父愛，他想去安撫他們受傷的心。
至今葉青仍然清楚地記得八歲時與父親一起去青島火車站接姥爺陶瓚的情景。那天母親陶忠裕沒有去火車站，因為她要在家裡繡花。她已經十二年沒有見到年邁的父親了，儘管她心裡是多麼想立刻見到父親，但她對丈夫說：「我得把手上的活繡完，沒有辦法去火車站接爸爸了。這是爸爸的一張照片，你帶上它去火車站認人。接到爸爸後你們不必馬上回家，先帶爸爸去餐廳吃一頓餛飩麵吧。」
當陶瓚教授在青島火車站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女婿葉蘭生與孫女葉青時，不禁老淚縱橫，特別是當他聽到自己心愛的長女為了在家裡趕繡花活而不能來火車站接他時，更是感慨萬千。
女婿葉蘭生為陶瓚叫來一輛兩輪洋車（人力車），讓岳父抱著葉青坐在這洋車裡，而他跟隨著洋車步行。在回家的路上，他一邊走一邊向岳父介紹沿途的青島風光。
陶瓚在沂水路上看到了女兒在一九四七年回國後工作了兩年的辦公樓——舊德國總督府，他在腦子裡想像女兒年輕時每天頻繁出入這個背山面海，居高臨下的宏偉建築時的颯爽英姿。他在常州路上看到了曾經關押女兒一年之久的監獄，不禁感嘆歷史開了一個如此荒誕的玩笑，回國效勞的海歸精英女兒，竟然在這個曾經是德國殖者專門關押歐洲罪犯的監獄裡呆了一年。
在回家的路上，他們路經信號山角下的龍江路。這條環山之路是個坡路，只見洋車夫的腳步逐漸慢將下來，他吃力的拉著車，身體與地平線幾乎成45度的角度。走在一旁的女婿不時的幫著推車。陶瓚心裡有些不過意，但女婿笑著對他說，他與眼下這個拉洋車的車夫其實是同行。原來葉蘭生自從一九五七年起，開始在江蘇路街道辦事處拉地板車。後來他把一幫地板車哥兒們組織成一個車隊，自己當上了這個地板車隊的隊長。
陶瓚教授在青島信號山路八號與女兒陶忠裕一家生活了四年。期間他把每個月高崗商業學校發給他的退休金全都交給女兒使用，這無疑對「三年困難時期」的陶忠裕四口人之家是雪中送炭。[4]
（八）後記
陶瓚教授最終沒有實現對妻子的承諾返回日本家中。他於一九六三年病逝於青島的女兒家，終年六十九歲。
陶忠裕做了二十二年繡花女。在文革期間她被批鬥時，脖子上掛著的牌子上寫的是「日本特嫌」。這個特嫌的幽靈一直形影不離地伴隨了她三十年之久，直至八十年代她六十歲之後才悄然離她而去。
晚年的陶忠裕沒有生活來源保障，因為她是一個沒有組織單位的「散戶」繡花女。她與女兒葉青同住，遠在日本的兩個當律師的弟弟時常接濟她，寄些錢來解決她的柴米油鹽之缺。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陶忠裕在家裡開了一個日語學習班，她不收學費，義務教授社區孩子們日語。
二零一一年，這個一生中從未有機會施展她的才華，出身於法學世家的海歸精英，在女兒葉青家中溘然辭世，終年九十一歲。
【注釋】
[1]日本的《戰後憲法》，也稱為《日本國憲法》或《和平憲法》，頒布於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正是在這一憲法的指導下走過了戰後重建、經濟恢復、高速發展、繁榮富裕的和平發展道路。
[2]參自人民網2013年6月8日「三反五反運動結束」。
[3]青島刺繡廠建於一九五四年，是全國最大的機繡品生產廠家之一，為國家二級企業。該廠擁有工藝美術行業一流的設計技術隊伍。主要生產室內裝飾窗簾、舒軟床套，以及台布、枕代、靠墊、欣賞品等，花樣繁多、品類齊全、質量優秀、暢銷中外。
[4]「三年困難時期」是指中國大陸地區從1959年至1961年期間由於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所導致的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饑荒。1980年前大陸主要媒體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海外一些學者則稱之為三年大饑荒，西方學者也稱其為大躍進饑荒。
華客 | 新聞與歷史 :鄰居陶忠裕女士與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