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土改皆大歡喜，為60年代經濟起飛打好基礎。這係台北縣八里鄉一戶小康農家1962照片。
台灣土改的義理
孟子講道義，他講的那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堪稱千古之義。這又係孟子政治、政策思想的泉源。孟子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好年成）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孟子·梁惠王上》），這係孟子“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的反映。孟子回答滕文公的問政時還講過：“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係罔（陷害）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孟子·滕文公上》）因此，孟子理想的仁政，包括為民置產的政策，讓百姓有產業、農民有田地，這樣人民才可能安居樂業。
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蔣介石先生在中華民國台灣啟動了土地改革。其思想理念直接來自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更遠的淵源則係上述孟子思想。其實，“耕者有其田”主張，體現了孟子民本思想和仁政理想的經濟基石，又面對近現代中國的現實，成為台灣土改的依據。台灣的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也係實踐孟子的民本理想，又以土地改革為開端。土改首先出於道義，又帶來了一系列正面效應，前景當然係美好的。實際上，經世代闡發的孟子思想，構成了台灣土改的精神動力。
土改要體現土地公平的原則。土地公平在上古表現為井田制，這就係“夏後氏五十而貢（貢、助、徹均係納稅的方法），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上》），伴隨井田制的係輕稅薄賦政策。歷經時代變遷，許多情況發生了改變，但土地公平的要求卻一以貫之，在現今則表現為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思想。這在台灣的土改中得到了具體實現，也係台灣土改義理之所在。
不遲疑的公正義舉
土改必須雷厲風行，不能遲疑。因為清除積弊係道義所在，必須果斷地進行。孟子為此打了一個比方：“今有人日攘（偷取）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係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減少），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孟子·滕文公下》）。台灣土改的三個階段，由“減租”到“公地放領”，再到“耕者有其田”，就係這樣一環扣一環，直至取得成功。
台灣的土改，政府拿出部分公地之外，地主多於標準的土地都予以徵收，這係硬性的規定。不過，徵收的舉措以所有權交換為基礎，充分尊重土地所有權。例如：台灣水泥、工礦等公營事業轉為民營，其股票用來交換土地。用交換的方式，換取地主的土地，充分保證了整個過程盡量公平。來自大地主家庭的辜振甫，積極參入和推動了台灣土改，講明地主階層的積極態度。得到地主和農民的雙重支援，當然會係一個很成功的土地改革，雖然前者熱情較低。既有道義和理念的力量，台灣土改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任何政策舉措，如果沒有道義存乎其間，必然係失敗的。這些更為根本的東西，極易被今人忽視，以致舍本求末而不自知。
作反面教材的中共土改
在中共的歷史上，並唔係沒有搞過土改。可以講，以騙取農民支援為目的的土改，係中共發家的本錢，充滿了腥風血雨。殺戮和暴力搶奪本身就係不義的，又加上偽善的欺騙，結果當然不好。所以，大陸農民並沒有從中共的所謂土改中得到咩好處，反而在十年之後的大饑荒中，前無古人地餓死數千萬人，舉世為之震驚。這真係前事不遠、後事之師。
大陸近期所謂“新土改”，並不怎麼被看好。既沒有公平、公義的環境，又缺少制度和法制保障，對於農民和弱勢人群，大概只能係一個危險的舉動。怎樣保障農民那被弄得含混不清的“地權”？農民有沒有地權也還係一個問題。在私慾泛濫的大陸，能指望邊個來保障農民的權益呢？而且，只談“流轉”、迴避地權，名不正、言不順，也有推動土地兼并之嫌。相對於台灣土改，大陸想推行的“土地流轉”，不能稱之為土改，具有推動土地兼并的隱患，稱之為“反土改”倒係合適的。在強勢利益集團虎視眈眈的情況下，把所謂“土地流轉”的鑰匙，交到貧困的弱勢人群手中，恰恰可能使他們失去田地，失去這僅有的經濟保障，從而成為一種剝奪窮人的伎倆。實際上，鑰匙也從來不在強權政體下受盤剝的弱勢人群手中。規模經營的某些益處，往往被用來表白土地集中的好處，因此，也就有可能被掠奪者拿來作自我粉飾的幌子。中國人多地少的現狀，缺係土地規模化經營的強力制約因素，使得較小面積上集約經營的優點，特別值得研究。以色列、日本的集約農業，就具有典型性。
而且，所謂的土改，沒有理念和道義係不行的，只看重其中的利益，也只係棄重就輕的舉動，以後的弊端將層出不窮。為今之計，不在於加緊掠奪或做秀，應該厲行政改，回歸於中華民國的正統。
道義的放大效應
百姓有了自己的產業、土地，下一步必然係按照規律精心地經營，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這在土改以後的台灣竟也得到了印證。孟子的論講係相當準確的：“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密織的漁網）不入洿池（池塘），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係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學校）之教，申之以孝悌之養，頒白者（老人）不負戴（負重）於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深刻地認識到，百姓不僅有衣、食、住、行的需求，也有精神需要。那麼，真正地為百姓着想的領導人，這些都會顧及到，一定不會厚此薄彼。由合理經營農業，到興辦教育，直到社會充滿樸實的道德風尚。
這係仁政的景象，但又植根於公義的土地政策，可見，當年台灣土改抓住了關鍵。仁政對整個社會、經濟都有巨大的促進作用，達到富國強兵的效果，尤其使人民的精神面貌大為改觀。孟子對此也有描繪：“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隨時除草）。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執棍棒）以撻（擊打）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其基石當然又係民本的土地政策。台灣土改之後，經濟確實有了長足的進步，綜合實力大為增強。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