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歲博古如何一躍成為中共「總書記」？

1937年，周恩來、毛澤東、博古在延安。

陳獨秀最初成為黨的負責人時，已經係42歲。做過一年臨時負責人的瞿秋白上台時，也有28歲了。隨後係向忠發，他當總書記時已經48歲。繼博古之後，毛澤東之前，中國共產黨的主要負責人係張聞天，又叫洛甫，他上任時也已經35歲了。博古24歲當上中國共產黨的最高負責人，可稱得上係空前絕後了。

當然，最讓人驚奇的還唔係歲數，而係資格。根據歷屆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規定或慣例，黨的最高負責人，或者須由中央委員會在其委員中“選舉”產生，至少也應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的政治局在其委員中“互推”產生。但博古1931年接手中共中央時，不僅唔係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且連中央委員也唔係。作為一名普通黨員，毛澤東後來稱之為“新黨員”，竟一躍成為黨的最高負責人，這在中共黨史上更係絕無僅有。

博古，原名秦邦憲，1907年出世，1925年10月入黨，1926年年底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留蘇三年半即回國，回國僅一年多時間就接手中央成為最高領導人。這也就係講，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時只有六年黨齡。其入黨以後的實際工作鍛煉充其量只有兩年左右的時間，一段係臨去留蘇之前有半年左右時間擔任過宣傳幹事，一段係留蘇回國後有一年多時間從宣傳幹事一躍而到團中央書記。既然黨齡又短，又無明顯業績，博古如何能夠一步登“天”呢？一句話，得益於留蘇。但留蘇的人很多，為咩偏偏選上博古？概括言之，這又係因為：一係在歷次“路線”鬥爭中站隊站得好，二係教條主義學得好，三係趕上了兩個難得的機遇。

所謂的“站隊”，就係在“路線”鬥爭中究竟站在哪一邊。“路線”鬥爭，大半係斯大林發明的。博古在蘇聯學習期間，恰值蘇共黨內“路線”鬥爭風起雲湧之時。從1927年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鬥爭到1929年反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以及隨後的“清黨”運動，蘇共黨內打壓反對派的政治鬥爭一個接着一個。影響到中山大學，從“肅（清）托（派）”，到清查所謂“江浙同鄉會”，到反對所謂“第二條路線”，再到反對所謂“工人反對派”，一直到“清黨”，博古在莫斯科的三年時間裏，種種“路線”鬥爭幾乎就沒有消停過。在這些鬥爭中，稍有不慎，哪怕係講錯一句話，都有可能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冊”。

剛入中大時，博古因為一心想學好俄文，又係江蘇無錫人，因此與校內俄文較好的江浙同鄉比較接近，結果所謂“江浙同鄉會”的問題出來後，許多同學政治上都受到打擊，博古差一點也被牽連進去。幸好博古趕上了一個為向忠發率領的中國工農代表團做生活翻譯的差事，才躲過了這一劫。這件事不能不給博古很深的教訓，他從此積極靠近學校的支部局和俄國負責人，無條件地擁護“領導同志”，才再未出過問題。

所謂“教條主義學得好”，其實也唔係指馬列書本讀得特別多。從1927年年初到當年9月這段時間，博古憑着他的聰明好學，主要下工夫突擊了俄文。接着，因為俄文好，從這一年的10月到1928年2月承擔了為中國工農代表團當生活翻譯的工作，一干就係四五個月。剛從代表團的翻譯工作中解脫出來，又被借去蘇聯格伯烏（國家保衛局）幫助審訊所謂“華僑反革命案”。直到1928年春天他才得以回校，開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理論學習當中。到1929年夏天畢業，轉入中國問題研究院，幾個月後即1930年年初準備回國，博古實際用於學理論的時間前後只有一年多。再加上回校後，他還擔任了少共支部局的實際負責人，並且進了翻譯班，兼做工人班指導員，參與一系列政治鬥爭。到中國問題研究院之後，他還兼做中山大學的翻譯。博古在莫斯科三年多時間裏，系統學習馬列書本的時間顯然並不很多。

不過，博古接受力強，領悟快，書本上的理論知識也掌握了不少。但由於時間短促，再加上俄國人的教學方法，用博古自己的話講，就係“在學習理論的口號下使學生去啃完全脫離實際的教科書”，難免使博古等人嚴重地脫離實際，只會用從這些教科書上尋章摘句得來的馬列著作中的隻言片語和俄國編寫者根據政治需要歸納出來的生硬教條來判斷一切，他們並不清楚中國的實際狀況和需要係怎麼一回事。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鬥爭和運動又時時提醒他要站穩立場，理解和把握“領導同志”的言論意圖成為決定的關鍵，20歲出頭的博古自然沾染了一套唯書唯上的教條主義傾向。

怎麼講係兩個難得的機遇呢？博古在莫斯科政治表現再好，充其量也就係個學生黨員。同樣翻譯出身的王明係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的“大紅人”，但王明1929年回國後也不過就係一個區委的宣傳幹事，一年之後最多也只做到宣傳部的秘書罷了。因此，博古回國後當了全總的宣傳幹事，應當講也係很自然的事情。要想從一個普通宣傳幹事升入中央一層做領導人，在當時人才濟濟的中共黨內又談何容易。因此，博古的迅速升遷，必然有其特殊的機遇。

第一個難得的機遇係“立三路線”的形成。博古剛返嚟，就趕上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的李立三頭腦發熱，要搞全國範圍的總暴動。這個觀點，不符合共產國際關於中國應當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觀點，自然引起了政治理論上比較敏感的王明的懷疑。

王明深受共產國際的信任，雄心勃勃，回國後卻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重視。於是，他抓住這個機會，拉上當時對中央的做法同樣有意見的博古，向李立三發難。結果，王明、博古幾個人因此受了嚴厲的處分。但很快共產國際就直接進行了干預。經過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博古等留蘇學生成了反“立三路線”的功臣，都得到了升遷。王明被補入中央委員會，並得以進入政治局；博古成了團中央的宣傳部長。

第二個難得的機遇係大批中央領導幹部的外派和上海中央的連遭破壞。1931年3月下旬，原團中央書記違反秘密工作紀律，博古接手團的工作，並開始列席政治局會議。恰好這時接連出現特殊情況。一係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中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幹部被安排去加強蘇區，骨幹幹部相繼離開上海；二係政治局負責秘密工作的成員顧順章4月被捕叛變，“總書記”（正式的名稱應當係政治局主席）向忠發6月被捕變節，在上海及江蘇各級組織中露面較多的中央領導人均被迫躲藏起來，中央工作迅速陷於癱瘓。鑒於莫斯科再三強調把工作重心放到農村去，共產國際明令當時主要負責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王明和周恩來轉去江西蘇區。然而，為了躲避去艱苦的蘇區，王明想盡辦法爭取到了去莫斯科當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職位，周恩來則不得不轉往蘇區工作。如此，上海中央將不復存在。

考慮到在上海還必須有一個臨時性的機構，以便負責聯絡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並協調各地黨的組織。為此，王明推舉博古和剛剛從莫斯科返嚟的張聞天等來組成這個“臨時中央”。博古之所以連中央委員都唔係就躍入中央，並接手中央工作，這個機遇係再關鍵不過的了。

那麼，為咩係博古，而唔係其他留蘇學生成了臨時中央的負責人呢？這個問題至今在中共黨史上也還係個不大不小的謎。最早冒出來講要“揭發”這個問題的係王明。1941年9月的一次政治局會上，王明講臨時中央的成立係他和周恩來撤離上海時與遠東局商定的。以後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諸多當事人均證實，1931年向忠發被捕後，中共中央基本停止活動，最後遠東局提議另組上海臨時中央，報請共產國際批准，故9月初王明和周恩來提議盧福坦、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李竹聲等人組織臨時中央政治局。經請示共產國際批准後，在討論九一八事變決議的會議上即正式宣布，旋即開始工作。當時，老工人出身的盧福坦想當總書記，在工人出身的顧順章、向忠發接連叛變變節之後，周恩來對此頗不以為然，故在徵得遠東局同意後特別出面解釋講：臨時中央政治局不設總書記。至於後來怎麼就讓博古負起總責來了，至今也未見有資料解釋清楚。只有博古自己講，當時周恩來、王明曾在強調集體領導分工負責時講過，博古可多管些一般工作這個講法應屬可信。

不論究竟係怎麼一回事，橫掂在臨時中央政治局裡歲數最小而且連中央委員也唔係的博古事實上已經成了“總書記”。“臨時中央”里，盧福坦大他約15歲，劉少奇、康生大他9歲，張聞天大他7歲，黃平大他6歲，只有李竹聲和陳雲大他不多。由一名24歲初出茅廬的學生黨員指揮全黨的歷史，就這樣開始了。

選自楊奎松著《革命》，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