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第一次斗「反革命」

  • 歷史

szcgzdfg11

師大女附中的領導班子是跟隨「舊北京市委」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還是「反革命」?對他們斗還是不斗?

這個問題糾結著胡啟立和工作組。

1966年6月19日,時任團中央候補書記、西城區中學文化革命工作隊隊長的胡啟立,在女附中的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主要講了三個方面,一是肯定師大女附中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好的,革命群眾運動開展是好的。二是提出學校文化革命的方向問題,進行了三個揭發(前市委修正主義黑線,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黨內領導核心內的代表人物),主攻方向是清理黨的領導核心。他說,同學們揭發了卞仲耘、胡志濤,她們是要檢討的,要把這些問題弄清是要經過艱苦努力的,前北京市委在女附中的影響不是輕的而是重的,比如追求升學率,砍掉政治活動等等。三是最近一些同學、教師給工作組提意見,監督批評工作組,我們是歡迎的,否則工作組就無法把工作進行到底。

可以看出,作為工作組的直接上級,胡啟立不同意對卞仲耘、胡志濤等主要校領導召開全校的批判鬥爭大會。他認為條件並不成熟,已經揭發出來的問題,需要經過艱苦努力去弄清楚。

6月20日晚,因給工作組貼大字報遭到大批同學圍攻了三天的高三4班13人到團中央去質問胡啟立,為什麼讓工作組煽動同學圍攻她們?胡不得不承認她們是真正的左派。同一天,以高三3班梁二同為首的12個高中學生給江青寫了充滿革命豪情的信並附上控告工作組鎮壓群眾運動的材料。信中說「從現在我校及別的一些學校情況看,有很多理由猜測:這是一個新的有組織地、有計劃地反對文革、反黨的陰謀……而且我們更焦急、更深切地感到毒蛇就在主席身邊。」梁二同的政治視野顯然已經超越了自己的班級、自己的學校。

其實,6月13日工作組已經開過一次全校揭批大會,揭發出來的大抵是些執行錯誤路線的問題。按照部分激進師生的說法,發言人經事先指定,內容不痛不癢,屬於讓校領導「矇混過關」之舉,工作組大有與校領導沆瀣一氣的嫌疑。

這時,發生了兩件事。一是長期在北京休病假的大連工學院俄語教師袁淑娥因婚姻破裂遷怒於卞仲耘,誣陷卞仲耘和她前夫有不正當關係,寫了萬言書上告,對卞仲耘從方方面面進行「檢舉揭發」,分別寄給毛主席、團中央、北京市、西城區和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列印的告狀信在6月中旬轉到了工作組手裡。二是管人事檔案的一位職員貼出小字報,揭發卞仲耘的入黨介紹人是「舊北京市委反黨集團」的第二號人物劉仁,她由此認為卞是假黨員。兩個人的突然出現,兩條莫須有的罪名,立即致卞仲耘于萬劫不復的深淵。

急於擺脫困境的工作組,以為組織一次全校規模揭批大會的時機到了。此前胡啟立來校的講話中,強調過大字報不要寫私生活和男女關係,不要寫政治歷史問題,連他自己也沒有料到,形勢急轉直下,他的「兩不要」,竟然成為打倒卞仲耘的兩根大棒。

6月21日上午,工作組在全校大會上做了進校18天的小結,宣布「從今天開始轉入重點揭發批判」。工作組組長張世棟在講話中說,「進校18天了,學校運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昨天我們對工作進行了群眾性的總結,我們現在的任務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發揚成績,克服缺點,將運動推入一個新的高潮。」他宣布,當天下午2:30召開揭發卞仲耘的大會。

劉進多年後回想那天的事情,仍舊表示不解,工作組一直按兵不動,強調要繼續揭發,事先毫無跡象、毫無準備的前提下,怎麼突然提出要召開全校批判大會呢?她只能猜想,一定是袁淑娥的萬言書轉到了工作組手裡,提供了「炮彈」。可是她從來沒有見過那封告狀信。作為學生代表會主席,運動以來,劉進一直跟著工作組忙忙碌碌,儘管她家與學校僅一路之隔,她也很少回家,夜晚經常和衣睡在教室前面的木講台上。其實張世棟一周前就看到了萬言書,他沒有讓劉進她們傳閱。袁淑娥也來找過學校,或許是她的「悲情」動搖了工作組?總之,告狀信有勝於無。工作組再不召開全校大會,明擺著將置自己于非常被動的地步。

6月21日下午兩點半,全校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會在大操場召開。當年的操場很簡陋,沙土地,坐北朝南有個不大的水泥砌的檯子。各班學生自己帶椅子列隊進場,火辣辣的太陽下,坐上一會兒就得心煩意亂。當時卞仲耘校長一個人站在台上,身後是手持木槍(體育課用的體操器械)的高三學生,專門挑出來的幾個「貧下中農子弟」。副校長胡志濤(女)、劉致平,教導處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樹民四個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13個人被單獨安置在學生隊伍後面,也有學生持木槍站在她們身後。頭天晚上在團中央,胡啟立當面承認她們是革命左派,而現在她們顯然被當做了右派學生。看起來工作組正在滿足她們的訴求,然而此刻對她們的羞辱,只能讓她們和工作組徹底決裂。

大會開始,卞仲耘首先作了檢查,然後由群眾揭發批判。

袁淑娥聞訊趕來參加批鬥會,還帶著兒子、弟弟和母親。據說工作組不允許她參加,但是聚集在心中發酵的憤怒和怨恨,給了她天不怕地不怕的力量。她第一個登台發言,手裡拿著一張照片,乍一看是卞校長和她前夫D先生的一張合影。其實是卞校長夫婦和袁淑娥夫婦四個人的合影,他們曾互為朋友,袁淑娥進城會住在卞校長家,D先生也邀請卞校長夫婦去軍營參觀。現在反目成仇。四人合影,剪去兩邊的人,恰巧就成了卞和D的合影。她拿照片當證據,指控卞仲耘生活作風有問題,破壞了她的家庭,動情處聲淚俱下。除了揭發卞「亂搞男女關係」之外,也做了政治揭批,譬如卞過去曾對她說過許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羡慕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話,她順便還給卞扣上「漏網大右派」的帽子。隨後,袁淑娥又叫兒子(小學生)上台念發言稿,控訴卞要「謀害」他的媽媽,袁的弟弟(高中學生)也跳上台按壓卞仲耘的頭。台下,學生群情激憤,振臂高呼口號,場面一度失控。卞仲耘身後手持木槍的學生,你一槍、我一槍就把她捅倒了。年屆五旬的卞仲耘,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平時身體就不好,哪裡經得起這樣的暴力?站在台下陪斗的四位校領導也一直被強迫低頭彎腰,太陽暴曬下難以堅持。袁的發言前後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學生的憤怒情緒一波又一波。除了袁淑娥,還有六七位師生代表上台發言。

最後,工作組做了小結,認為「卞仲耘的問題,根據大家的揭發,是非常嚴重的,大家要提高警惕,她的檢查根本不是檢查,她想矇混過關,想滑過去。我們絕不能讓她滑過去!為了徹底清算她的罪行,我們請示了上級,決定從現在起停她的職。為了徹底弄清楚,為了清算她,我們要開大會,繼續下去,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我們的主要矛頭是牛鬼蛇神,不是同學們,一切革命的師生團結起來,一致對敵!」

6月22日下午,批鬥會繼續,卞校長再次遭遇毆打折磨。後來她分別給鄧小平、李雪峰等領導寫信,附文是關於袁淑娥破壞女附中文革的情況,希望上級派人調查、處理。當時還有地方「伸冤」,信息的傳遞也是暢通的。卞仲耘詳述了批鬥會上的遭遇:

第二天(6月22日——筆者注)清早我沒有吃早飯,就到了學校。上午寫檢查,中午只帶了一塊小餅,因為行動不便,也沒有吃午飯。下午一點半,繼續開大會,參加大會的有全校師生員工一千八百多人。由於袁淑娥等人大肆造謠污衊,蠱惑欺騙,煽風點火,相當一部分群眾都信以為真,以為我真是一個兩面三刀的、萬惡的「反革命分子」了。這次會上的發言,大都集中火力,揭發「事實」(例如:把學校的各種備戰措施都說成是我配合前市委修正主義黑幫搞軍事政變的反革命活動),逼我承認、交代現行反革命活動。在群情激憤之下,我遭到了拷打和種種折磨。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沒有說過的話,沒有過的思想和意圖,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決不能承認。因此,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叫將上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唾沫……。台上發言的人揭發得越是激昂慷慨,要我承認自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我堅決不承認,就被打被辱罵得越厲害。我從五八年起就不斷患病,幾度長期住院,動過手術,現在患有心臟病(主動脈硬化症)、高血壓等症,在這次被打的前幾天,在北京飯店醫務室檢查,血壓是高壓180,低壓110。突然遭受這樣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沒有吃飯,下午滴水沒有進口,臉上身上汗流如注,身體實在難以支持,一再癱倒,甚至暈倒在地上。這時,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頭上澆,用手揪我的頭髮,把我從地上拖起來,還叫恢複原來的姿勢。像這樣,暈倒了,用冷水澆頭,再揪著頭髮拖起來,共有三、四次。當我被折磨得最不像人樣的時候,還有人給我拍了照片,大概還不只拍了一張。等到把我折磨夠了,天快黑了,會快結束了,那個陰險惡毒的壞傢伙袁淑娥又登台了。她感到用借刀殺人的辦法把我折磨成這個樣子還不夠解恨,竟敢直接揪我的頭髮,我對這個可恥的傢伙進行了反抗。她一方面假惺惺地叫被她蠱惑、利用的學生們不要再打我了,說光打不解決問題,一方面更加陰險惡毒地煽動大家對我要在政治思想方面繼續進行「揭發」,以便證明我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這個鬥爭大會一直開到七點多鍾才結束。

散會以後,工作組的同志看我被弄得實在不像人樣了,可能為了避免這樣走到外面去影響不好,就叫我洗了臉,還拿了一件塑料雨衣叫我穿在身上,罩住我那一身被弄得齷齪不堪,而且被撕破了的衣服。最後,有一群學生送我回家。這些學生相信我真的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所以對我恨極了。在路上和公共汽車上,有的學生繼續辱罵我,往我身上吐唾沫,並對我說:「你回家以後不許自殺!」公共汽車上有些乘客見到這種情形,表示很吃驚。回家以後,脫下衣服一看,我被打得遍體傷痕纍纍。右臂上部有整整一大段被打得全變成紫黑色,腫得很厲害,整個背部都被槍口捅得皮破肉爛,全身都有傷痕。

2006年2月,張世棟在接受劉進、宋彬彬的訪談中提到,會前他去團中央開工作組組長會,當時胡克實(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嚴肅地說:「如果發生武鬥,你們一定要挺身而出,堅決制止!」他趕回學校時,批鬥會正在進行。面對突發的暴力行為,他立即予以制止。散會以後,張世棟還給卞仲耘披上風衣(卞上文提到是塑料雨衣),送她走了一段路,勸她要想得開,要正確對待。

羅治筆記如此記錄張世棟的講話:「今天大家很憤慨,這是可以理解的,應該支持的,因為她有罪惡。打她幾下是不對的,今後注意不用打她,因為揭發就可以打倒她、消滅她。為了繼續鬥爭,要好好準備炮彈繼續打,提高警惕,準備全殲,取得最後的勝利!要好好貫徹黨的政策。……光榮、勝利歸功於黨,歸功於偉大的毛主席!」

6月23日,袁淑娥帶領五個學生,去卞校長住處進行「調查材料」和「發動群眾」的活動。她還動員和攛掇卞家從前的保姆去學校揭發和控訴,遭到拒絕。6月24日上午,女附中的學生一批又一批來到卞家所在的宿舍樓搜集材料,把大字報貼在大門上和樓道上。自由製片人胡傑的電影《我雖死去》提供了大字報的內容,全部是粗野的謾罵和人身侮辱。

這次歷時兩個半天、針對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的批鬥大會,是工作組駐校50多天里唯一的一次。我們尚可看到卞校長親述,她受到了怎樣的傷害和侮辱。44天後,工作組撤離后的校園,更加無法無天,由高一3班學生髮起對卞校長等5位校領導的游斗中,她被學生毆打折磨致死,我們再也聽不到她的控訴。

時隔48年,在今年年初由劉進宋彬彬公開道歉引起的輿論大戰中,袁淑娥的名字再次被提起。年青一代能否想象,以革命的名義,一樁普通離婚案能產生多麼巨大的殺傷力?

今年早些時候,在母校「老三屆學生和老師見面會」上我見到了袁淑娥的前夫D老師。早就聽說D老師相貌英俊,像電影明星,果然,耄耋之年的老先生,身板筆直,五官清癯,頗有紳士風度。我們自然會說起文革,說起袁淑娥,D老師管前妻叫「袁氏」。雖然他們離婚已半個世紀,說起袁氏,D老師的憎恨依舊。一個變質的婚姻,不僅讓雙方成為一世的仇人,還波及到另一個無辜的家庭,造成卞校長家破人亡。D老師說,他和「袁氏」是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前身)同學,D學英語袁學俄語。畢業后「袁氏」留校,D參加志願軍赴朝。1954年兩人結婚。當時的「袁氏」應該是優秀的,否則不會留校。當時的D更是青年才俊,志願軍中年輕的翻譯。我沒有插話問,後來「袁氏」怎麼成為大連工學院的俄語教員,而D回到了北京?或許是長期的兩地分居,或許是夫妻間常見的誤解,讓他們在十年中積累了太多的懷疑、厭惡和憎恨,用D老師的話說,他們的婚姻早已破裂。

袁淑娥與卞校長1958年同住一所醫院而相識,後來彼此好感成為朋友。1963年女附中缺英語教師,正在北京空軍某部的D也有轉業來女附中教書的意願,於是經卞校長介紹,學校領導集體討論通過,D于1963年初調入女附中。做過D老師學生的校友都記得,那時候的D老師,五官俊朗、真是一表人才。

按說,D老師轉業到一所著名女中,事業、家庭都有了一個穩定的基礎,他們修補婚姻也有了條件保證。然而兩人還是照常爭吵,卞校長多次調解無效,漸漸也失去了信心。來到學校一年後,D老師提出離婚,「袁氏」的態度是寧可拖死,也不離。D起訴到法院,1964年8月被判決離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領導提出要求,希望多扣D的工資補貼她的家用,卞校長認為應該按照法院判決書執行,學校不能擅自更改。「袁氏」認為,卞明顯地站在男方一邊,因此一再被激怒。於是,她開始向有關方面控告,把所有的個人怨恨都換成政治面孔,無中生有、斷章取義、上綱上線,展示出登峰造極的惡毒,直到8月5日卞校長被學生毆打折磨不幸遇難。

胡志濤校長對袁淑娥參加學校的批鬥會十分不滿,為此曾質問過工作組。她表示,卞仲耘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生活上沒有問題。

(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挾嫌報復罪逮捕,后西城區檢查院認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已構成誹謗罪,但已過追訴時效,決定不予起訴。卞校長丈夫王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訴,同時也獲得很多支持,但始終沒有結果。1989年全國最高檢察院明確表態,支持西城區檢察院的處理結論。)

我聽D老師說,袁淑娥還健在,那也是耄耋老人了。在文革中,像她那樣,扭曲的心理、偏狹的報復心,嫉妒和仇恨,不知造成多少家破人亡的慘劇。文革浩劫的人性基礎,至今依然雄厚。

來源: 我的文革紀事

作者: 馮敬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