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惠帝紀》在公元前189年這一年記錄了一條漢惠帝劉盈頒布的詔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這條詔令的意思很簡單，十五歲到三十歲的成年女子，如果沒有嫁人，國家對其徵收的人頭稅將是其他人的五倍。
照理說，結不結婚完全是個人的私事，頂多算家事，為何皇帝會如此關注百姓的床笫之事呢？在現代醫學昌明之前的古代社會，避孕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催人早婚，實際上就是促人早育多生。
所以說，漢惠帝的這條詔令其實是一條為了鼓勵生育，而對不婚不育者徵收重稅的詔令，也是整個西漢時期為了促進人口增長所執行的一條重要國家政策。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人口的多少直接關係到國家財政收入，為什麼這麼說呢？
漢代的國家財政收入主要有三個來源：田租、人頭稅、更賦。而這三項稅收的多寡都直接由人口的數量來決定。
首先我們說田租。漢代的田租雖然是按照田畝來徵收，但耕田的是農民，確保土地上有足夠的勞動力從事生產，才能確保土地的豐收和田租的足額徵收。
其次說更賦。漢代成年男子在23歲起傅之後需要為國家服兵役，其中有一項是每年戍邊三日之役。但因為邊關遙遠，不可能每人每年都自行前往服役，所以，漢代的成年男子可以每年繳納300錢給官府作為戍邊代役金。漢代更賦的徵收相當普遍，當然，人口越多，成年男子越多，政府能收到的代役金自然也就越多。
最後，我們詳細說說人頭稅。顧名思義，這是一項按照人頭徵收的賦稅，人口越多，政府能收到的錢自然越多。
漢代的人頭稅分為口賦和算賦。口賦向七至十四歲的未成年人徵收，法定稅額為每人每年20錢；算賦向十四歲至五十六歲的成年人徵收，每人每年120錢，即一算。漢惠帝詔令向十五至三十歲未出嫁的女子罰款五算，也就是每年600錢。
這600錢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如果我們按照一個漢代普通的五口之家可耕作土地100畝，一年的收成為200石，每石糧食值30錢計算，那麼一個漢代農民家庭一年的全部收入大致為6000錢。而一個未出嫁的成年女子每年需要向政府繳納600錢的人頭稅，也就是一個家庭總收入的十分之一。這絕對是一個剛剛能自給自足的農民家庭無法承受的巨額「罰款」。
漢惠帝劉盈的生育政策並非惠帝一朝的短暫政令。劉盈的父親劉邦在建立漢王朝之初，因為經歷了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爭霸的連年戰爭，漢王朝的人口非常少，一般認為只有1000多萬。但到漢武帝即位初年，歷史學者葛劍雄先生測算認為，漢王朝的人口已經達到了3600萬之多。應該說，漢惠帝以及其後繼者文帝、景帝一系列保護人口、休養生息的政策功不可沒。
然而，漢武帝執政的半個世紀，漢王朝雖然依舊在執行對晚婚者的重罰，但到漢武帝去世時，國家的人口卻從3600萬減少到了3200萬，直接減少人口400萬。葛劍雄先生認為，如果算上本應每年正常遞增的人口，那麼漢王朝在漢武帝治下一共損失了1559萬人口。而整個國家失地脫籍的人口更多，甚至出現了「戶口減半」的可怕局面。
人口的大量損失自然導致國家能徵收的賦稅的大幅度減少。而漢武帝時代又恰恰是一個文治武功、屢興功業的時代。其實，通俗得說，這是一個燒錢特別多，皇帝特別缺錢的時代。所以，漢武帝在其執政中後期想方設法地找錢，通過幣制改革、鹽鐵專賣、平準均輸等手段，甚至不惜採用算緡、告緡等強制性的措施，將民間的財富統統聚斂到了自己手中。
因為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漢武帝時代的斂財政策時曾說過一句：「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所以給後世造成了很大的誤會，認為漢武帝時代一切的斂財措施只是打擊了地主豪強和那些「不佐國家之急」的有產者，並未傷害到普通百姓。
事實並非如此。一個中產階層悉數破產，整個國家只剩下權貴階層和底層百姓的共同貧窮的社會，受到傷害最大的，永遠都是底層的普通百姓。
《漢書?賈捐之傳》中就明確說，漢武帝時代「民賦數百」。這個「賦」錢即是我們前面所說的人頭稅，漢代的法定稅額本應該是每人每年120錢。而在《漢書?西域傳》中，漢武帝發布《輪台詔》時也說，為了緩解財政危機，還有大臣建議皇帝將賦錢每人每年再增加40錢。而對未成年人徵收的口賦，漢武帝時代也比漢代的法定稅額有所增加，從每人每年20錢增加到23錢，而且，徵收的年齡從7歲提前到3歲，這直接導致很多貧困之家「生子輒殺」。
所以，在漢武帝時代，儘管對晚婚者仍舊實行重罰，但這個重賦於民的時代讓普通百姓完全不堪重負。當老百姓開始「生子輒殺」的時候，那些在文景時期效果明顯的保護生育的政策便統統失效了。「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成為了漢武帝晚年整個西漢王朝最真實的寫照。
漢武帝時代的失敗經驗已經充分證明，罰款和重稅無助於解決一個時代的人口危機。
來源: 遊歷史
作者: 蓮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