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回憶

夾邊溝在我的記憶中已存在53年了。1957年父親被錯划為右派，當時宣傳的是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從輕處理。1958年4月底父親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甘肅省當時的第一書記張仲良、甘肅省地質局當時的領導叢健、李雲龍、白智斌、高漢瑾等人的關懷下，送去夾邊溝進行思想改造，不到三年，1960年約是11月（具體日期不詳）就徹底改造好了。原本健康的身體脫胎換骨成了一堆白骨，他的靈魂升入了天堂。可是這個改造人的聖地，我無緣前往拜訪。只從一些媒體得知此地現已成為休閑度假村。但50多年前已改造成白骨者的成千荒冢仍然半隱半現在荒丘沙海里。據說每當深夜還可聽到亂葬崗中冤魂凄聲哀訴，此時可能也是度假村中人們杯盤交錯酒酣耳熱之時。如此兩種情景交輝相映，不知人們感覺如何？我衷心祝願沙漠不再貧脊，那裡生活的居民在成千英靈蔭佑下生活幸福。夾邊溝這個地名已深深的刻在我心的深處，伴隨我終老。

父親的經歷

我家祖居湖南長沙市。曾祖父一生任教於長沙岳麓書院，祖父則與志同道合的朋友開辦了一間中學（原名建國中學）及一間小學（原名群英小學），也是從事教育事業。1952年均已交歸國有。父親名王本菼，不滿13歲時我的祖母就去世了，雖然在生活上不缺吃少穿，但過早的失去母愛，少年時代是不幸的。他讀書認真，從湖南較有名的省立一中高中畢業后，考入了北京大學地質系。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不久北大南遷長沙，后又西遷昆明，與清華、南開三校合併稱為西南聯合大學。父親約是1938年從該校畢業。畢業後有一段時間在廣西八步（現稱賀州）一礦務局工作（好象稱江華礦務局）。

我家1931年就在距長沙不遠的寧鄉鄉間購置了住宅，1938年當日軍逼近武漢時，就搬遷至鄉間居住。後來長沙大火，我家在長沙的祖居化為了灰燼。日軍第二次入侵廣西前，約是1943年春，父親回到了湖南寧鄉，不久就前後應聘在寧鄉的幾所中學任教，至1946年夏。

1945年八月抗日戰爭勝利，1946年夏某日（記不清具體時間），父親從當時的《中央日報》上看到，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從重慶遷回南京，便立即致信測勘處處長謝家榮先生（謝先生是父親在北大時的恩師，現中科院院士謝學錦先生的父親），表示願意回本專業工作，很快就收到了回信，於是父親即赴南京，從此就開始了他的地質探礦工作。

父親去南京時是隻身前往，我和母親及妹妹三人仍居住在寧鄉的大家庭中。當時我只有八至九歲，識字不多，父親每次的家信，其內容母親對我並不迴避，為培養我的識字能力，總是讓我先看，可是父親的字跡是一筆曲里拐彎一連到底的草體字，我識不了多少，母親便逐字逐句的讀給我聽，因此我印象深刻。每次回信也讓我寫上幾行，而信封則一定由我書寫，我也就牢牢的記住了父親工作單位的地址：「南京高樓門峨嵋路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父親在此工作至1948年春就調往湖南新化錫礦山任鑽探隊長。從此他再也沒有去過南京。我也直到退休后2003年10月與老伴及妹妹老倆口一同去了一趟南京。我們特意乘計程車去到這個地址。峨嵋路街道不寬，倒車不大方便，計程車司機說，這兒幾十年來變化不大，現大都為軍隊住此。我們在街上停了片刻，也不知當年的測勘處在哪幢樓內，物是人非，心中的感慨無法表述。父親調往錫礦山時，解放戰爭已打得火熱，他與我們兩地分居，放心不下，如是到任安頓下來就立刻回寧鄉將我們母女三人接到了錫礦山與之團聚。在這崇山峻嶺交通不便（當時還不通公路）的礦山裡，在戰火紛飛之時，確實像世外桃源。在錫礦山工作到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父親作為舊技術人員隨被即調往長沙的學習班集訓。約是當年的11月分配在當時的湖南省地質調查所工作。

約是1950年10月，父親被調往新組建的中南軍政委員會重工業部地質調查所鑽探總隊，任命為鑽探總隊副總隊長。當時武漢市為中南的行政中心，父親前往任職，我們全家也隨遷至武漢。1950～1956年，由於機構多次調整，如撤大區重工業部建大區地質局，探礦隊也改撤多次。父親的工作也經常變動，曾去過湖北大冶鐵山擔任過鑽工培訓學校的副校長，也在湖南常寧及臨湘、河南平頂山等地探礦隊工作過。后又調回到中南地質局探礦處任職。

1956年四月，父親自願去支援西北，去到當時西安的西北地質局。不久西北局搬至蘭州。隨後又拆大區局分省局。父親就屬甘肅地質局了。在甘肅局工作僅僅一年，1957年就錯划為右派。1958年四月遣送夾邊溝，僅兩年多時間就因飢餓勞累而死亡了，走完了他47年的人生。

1957-1960家庭的遭遇及我的經歷

1955年我在武漢高中畢業，考入五年學制的天津大學。我妹妹也于同年升入當時武漢較好的華中師範學院附中的高中。1956年四月父親調往西北，母親隨行，妹妹仍留在武漢，住宿在學校。1956年暑假，我和妹妹回到蘭州與父母度過了一個歡樂溫馨的假期。當時蘭州風沙還比較大，父母住的地質局宿舍是筒子樓中約12平方的一間房，煮飯就在走廊過道上。大院內還沒有自來水，用水來自院內水井。井水很黃，需沉澱后才能使用，一桶水可沉下約5厘米厚的黃泥。我當時不理解父親為什麼要從條件較好的武漢來到西北。父親說：西北礦藏豐富，將來發展會很好的。他還想妹妹轉學到蘭州。妹妹認為在武漢已習慣了，不願離開已熟悉的老師和同學。後來家庭出變故，真慶幸妹妹未轉學到蘭州。

1957年暑假，我們再次回到蘭州時，我家已搬入兩間平房。已經開始反右了。至七月下旬，批判我父親的大字報已貼滿了地質局大院，甚到貼到了我家房門上。大會小會一個接一個。左鄰右舍的人見到我們都不理睬，側身而過。父親也不讓我和妹妹走出家門。他每天回來從不談及他被批鬥之事，我們也就不甚了解批鬥的內容，只是看到貼在房門及門旁牆上的大字報，儘是口號式的內容，如「王××不低頭就自取滅亡」，「徹底揭露王××的反黨反人民的反動面目」……，如此等等。八月初，大學也開始開展反右，學校來信讓我回校參加運動，我只得離家返校。離家的那一刻，我一直沒有忘記，父親滿臉憔悴地半躺在舊藤椅上，伸出右手握住了我的手，我長到19歲，這是父親第一次這樣莊重地和我握手。憂鬱的眼神望著我，只說了一句：「我不能去車站送你了」。誰能料到，這次離別竟成永訣。

1957年寒假之前，父親給我寫信，讓我去武漢看妹妹，並囑咐我們都不必回蘭州。我想父親是不想讓我們看到他的處境。1958年暑假及寒假我和妹妹已無旅費返家。

1958年四月父親遣送夾邊溝后，宿舍被甘肅地質局收回，我母親及年高多病雙目接近失明的祖父（祖父是57年初從湖南接到蘭州的）被掃地出門。母親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住處，生活成了問題。當時一人挨整，全家受株連。祖父承受不了這一打擊，也不想拖累母親，就自縊身亡了。母親拖著瘦弱的身軀，隻身忙完祖父的後事。堅強的母親當時並沒有將這一切告訴父親和我們姐妹，她一人默默的承受了這一切。

之前有些交往的一位湖南同鄉，也是王家祖上的遠親（原是二野的軍人，進軍蘭州后隨即轉業定居蘭州了），好心收留了我母親，她才沒有流落街頭。一段時間后，這位親戚費盡周折介紹我母親去一街道辦的油氈廠做臨時工，每月工資25元，雖然工作很苦，總算有了收入。白天做工，下班后仍寄居在這位同鄉家，總算未風餐露宿。

1958年四月父親離家時給我和妹妹寄了最後一次生活費，母親隨後一次又一次將家中物品出賣，最後只餘下了她自己蓋的一套舊棉被及幾件破舊的換洗衣服了。但是母親在給我的信中總是說：她有了工作，生活還過得去。

1958年夏，妹妹在武漢高中畢業，參加高考，成績優秀，但沒有學校錄取，后在她班主任的奔走下，在錄取工作已接近尾聲時，才被錄取到原是一所大專，58年升格為本科院校的軋鋼專業。當年大學雖不收學費，但母親要承擔我倆的生活費，顯然是不可能的。家中也已無物可賣了。這時有幾位好心人在經濟上給予了我們幫助。他們是：一位是在武漢工作的堂兄，另三位是父親在武漢工作時的部屬，當年收入都不高，但他們卻對我們伸出了援助之手。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那唯恐招來橫禍的年代，他們沒有迴避。他們這種情操我一直珍藏在心，遺憾的是現在健在的就只有我年過八旬的堂兄了，其它三人都已作古。在他們好心的支援下，又過了一年。

1959年四月，我接到蘭州那位親戚的信，告之我母親重病，全身浮腫，我再也無法堅持學業，立即辦了休學手續，回到了蘭州。到蘭州后，我才知道父親走後家中所發生的一切。我急需找一份工作，解決困境。在尋找工作的路途上，巧遇已畢業分配在蘭州工作的大學校友（她也是我在武漢高中時先我兩年畢業的校友），她認識當時甘肅省輕工業學校的校長，該校正缺教機械製圖課的教師。經她介紹，這位劉姓校長並未因我父親的問題而拒絕，當時就答應了，並馬上讓辦公室一位王姓主任給我填寫了幹部聘用登記表，還說我不必填上父親的右派問題，以免麻煩，這事他知道就行了。王主任也說讓我過兩天去辦正式手續。兩天後，我去報到，王主任告訴我：五年大學我還未讀完四年，按大專畢業試用期待遇，每月48元，馬上可以去財務室領取本月工資了。他問我住在何處？我向他談了母親和我是寄居在親戚家。約一周之後，王主任說：學校住房緊張，現在女生住的宿舍單元內，可騰出一間堆放雜物的小房（原為廚房約9平方），你家暫無男性，住女生宿舍區，也不會感覺不便。問我意見如何？我還能說什麼呢？我只有感激。我和母親總算有了安身之處，雖收入微薄，每月寄給妹妹15元，當時除每月購買按定量勉強果腹的糧食及少得可憐的食用油外，其它也沒有什麼可買，因此餘下的錢已可維持我們母女倆的生活，我慶幸自己遇到了好心人。母親的身體已不能再去油氈廠做工，便在家休息，身體狀況較好時，力所能及地幫人縫縫補補做點手工，每月接濟在夾邊溝的父親幾元零用。1959年11月，我深知我已無望復學，便申請退學，學校批准了，並寄來一紙「因家庭經濟困難」而退學的證書。就這樣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涯。這紙退學證我保留至今，也算是我人生轉折的一個見證。

也真是巧合，我工作的輕校，前門是當時的團結新村一號，我搬入宿舍后，才知道該校後門正巧與甘肅地質局僅一街之隔，且我住房的窗口與那扇我曾經進出過的地質局大門隔街相望。我那兩個假期回家時雖與父親當年的同事及鄰居交往很少，但1956年第一次回家時，母親將我從天津帶回去的乾鮮大蝦和其它海味以及天津麻花分送左鄰右舍時情景仍歷歷在目，他們都笑臉相迎，氣氛融洽。1957年反右了，他們見我們則冷眼相對，路經家門也快步而過。這些鄰居的面容我多少還有記憶。尤其是那些來我家門口貼大字報的人，記憶深刻。現在偶爾在窗口看到這些面孔，真有說不出的滋味。尤其見到當年拿著大字報氣勢洶洶來家門口張貼的熟悉面孔，聯想到他們趾高氣揚，助紂為虐，落井下石的這些作為，心中氣憤難平。可冷靜下來，也可理解。人都有追求，踏實做事，難以有成。即是有成，又能如何？當年不是有不少文化名人及專家學者淪為右派。而緊跟形勢，喊喊跳跳，費力較少，既可保全自己，有的還可從渾水中得利，甚至平步青雲，何樂而不為呢？

有一件事我至今尚未忘記。1960年10月，當時蘭州市物資已經奇缺，副食商店櫃檯中除了擺放像磚頭一樣的醬油糕之外，已別無它物，居民已是飢餓難忍，搶劫之事隨之增多。有一天我去離學校不遠的郵局寄信，當我急步超過走在我前面，步履蹣跚的老婦人約不到三米時，就從我身後傳來了哀叫聲。我轉身看到有一個身體瘦小的孩子搶了那位老婦人手中的布袋。在爭搶中老婦已跌倒在地，孩子站著發獃。我走近一看，孩子骨瘦如柴，從他搶到袋子還沒跑開，一臉稚氣惶恐不安的表情看，年齡可能不足10歲。躺在地上的老婦，我認出她就是我家原住地質局宿舍時一牆之隔的鄰居。我為難了：搶劫固然不對，但孩子實在可憐，我不想去責備；而那位老婦，從年齡來說是祖母輩了，老人與我並無芥蒂，但我因為身份所限，也不敢相幫，更不能相認。三年前她家就與我家劃清了界限，如我幫她，恐怕好事者認為我們之間又有勾搭，而給她已站穩立場的家人惹來麻煩，因為在那年代黑白顛倒的事太多了。我稍猶豫一下就走開了，視而不見。但心中卻五味雜陳。我真不知我這種做法是可恥，可憐，還是可悲……

在輕校工作一年後，1960年秋開學時，輕校換了新校長。新校長也姓劉，但「此劉」卻非「彼劉」，他對出身於所謂地富反壞右家庭及舊政權留用人員一律排斥。有了解內情的教職員說此劉是使用不當手段取得校長職位的。1960年10月蘭州颳起了下放風，我們這些「賤民」自然就在劫難逃了。第一榜全是老弱病殘，我榮登第二榜，在大紅的光榮榜上開頭寫著：熱烈祝賀下列同志光榮去到甘南草原鍛練。是否「光榮」，大家心知肚明。第一榜中的老者殘者有人連起床都困難了，真不知如何「鍛練」？我當時的情況是母親還病著，我走了她怎麼辦？

我中學時代有位密友，她1958年從武漢大學三年學制的圖書館專業畢業後分配在廣西南寧工作，並與在南寧市委工作的男友結了婚。1959年我休學回蘭州后，他倆很同情我的處境。她丈夫便介紹他在市委的一位同事（也是他的好友）與我交往。蘭州——南寧相距幾千里，當時沒有條件見面，僅是互寄照片相識，所說「交往」也只是兩地書信坦誠交流。當我得知要下放時，便去信告訴他們，很快就收到他們回復的電報，並電匯了旅費，讓我帶著母親南下南寧。我猶豫了，我們去到南寧怎麼辦？我與「他」僅是照片相識及書信交流，見面後會怎麼樣？即使兩相情願，他是黨員，又是市委幹部，婚姻是需經組織審查批准的，我這樣的家庭能行嗎？這時我女友又來電了，讓我不必顧慮，先將母親送到她那兒，如果其它事情不能解決，老人就由他們夫婦照顧了。於是我立即去車站購票，誰知車站已是人山人海，一片混亂，無法購到車票，有不少手執車票的人，也無法進入車站，擠不上火車。我只得找到蘭州鐵道學院工作的大學校友幫忙，他們有人熟識蘭州車站的負責人。在他們的幫助下，我才購到車票，也是在他們的帶領下，我和母親順利地上了蘭州開往北京的那列火車。火車上擁擠的情況，與現在影視片中看到的抗戰時逃難的景象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車內很難動彈，也無食品及水供應，好不容易熬到鄭州，轉乘北京—憑祥的國際特快。鄭州至長沙段，人還較多；車過衡陽，人就少了；過了桂林，車箱內幾乎快空了。列車員說：任坐任睡，你們可隨便。車上也有食物供應，只是價格較貴。在蘭州我母女已忍飢挨餓多時，更不可能見到雞鴨豬肉及雞蛋了，在車上總算飽餐了兩頓，其情景我幾十年後仍未忘卻。

我記得11月20日晚上約9時火車到達南寧站，站台上人很少，從車窗中我就看到了女友夫婦和「他」三人。我懷著忐忑複雜的心情下了火車，不知此行能否讓我走出絕境。在我未到南寧之前，男友已向他的領導監委書記談過我的情況。我們見面相處幾天後，彼此都認可了對方，就向他的領導寫了報告，請求批准結婚。監委書記是一位經歷過長征的老幹部，他叫我去當面談話，我見到的是一位和藹的老人，他詳細的問到了我的家庭，我父親和我的情況。他沉思了片刻，便說：你父親屬高級知識份子，划右與你無關，他是他你是你么。隨即在我們的申請書上籤名同意。我們也沒做什麼籌備，第二天就去醫院婚檢，1960年12月7日，只告訴丈夫單位交往較多的同事及他從武漢來南寧工作時一同南下的好友，婚禮簡簡單單，我們就結婚了。此後諸如為解決兩地分居與蘭州商調來南寧、戶口登記、我在南寧的工作安排等等，都很順利，至此我和母親終於結束了幾年的厄運，有了一個安定的家了。

從1960年9月至11月，我離開蘭州之前就沒有收到過我父親的信。在蘭州上火車南下之前我去信夾邊溝，告訴他我女友在南寧的地址，我結婚後又馬上去信告之我和母親都已在南寧且也告之地址。但直到1961年1月底，我和在武漢的妹妹都未收到過父親的信。我和丈夫商量后，他建議我找我工作單位黨委談談，能否以單位名義去信甘肅地質局詢問。我的單位答應了。約過了半月，黨委秘書通知我去黨委辦公室，在場的有人事科長及黨委書記，秘書將甘肅地質局回函拿給我看，上面幾行字：「王本菼右派帽已摘，已於1960年11月在夾邊溝病亡，其遺物現在我局，家屬是否來取或按家庭地址寄回。請轉告其家屬函復。」當時我差點抑制不住我的情緒，黨委書記當場的談話很坦誠：「人已不在了，遺骨也不在蘭州，去到夾邊溝也未必能找到埋葬的確切地點，當地風沙迷漫，路途遙遠，天寒地凍，你孤單一女姓，路途多有不便，如去蘭州，除了領取到遺物，也不會了解到其它，往返花費，旅途勞累，有否必要？這隻是我的看法，你可與愛人商量決定。人事科長在這裡，如果你決定去，可找他辦理請假手續。」我與丈夫商量時，他也認為黨委書記的談話正確，我便寫了一封簡單的信，告訴甘肅局我的地址。過了約20天，遺物寄來了，打開一看，慘不忍睹，幾件破爛得已無法形容的衣服，骯髒不堪，除此以外，別無他物。父親已故的噩耗還沒有告訴母親，因幾個月已無來信，其實母親已經有數，只是不願表露而已。現在這樣的遺物哪敢讓母親看見，我剪下破衣服上快要脫落的幾顆紐扣包好，破爛衣服只好封好收藏起來。我的心情悲憤極了。在以後的幾十年歲月里，這情景會時常浮現在眼前。

父親去世之事，不可能長期瞞著母親。當我們委婉的將了解到父親已去世的過程告訴她時，她平靜的問到：「信在那兒？」我說是單位之間的信函，不能交我們保管。母親表面平靜，內心的痛苦不言而喻。母親到南寧后，由於生活條件的改善，市委大院內鄰居老人們也相處融洽，身體已不浮腫，精神也好了很多，也常和老人們說笑。而此後卻獨處時間多了，整夜失眠，不久就常說腰痛背痛，我和丈夫先後陪母親去南寧市及自治區級醫院診治，醫生們都認為是脊椎增生引起疼痛，母親也說在油氈廠時因搬重物扭傷過腰，治療后癥狀也確有減輕。誰知1966年春節后腰背疼痛又發作，西醫中醫任何治療均無效，病情發展極快，5月初已不能下地。廣西醫科大學附院的診斷也已明確是脊柱癌，已是晚期，脊椎一節一節已有錯位，任何治療都無力回天，只能盡量止痛減少痛苦。母親在病床上癱瘓躺了將近7個月，于1966年11月25日去世。享年僅52歲。她與我父親1958年分別時是44歲，兩人都還是中年。當時南寧剛實行火化，母親遺體火化后骨灰寄存在殯儀館，由於當時社會環境及諸多其它原因，直到2003年11月母親去世37年後才在南寧烈士陵園的公墓區購置一方墓地下葬。因父親遺骨遠在酒泉，為表示父母同葬，墓碑上有父母合影及並排刻有父母英名，母親骨灰缸中放入一幀父親遺照，將原封好的父親那些遺物也放入墓穴，此情此景我感慨萬千。我寫下了幾句心裡話：

慈父蒙冤逝酒泉，母逝邕城兩分離。雙親同穴難如願，墓中僅是影相依。

七十年前燃紅燭，聚少離多年復年。壯年一別成千古，英魂天國定團圓。

2011.4.10.

來源: 往事微痕

作者: 王桐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