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兄弟姐妹中，我排行第四，是父親從內蒙勞改回來后的第二年（1958年）出生的。母親在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工地上孕育了我，並且在沒有醫生護士接生的條件下，獨自一人把我生下來。母親因勞累過度，加上嚴重營養不足，我出生時頭大身小，給人的感覺是個畸嬰。
母親出生於海南文昌縣一林姓有錢人家。外祖父是南洋富商，在馬來西亞有橡膠園和商鋪，在家鄉也置有很多土地房產。母親是林家唯一的女兒，美麗聰明，勤快懂事，深得外公外婆疼愛。父親九歲喪父，十三歲失母，靠哥嫂撫養。那年父親參加文昌縣升中學會考，名列第一，名聲大噪。抗戰期間，父親報考了黃埔軍校，后在國民政府機關工作。五二年海南島土改，外公家被定為惡霸地主，家中財產全部沒收。外公外婆在恐懼中撤手人寰，可憐的小舅舅頂替地主之名，長期管制監督勞動，備受精神和肉體折磨。
我家的命運更慘。雖僅有幾畝地，但因父親在國民政府中做過事，被定為地主，並以反革命罪被捕，押送到遙遠的內蒙古蹲監做苦役。母親當時正懷著我大姐，兇殘的民兵將其雙臂捆綁起來，吊在樹榦上毒打。在此慘酷狀態下，大姐難產出世。自己是地主，娘家也是地主，母親既不敢回娘家，也不敢在孩子面前提外婆家。
我第一次看到父親被斗是在村子的祠堂里。那天下午，我和小朋友到祠堂去玩，突然聽到祠堂里傳出雷鳴般的叫罵聲，我們一窩蜂般擁過去看熱鬧。啊！眼前的一切把我驚呆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兩名民兵揪著父親的胳膊，頭壓得很低，黑壓壓的人群揮著拳頭，憤怒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邢谷雄！」「反革命分子低頭等認罪！」瘋狂的叫聲仿佛要把父親的身軀撕碎。我先呆了一會兒，接著大聲哭叫著衝到台上，抱著父親的雙腿，一邊哭喊「不要欺負我爸爸！」一邊用力摳開揪著父親胳膊的民兵的手。
祠堂里的人群一下子被我突然的哭鬧聲弄楞住了，整個會場一時鴉雀無聲。片刻沉寂之後，主持會議的人突然一聲狂叫：「把這狗崽子趕出去！」同村一個高個子民兵走上前來，用力扯開我緊抱著父親雙腿的手，像老鷹拿小雞一般拎著我的胳膊就往祠堂外走。
那民兵把我夾在腋下，我哭喊著，掙扎著，用沙啞了的聲音凄慘地喊著：「爸爸！爸爸！我要爸爸！」我被那民兵扔在村口的沙堆上。他恫嚇我，如果我再過去，他們就會將我和父親一齊宰了。我踉蹌著走進家中，母親正用手巾擦拭自己紅腫的眼睛。我猛地走上前撲在母親懷中，哭訴父親正在祠堂被人欺負。母親緊緊抱著我，一邊為我拭眼淚，一邊安慰我說：「孩子甭怕。爸爸會沒事的，會回來的。」
從此之後，父親幾乎每月都會被背槍的民兵帶到外邊批鬥，回來時總是被打得鼻青臉腫。每當這時，母親就上山採摘苦楝樹葉回來煮水，用毛巾醮著熱騰騰的苦楝水，流著眼淚，輕輕地敷父親被民兵打的傷口。在我們這個一千多人口的鄉里，就有幾十名像父親這樣被定為五類分子的人。最後能平安捱到今天的，除了父親，似乎已看不到第二個了。父親既是中國那段殘酷歷史的受害者，又是那個畸型時代的見證人。父親能活到今日，那真是上帝的恩典。
我六歲那年的一個夏日，比我小三歲的妹妹突然發高燒，躺在床上。母親中午收工回來，見妹妹病得不輕，想留下來照顧妹妹。下午出工哨響了，母親向生產隊長請假，那凶神惡煞不但不同意，反而氣勢洶洶地訓斥母親：「你這地主婆想不勞動，做夢！我們今天就開會鬥爭你和你的反革命老公！」母親只好將我叫來照顧妹妹，我答應會看好妹妹的。母親用手摸摸妹妹的額頭，噙著眼淚扛上鋤頭走了。我照著母親的囑咐，定時給妹妹喝涼開水和在她額上敷濕毛巾。妹妹的燒退了，起來走動了。我覺得任務已經完成，便跟著小朋友上山騎牛玩去了。
傍晚我從山上回來了，看見一大群人圍在我家大門口，我頓感不妙。進了屋子，只見妹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旁邊是一位脖子上吊著聽筒的醫生模樣的人。二哥和父親一動不動地呆在一邊，楞楞地看著妹妹，母親和姐姐跪在妹妹身邊哭成了淚人。我立即意識到出事了，衝過去緊緊地抱著妹妹，一邊嚎啕大哭叫著妹妹的名字，一邊猛搖著她的頭。我不相信剛剛還下地走動的妹妹真的會這麼快離我而去。我感到妹妹這個樣子是我的責任，我對不起母親，對不起親人，我沒有看好妹妹，是我害了她，我無地自容。
過後才知道，妹妹是在我出門之後，跟幾個小朋友到村頭的水庫邊玩，不小心滑進水裡。其他幾名小朋友也都跌入水庫中，但他們很快被大人救起，而妹妹因為是地主的孩子卻始終沒人願救。還是母親聽到呼救聲后，才跑過來撈起妹妹。因落水時間太長，妹妹在撈上岸前已漲著肚皮浮上水面。
在昏黃的煤油燈下，我們一家人低著頭，默默地守在妹妹的身邊。妹妹漲得發圓的肚子上馱壓著一包重重的沙袋，慘白的臉上睜著一雙凝滯的眼珠，一動不動。受沙袋擠壓，肚子里的水不斷透過她那張開的嘴巴，絲絲往外冒。父親緊緊握著母親的雙手，仿佛在無聲地安慰母親。醫生說，沒希望了，要父母準備後事。可我們怎麼也不甘心就這樣眼巴巴望著妹妹離去，一家人痛苦地在禱告著，希望妹妹能夠醒來。
到了第二天凌晨，嘩啦一聲，妹妹肚子里的水連同胃中的食物，突然一股腦兒被全部吐出，漲圓的肚子也一下子癟下去了。只見她翕動著嘴巴，嚶嚶了幾聲。不知誰在大喊「醒來了！醒來了！」頓時我們都圍了過去。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跡真的出現了，妹妹一雙圓圓的大眼睛骨碌碌地滾動著。她醒來的第一聲就是問「爸爸、媽媽、哥哥、姐姐，為什麼你們都圍著我？」母親熱淚直涌。窮人家的孩子命最硬，妹妹終於逃出這次大劫難。不然的話，我將會遺憾終生。
1965年秋，我上小學了。母親用南洋親戚送的澳洲麵粉袋為我縫製了一套新衣。第一次背上書包走進校園，興奮的心情難以形容。來到校園門口，母親叮嚀我要聽老師的話，好好讀書，然後在我額頭上吻了一下，便回家去了。
告別了母親，在我剛跨入校門的時刻，幾塊泥巴突然從側邊向我襲來。我轉身一看，幾名比我稍大的孩子，一邊興災樂禍地拍手稱快，一邊叫喊著：「快來打地主仔呀！」他們也學著自己的父母，用鬥爭我父親的手段欺負我！上學第一天，我便嘗到受人無端侮辱的滋味。我緊攥拳頭，不顧一切地朝罵我最凶的一個小孩撲了過去。那孩子冷不防被我摔倒在地。我倆抱在一起，在地上廝打、翻滾。另外幾個孩子一齊圍攏過來，狠扯我的頭髮，撕我的書包。廝打
正當我寡不敵眾的時候，母親突然了。她一邊大聲喊著：「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一邊張開雙臂護住我。群毆我的頑童忿忿走開，嘴巴不停地嚷「打倒地主婆！」
我臉上被抓得道道血痕，胳膊上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新衣服被扯掉紐扣，新書包被撕斷帶子。看著受委屈的我，母親一把將我摟在懷裡，冰冷的淚水落在我的額頭。我雖年紀尚小，但完全明白此刻母親內心的痛楚。
小朋友不懂事，很難怪他們，但那些為人師表的先生們卻連最起碼的憐憫之心也沒有。從上學第一天起，我尊敬老師甚於自己的父母。在父母親面前，我有時會撒嬌淘氣，可在老師跟前，我卻是恭恭敬敬，百依百順。我敬重老師，老師卻視我為草芥。在學校老師的心目中，我是天生的下等人，沒有人格，沒有尊嚴，誰都可以肆意凌辱我。記得讀小學二年級時，學校來了個姓林的教師。他得知我是反革命的子女后，把我列入另冊，看不起我，冷落我，把我安排在教室的最後一排，講課談到階級鬥爭，一定要把我父親作為階級敵人的代表，讓同學們恥笑我。他有個三歲的女兒，常帶到學校來。他講課時，常常叫我到課堂外邊替他看小孩子。有時上課時間，他竟要我出去掃地。有一次這個小女孩在教室門前拉得滿地屎尿。當時我正在聽別的教師講課，可這位林先生卻走進教室，要我馬上出去將他兒女拉的尿屎清理乾淨。我明知他是在欺負我、愚弄我，可有什麼辦法呢？我清楚我與其他小朋友的處境不同，不能有絲毫反抗，必須咽下這口氣，必須逆來順受。那時，我幾乎被他當成一名童奴使用，稍有不依，除了遭辱罵，有時還挨耳光。學校曾是我日夜渴望的地方，後來卻變成了我懼怕、憎恨之地。初小畢業時，我竟然連乘法口訣也不會。
我二哥性格沉靜，非常聰明。小學畢業時，學校推薦他報考海南最好的中學——海南中學。他考上了，那可是千里挑一，但終因父親是反革命，錄取通知書被大隊幹部扣壓。十二三歲的年紀就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回鄉當了農民，二哥接受不了這個突如其來的現實，關起門來哭了幾天幾夜。限制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後代接受教育，逐漸消滅這個反動階級，是毛澤東的既定圖謀。六十年代初劉少奇掌權時，階級鬥爭暫時淡化，我大哥才得以順利上了中學。相對我們幾位弟妹，大哥是個幸運者。二哥、姐姐和我雖然都有讀書的天資，卻也只能讀完農村的小學，被剝奪了繼續上學的權利。
二哥失學后，父親鼓勵他振作自學。二哥給自己定下了一個人生大目標——像高爾基、奧斯特洛夫斯基一樣，在艱難的環境中發憤學習，將來成為作家、詩人。白天參加生產隊繁重的勞動，晚上挑燈夜讀。那時大部分鄉村人都是文盲，要找一本書相當不容易。二哥無論是到親戚朋友家，還是到外鄉修水利，只要看到書就借來讀。有時候偶然在垃圾堆上撿到一張別人包東西扔掉的舊報紙或舊雜誌，也如獲至寶拿回家來慢慢細讀。我家原有不少古書，父親戴上地主反革命的帽子后，害怕惹上麻煩，除了留下一本王雲五編寫的四角號碼字典外，其他書全都燒掉了。父親留下的這本字典成了二哥的良師益友，也使我受益不少。二哥一有空就捧著那本厚厚的字典翻來翻去，即使被調派到外地當勞工，也把那本字典帶在身邊。這本上千頁的字典，二哥耳熟能詳，無論你問那個漢字，他都能準確無誤地告訴你，那個字在字典的哪一頁，怎樣解釋。直到現在，這本字典還一直陪伴著二哥。
二哥每天都讀書到深夜，寫的讀書筆記可能有幾大箱。二哥每天都堅持寫日記，那記錄著他一生辛酸苦辣在日記本，相信他至今仍收藏著。二哥表面文弱，內心剛強。他不滿社會的黑暗，用手中的筆進行無聲的抗爭。二哥寫過一本反映生活現實的書稿，在床下牆角藏來躲去，生怕被人發現。我那時年幼，讀不懂他寫的這本書。母親說，主要內容寫的是一對出身反革命家庭和地主家庭的青年男女，不滿血腥的現實統治，衝出樊籠追求真愛的故事。這樣一本書稿若被其他人發現，那可要大禍臨頭，輕則被判罪坐牢，重則會被槍斃，而且株連全家。後來父親常被抓走遊街批鬥，形勢越來越緊張，母親害怕民兵抄家時將書稿搜出來，就勸說二哥將書稿焚毀了。二哥花費多年心血的勞動成果，在這一刻間付諸東流。
不知不覺間四年過去了，我在鄉間讀完了初小。這四年與其說是上學，不如說是胡鬧。上頭號召停課鬧革命，我們鄉村小學的校長也野心勃勃想趁機大幹一番事業。他和那位姓林的教師一道，乘我們反革命家屬不敢反抗之機，侵佔我家祖宗留下的土地。他們要我們這些小學生開荒，毀掉我們家的果木樹林，強佔了我們僅有的幾畝土地。四年的初小，我是在擔驚受怕中度過的。老師的教育近乎虐待，同學無端侮辱，我幾乎是在誠恐誠惶中度過每一天。我想永遠離開學校，我不想看老師那凶神惡煞模樣，不想聽同學喚我反革命仔。我將自己不想再上學了的念頭告訴父親，想不到被父親狠狠扇了幾個耳光。父母親把我們五個孩子當作他們的希望，最痛恨的就是我們說不想讀書。儘管他對那個年代那種制度已不抱任何幻想，但他堅信讀書必有用。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五期，2010-10-01）
來源: 黑五類憶舊
作者: 邢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