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韙良和他的學生
1860年冬天，英法聯軍佔了北京，卻沒有像中國人想的那樣，另立新朝，跟清政府簽約之後，就走了。而此番簽約，中心意思，就是要拉大清進西方的世界體系，遵守那邊的規矩，老老實實開放通商。
這個事實，讓朝野中一部分明白人感到震動，原來，眼下的洋人，跟以往的蠻夷大不一樣，他們不大貪圖大清的國土，不僅船堅炮利，而且也講道理，只是，這個道理，是按照那邊的規矩講的。因此，曾國藩悟到，跟洋人打交道，不能打痞子腔，還得以誠相待。而朝中主政的恭親王奕訢，則模模糊糊想到了，是不是有了解洋人規矩的必要？
而在這種時候，一個旁觀者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看得很清楚。他覺得，中西衝突鬧到最後不得不決裂開戰，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人不了解西方的道理，西方的規矩。所以，在他的中國學生配合下，他開始翻譯西方國際法的著作，想把國際法引進中國，讓中國人知道什麼是那邊的規矩。
在這個時候，總理衙門準備開辦一所語言學校同文館，急需一位總教習。相對而言，跟總理衙門關係相當好的美國公使蒲安臣，和名義上隸屬總理衙門的總稅務司蘇格蘭人赫德，把丁韙良介紹給了奕訢。丁韙良把正在翻譯的國際法，即中國人所謂的萬國公法，帶進了總理衙門。在簡單介紹了這本書的內容之後，奕訢和同為總理衙門大臣的文祥大喜，不僅總教習的事兒落實了，而且馬上指派了四名官員，幫助修訂此書。
聽聞此事之後，英國公使普魯斯先生，倒是感到欣慰，他說，這本書是有用的，可以讓中國人看看西方國家也有「道理」可講，他們也是按照道理行事的，武力並非他們的唯一法則。他還說，如果有什麼需要幫助的，盡可以提出來。但是，法國臨時代辦克士可士吉卻不大高興。他對蒲安臣說，辦這事兒的傢伙是誰？竟然想讓中國人對我們歐洲的國際法了如指掌？殺了他，掐死他！他會給我們找來無數麻煩的。
顯然，法國人還懷有利用中國人不懂國際法，矇騙欺負的壞心思。但是，當年對華的整體國際格局，是英國人主導，得到美國人讚同的，所以，法國代辦的反對，阻止不了丁韙良的行動。很快，丁韙良在他的學生的幫助下，不僅翻譯了國際法，而且譯出了相關的解釋和研究的著述。這些著作，在歷史上是第一次被介紹到了東方，不久，就傳到了日本。由於當年中日文字語言的相近，日本人稍加修飾，就變成了日文。對日本的開放，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當然，不幸的是，這一系列國際法的著述，在中國的作用還相當有限，即使是總理衙門大臣，肯花點功夫研究國際法的人，幾乎沒有。下面的辦事人員，總理衙門章京，能坐下來好好翻閱這些著作的，也不太多。但是，畢竟從這以後，中國人有人知道了那邊的規矩是怎樣的。知道在國際上，跟洋人打交道，該用什麼道理跟人家講話。
儘管，整個朝廷，還在心懷僥倖，幻想著有一天，大清再振神威，能把洋人都趕出去，這個世界，還是按照我們的規矩講話。但在眼下，該應付人家，還是得按那邊的規矩來。至少，辦洋務辦外交的人，對丁韙良的事業，還是相當讚許的。
來源: 張鳴
作者: 張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