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躍進，三小時等於二十年」

廖伯康

2012年五一勞動節期間，網絡上那條「……有人為此走訪了當年饑荒最重的安徽河南許多村莊，情況根本不是有人誣衊的那樣。鄉親們只是聽說餓死了人。而自己並沒有親眼見到餓死人，能夠直接證實的餓死者為數極少」的微博剛剛幾百條評論的時候，88歲的廖伯康先生就知道了。

他注意到這個帖子的作者的高學歷和媒體工作背景，為「大饑荒」的事實成為歷史懸案而慨嘆。他對記者說：歷史你可以不知道，但你不可以胡亂說！現在不是網絡上在追查謠言嗎？謠言止於事實，謠言止於真相。為何不讓事實和真相傳播出來？

廖伯康先生是四川大饑荒親歷者和見證人，曾向中央報告大饑荒而付出了個人代價，此後遭受20年政治和人身迫害。離休後，作為重慶和四川的政治元老，從2000年開始，整理有關四川大饑荒的回憶錄。

兩年後回憶錄成稿，可是至今沒能出版。儘管黨內一位很嚴謹、也很熟悉南方史的專家，通過認真細緻地查證，證明廖著可靠，四川省黨史辦的意見，也認為可以出版，卻沒有一家出版社認為「可以出版」。

2010年出版的《當代四川要事實錄》輯錄了廖伯康的回憶錄。這個版本經過了某種「脫敏處理」，例如，原文中提到了當時四川的「主要領導人」——也被認為是四川大饑荒的直接責任人的名字，出版時被抹去了。

廖先生想把「要事實錄」中他個人的部分抽出來，自己出錢印，自然也是不行。據廖伯康的回憶錄，四川大饑荒危害最為劇烈，餓死人數一千多萬以上，約占全國三四分之一。廖先生的回憶錄是目前所見最權威的記錄，但也只是在小範圍傳播。

向黨中央報告情況，如同做地下工作

廖伯康1924年出生於重慶市的一個貧寒家庭，1943年考入當時已經遷至重慶的上海交通大學，很快轉入中央大學，攻讀經濟學。1947年加入中共地下黨。1962年，向黨中央報告四川大饑荒狀況時，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

當時的共青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倡導各地共青團「議大事，管本行」，提出青年團要做黨的助手，就應做黨的耳目。著名的「七千人大會」後，重慶團市委的幾位副書記有一天討論到：中央可能並不知道四川大饑荒的嚴重情況！廖伯康提出，安徽的情況就是有人給毛主席寫了信，毛主席批示派人去查，「就把蓋子揭開了」。但另一位副書記，也是後來牽連到「蕭李廖反黨集團」中的李止舟認為：寫信沒用，毛主席收不到。

醞釀的結果，就有了由另一位副書記於克書給中央寫的一封后來在四川受到嚴厲追查的信。為了避免從筆跡上看出寫信人，信寫好後再列印，寄出列印件。列印員是一位啞巴，絕不可能說出去。為了防止寄信地址泄露機密，信是托人帶到武漢交郵局的，署名是「一個共產黨員」。

根據當時的情況，這種擔心和謹慎並不多餘。廖伯康提到，已經有拆看信件、監聽電話的現成例子。1959年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之後，打電話有人監聽，寫信也有人拆看。鄧自力寫給他堂兄鄧墾（鄧小平胞弟）的信，鄧墾寫給鄧自力的回信，都被拆看過。

但事實證明，這些用心都是白費了。後來，這封信的情況，被四川省方面查了個水落石出，當事人也因此受到政治迫害。多年以後，獲得平反，他們也只承認自己是「半勇敢分子」。

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中共共青團在北京召開三屆七中全會。廖伯康打定主意，要向中央反應情況。會議期間，在前門飯店的住地，廖伯康向胡耀邦面對面匯報過3個小時。胡耀邦沒有帶秘書，他帶著鉛筆和稿子，自己記錄。胡耀邦沒有就事件表態，但他把記錄交給團中央另一位書記，整理成一份簡報，報送了中央書記處。同時，胡耀邦又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做了口頭匯報，並建議楊尚昆直接找廖伯康談話。他告訴楊尚昆，感覺廖伯康跟他雖然談了許多情況，但言猶未盡。

1962年6月28日下午，團中央給了正在召開的會議一些掩人耳目的理由，把廖伯康和「一個共產黨員」於克書送到中南海中央辦公廳的一間小會議室，見楊尚昆去了。

楊尚昆說，他找四川的多位幹部談過。有的「不了解情況」，有的「有顧慮」，有的「顧左右而言他」。楊尚昆表示理解：不怕官，只怕管嘛。然後問廖伯康：你今天不是來跟我打太極拳的吧！？但楊尚昆也表示，知道四川的情況很嚴重，死人很多。提到國務院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陝西鳳州的四川人寫的一封信，題目叫《一字一淚訴川情》，把四川的悲慘狀況寫得很具體，國務院辦公廳轉給了中央辦公廳。楊尚昆說，他把信轉有關中央領導同志看了。

楊尚昆還提到辦公廳收到一封只有兩頁半紙的來信，簡明扼要，寫得好。應該是指於克書的信。這表明，當時下層民眾和普通幹部給中央寫信，還能寄到的。

接下來是一段關於四川大饑荒死亡數字的經典對話。公元兩千年後，這段話流傳出來，對不知情的新生代產生了震動。

楊尚昆說，四川死亡數字的詳情，無從證實。中央要求四川報，四川沒有報。找民政部問：你是管救濟的，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四百萬。民政部是找四川省民政廳問的，中央不相信。然後找公安部問，公安部是管戶口的，那時的糧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勾，死一個就抹一個，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查的，說是死了八百萬。中央依然不相信。

楊尚昆問廖伯康：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伸出一根指頭：一千萬。如何得來的？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縣以上正式文件都要送中辦，我為什麼不知道？」「你看文件和我看不一樣——你看是備查性質，我看文件是要貫徹執行。」

於是，廖伯康引用了1962年5月省委批轉的一份省委行政編制小組的文件，後面附有各地區人口數字表明，1960年底，四川人口總數6236萬。另一《戶籍年報》的材料上，1957年，四川人口總數7215.6萬。比較表明，3年之內，四川人口減少一千萬。

但廖伯康補充說：實際死亡，應該不止一千萬。楊尚昆又問此話怎講？

廖伯康提出的理由是：一、1957年至1960年的自然增長人口；二、從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四川還在餓死人。廖伯康說，基於這兩點，還應該加上250萬。廖伯康回憶道：楊尚昆聽到這個數字，「一拍大腿」，表示贊成。並立即吩咐秘書打開小會議室的一個保密櫃，從裡面拿出一個舊式摺疊帳本式的本子，打開看了後說：「就是這個數字！」這個情節表明，當時的中央領導是在各種數字中做篩選，找實情。

這就是廣泛流傳的四川省前政協副主席（離休前的職務）廖伯康認為四川大饑荒期間餓死1200萬人的版本的由來。

中央派來秘密調查人員了解天府之國的慘狀

廖伯康還以四川省滎經縣為例，向楊尚昆具體描繪了大饑荒的慘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死得一個不剩，連埋人的人都沒有了，只得派另一個村的人到這個村來埋人，這些埋人的人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從其他的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

當時，楊尚昆問道：「在和平建設時期為什麼會死這麼多人？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問題？」廖伯康回答，歸納起來是，四川省「主要領導人上不聽中央，下不聽群眾」。不過，現在廖伯康說，那只是他們當時的思想水平。現在，他認為，「其實這位領導人比我們更了解中央，只不過他是揣摩一人之好惡，又從『左』的方面加以發揮發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如何了解真實情況，他們給了中央一個建議，那就是派出一批四川籍的司局幹部，以探親的名義去調查。為什麼是司局級，因為部長級幹部到地方要報告省委，司局級不必上報，不引人注目。

7月2日，也就是廖伯康和於克書匯報後第四天，楊尚昆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向鄧小平匯報了四川的情況，鄧小平同意「按他們的意見派人去」。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在四川籍司局級幹部中提了16人名單。在中南海西樓召開了有關這些人員的部委的黨書記會議，把名單交給楊尚昆。會議的保密程度是：只讓參加會議的人知道，不得告訴其他沒有參與會議的部黨組成員。

後來實際到川的是17人。多出一位蕭風，剛從《人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報社機關黨委書記，調任中央辦公廳財貿組長。他到楊尚昆處匯報工作得知情況，要求前往。他不是四川人，年齡偏大，身體不好，但他熱心這件事。

這批人到四川後，完全依他們的意願調查，沒有當地官方的指令和安排。跟任何人聯繫，都不會說出真實目的。跟廖伯康等幾位知情人，是心照不宣，很有秘密工作的味道。

歷來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地區（當時包括重慶），在大饑荒期間，可謂餓殍遍地，慘不忍睹。

據現在可以查證的資料，郫縣人口在1958到1961年4年間，由28萬降至23萬，淨減5萬。全縣勞動力比1958年減少近20%，有7個公社減少30%。友愛公社一管理區1958年上半年有855個勞動力，後剩500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區1958年每個標準勞動力負擔3.9畝土地，後需負擔13畝土地，即勞動力減少60%。

溫江全區人口1957年為494萬人，1961年為433萬人，4年淨減61萬人。全部非正常死亡約為90萬人。

這裡舉的郫縣、溫江，是成都平原最肥沃的地方，歷史上鮮有饑荒餓死的記載。

大饑荒餓死的都是農民。但當時四川的城市市民和公職人員，供給糧食定量，只有21斤（遠低於全國其他城市，例如，北京是31斤），還被要求「節約」兩斤，實際只有19斤。廖伯康回憶，當時的重慶市委機關食堂，一個窗口賣一兩飯一份，一個窗口賣二兩一份。可是，有人說，我一頓吃一兩，太餓，吃二兩，糧票不夠。於是，廖伯康作為辦公廳的副秘書長，決定為食堂增設了一兩五錢的窗口！

可以想見，當時的調查人員給中央的報告內容是何等悽慘。廖伯康說，田家英看過所有報告，並打算送請劉少奇看過轉毛主席，但接著八屆十中全會，政治風向變化，並未送到毛主席那裡。

這些報告至今塵封整整50年了。能夠查到的，只有蕭風的一份報告，流落到民間。2002年，廖伯康跟已經93歲的蕭風取得聯繫，獲得了蕭先生當年報告的自留底稿。

蕭風報告第一頁：1962年7月受中央辦公廳派遣、到四川省進行調查的《人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兼機關黨委書記蕭風寫的《四川情況》中，寫道：「人口，1957年7300萬人，一說是7175萬人；1960年省委組織部批轉各地編制時，6200萬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數，以及生死相抵，共減少1200多萬人，減少17%左右」。

「蕭李廖反黨集團」，真相與判斷

廖伯康向中央報告大饑荒的政治後果，影響了許多人的命運。蕭風在四川調查期間，曾應邀與《瀘州日報》編委座談，其間以個人的理解回應過「包產到戶」的話題。這是一個高度敏感的政治話題。消息很快傳到了四川省委，直接影響到蕭風的工作，「文革」期間還受到追查。

楊尚昆和廖伯康那次談話，在「文革」中給楊尚昆造成麻煩。1968年底，「中央文革小組」派出兩個工作組，一個在北京提審楊尚昆，一個在重慶提審廖伯康，追查1962年那次談話的問題。

付出最大代價的是廖伯康等人。四川追查「對不起省委的事情」（向中央報告大饑荒情況），從給毛寫信開始（於克書作了檢討勉強過關），直到查出「蕭李廖反黨集團」。其中，蕭指蕭澤寬，當時重慶市委組織部長；李指李止舟，市委副秘書長；廖即廖伯康。這個排序由當時3個人的職務大小得來。他們的「罪名」是：「1962年正當我國遭受三年嚴重自然災害……蕭李廖等人……惡毒攻擊黨，攻擊三面紅旗……」

其中，廖伯康受到的衝擊最大。他的檢討無論怎樣都過不了關。他因「反對黨的方針政策、反對黨的領導、破壞黨的組織紀律」被處以「留黨察看兩年，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建築工地勞動。此後，進「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逃亡……20年間，備受苦難。其間，眼見不少人被折磨致死，或自殺身亡。在1949年之前的地下活動期間，廖伯康學習過如何坐監獄，這幫助了他。他在「學習班」打太極拳，不允許，就圍著桌子跑。終於迎來了平反的一天。1978年第一次平反，1982年，第二次，徹底平反。1983年任重慶市委副書記，1985年，任重慶市委書記，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屆政協主席。

現在，廖伯康先生在家安享晚年，做口述歷史。大饑荒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階段、最難忘的歷史。「大躍進」時代有一句口號，「一年等於二十年」，「我的大躍進，三小時等於二十年」（報告四川大饑荒，跟楊尚昆談話時間3小時）。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慘絕人寰的大饑荒，四川為什麼比全國更悲慘，在廖伯康心裡，這些問題早已梳理得清清楚楚。自然原因？廖伯康查過氣象紀錄，不是問題。外調糧食？廖伯康把四川和外省做過對比，四川調糧算是比較少的。結論是，政策原因，而四川比全國更左。廖伯康說：「58年謊報（產量），（其他省）59年補回來了；59年謊報，60年補回來了。就四川頂得住！所以，（四川）62年還在餓死人。」

在廖伯康的回憶錄里，有兩個「動人的故事」說明年輕人需要歷史真相。一個是，「文革」期間，北京地質學院的學生到重慶造反，當時廖伯康已經化名「廖純」被關押在重慶周邊。革命學生找到他，帶回重慶。當學生們知道他是因為捅開四川大饑荒而「犯錯誤」，當晚就把惟一的一張床讓給他睡，他們全睡地板。

第二個故事則有些浪漫：廖伯康和政治難友們避難北京期間，一直得到鬧革命的大學生們的幫助，學生們組成了「專案組」。一位西南師範學院的學生和北京地質學院的學生在「專案組」發生了戀情，後來結婚了。廖伯康稱，「蕭李廖案」是他們的紅娘。

30年後，廖伯康問這對夫妻，當時為什麼那麼熱心幫助他們。得到的回答是：那時，他們去中央檔案館查閱過蕭風、鄧照明（回川調查大饑荒的一位川籍幹部）寫給中央的報告。他們還從鄧照明的報告中，摘抄了八千字……所以，他們有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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