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兩大派系的歷史作為與現實境遇，俱在阻礙其作出反思
談紅衛兵的道歉問題，需要先明確：紅衛兵從來都唔係一個整體概念，其內部存在着許多思想、立場乃至行為迥異的派別。大而論之，一般被區分為“保守派”和“造反派”兩種類型。因為歷史的複雜性，這兩派紅衛兵都為自己尋揾到了啲為當年行為辯護的理由。這係文革以後，很少會有紅衛兵主動反思、主動道歉的主要原因。
1、“保守派”紅衛兵，在文革結束後，長期熱衷於渲染自己在文革中起到了理性的“維穩”作用
學者徐友漁講，“造反派，係文革中官方和百姓共同認定的，造‘走資派’反的那部分人。”如此，拒絕造“走資派”反的那部分紅衛兵，無疑就係“保守派”——“走資派”係文革時期的特殊詞彙，全稱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顧名思義，針對的係文革爆發時仍然在位的嗰啲領導幹部。
文革伊始，中央領導層乃至絕大多數地方省、市領導，並不了解毛澤東的真實意圖何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劉少奇在會上講：“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革命怎麼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諗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也不知道。”當時在地方工作的吳德也回憶：“當時，大家都很緊張，我更係摸不着頭腦。我從1955年調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後，在東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對‘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對中央存在的黨內鬥爭更係毫無所知。”當時確實很少有人能夠想到，文革最終會對國家的整個官僚體系以毀滅性的打擊，而多以為這場運動將沿襲此前“反右”的邏輯。在這樣一種認知下，北京首先興起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地方省、市、區學校也由黨組織出面組織起各種“官辦紅衛兵”，其造反對象，大致與“反右”相似。校長、教師等知識分子成為這些紅衛兵的主要鬥爭對象。
最能代表這一類紅衛兵思想、政治傾向的，係文革初期流傳極廣的一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實際上就係紅衛兵運動初期泛濫成災的一種“血統論”思潮。受這種思想傾向的指引，這一類紅衛兵，一方面係破壞者，懷抱着濃烈的“接班人意識”，以出身劃線，嚴酷迫害他人，主要集中在文化界、教育界和傳統階級敵人這個範疇；另一方面又係維護者，對現存秩序，主要係官僚體系，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著名黨史學者王年一對保守派紅衛兵曾起到的“維穩”作用，係這樣表述的：
“呢度應該特別提到紅衛兵和‘西糾’等群眾組織在抑制混亂方面所起的作用。……8月25日，北京31所中學的紅衛兵代表在師大附中集會，成立了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不久相繼成立了東城分隊、海淀分隊等。它們‘糾察’邊個呢？糾察紅衛兵。成立糾察隊的目的，就係干預紅衛兵運動，維護政策，執行紀律，穩定秩序。它的成立和活動，為周恩來、陶鑄、王任重、廖承志等許多老革命家所支持，最初中央文革小組也不反對。周恩來曾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副秘書長雍文濤指導糾察隊的活動。8月27日發出的‘西糾’第三號通令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權隨便宣布戒嚴，‘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絕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攔截軍車！’‘絕不允許任何人擅自查抄國家機關、查抄國家負責幹部的家！我們要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西糾’還受周恩來重託，保護了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程潛、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的宅邸的安全。老紅衛兵和‘西糾’等當然有其歷史的局限，但係他們的歷史功績，不可埋沒。”（《大動亂的年代：“文革”十年動亂史》，人民出版社）
“西糾”係老紅衛兵組織，其領導成員多為各級黨政幹部子女；“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係他們立場中的應有之義。其他類似的保守派紅衛兵組織，情形也大致相同。包括“西糾”在內的不少保守派紅衛兵，在文革結束後，普遍比較強調當年曾起到過的這種維穩作用。
2、“造反派”紅衛兵在文革結束後被列為“三種人”，大多深感不平，認為自己當年係“為爭取平等而鬥爭”
但中央文革既然以“打倒走資派”為號召，勢必衝擊到在位的中央及地方領導幹部，“西糾”這類保守派紅衛兵組織被拋棄，造反派紅衛兵獲得支持並迅速取得在紅衛兵運動中的主角地位，係必然的事情。以北京四中為例，文革開始後，學校內的高幹子弟、工農兵子弟和知識分子子弟都成立了自己紅衛兵組織，分別係“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前者屬於保守派，後兩者屬於造反派。1966年10月份之前，“老兵派”在四中佔據着絕對上風。但隨着“‘無產階級司令部’發動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戰役”，“老兵派”被拋棄，“四四派”和“四三派”開始崛起。
北京四中六七屆高二（二）班學生王祖鍔，係當年四中造反派的一員。他在回憶文章《為爭取平等而鬥爭》中，對自己當年的造反派紅衛兵經歷頗感自豪：
“回顧那噩夢般的經歷，聊以慰藉的係，在‘階級鬥爭’最狂熱的時期，作為群眾組織‘新四中公社’的創始者之一，我與嗰啲血統不那麼‘高貴’的學友們一起，曾奮力追求平等。……毛澤東在發出‘千萬唔好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之初，並沒有像後來那樣明確告訴人們‘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鬥爭的重點係整黨內嗰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而在‘四清’運動前後，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按照慣性思維，人們認定階級鬥爭的對象就係‘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以及子女們。……‘四清’運動後，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階級路線也貫徹得越來越嚴格。凡出身不好的人都會被直截了當地告知，唔好幻想參軍人伍；唔好期望上名牌大學，報某某專業；唔好企圖留城工作；更別妄想進大機關和科研機構……人與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有些人還係不滿足，終於公開舉起‘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大旗，分明要把‘有成分論’鐵定為‘唯成分論’，把‘黑五類’子女們稱為‘狗崽子’，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我出身於軍隊技術幹部的家庭，雖不在‘狗崽子’之列，但我對這一套從內心很反感。……‘無產階級司令部’發動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戰役。……人們終於聞到春天的氣息。特別係‘黑五類’子女感到壓力減輕，甚至有了某種解放感。我的同學們抓住這一歷史機遇，開始行動起來。……可以講，‘新四中公社’的建立，從根本上改變了四中校園的政治格局和氛圍，‘血統論’幾乎沒有市場，嗰啲‘高貴者’不再稱王稱霸，許多‘黑五類’子弟掙脫精神枷鎖，成為政治活動的積極分子，顯示了獨特的才華與智慧。……回首往事，在那血與火的年代，我們憑滿腔熱情，為社會公正和人與人的平等而鬥爭，這係值得驕傲的。”（《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三聯書店）
不可否認，王祖鍔當年對不平等的感受係真切的。但這種不平等，並非自“血統論”大旗出現後才有，而係歷次階級鬥爭日積月累的結果，“血統論”不過係將其推向了高潮而已——1967年元旦，北京“老紅衛兵”曾以“革乾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名義發表全國通告，將他們的組織路線規定為：“（1）第一階段由中共中央、國務院、解放軍、省市委幹部子弟組成；（2）第二階段由基層組織（地委專署與公社）幹部子弟組成；（3）第三階段吸收全國工農兵和出身他種家庭而政治表現好的”，等級之森嚴躍然紙上。這種等級刺激，最終使許多寒門子弟出身的造反派紅衛兵，多年來一直堅持相信：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係“為社會公正和人與人的平等而鬥爭，這係值得驕傲的”。（此外，對造反派紅衛兵而言，因文革後清查“三種人”等政策，披露自己的身份還存在給自己的生活招來麻煩的可能，這也係啲造反派紅衛兵不願意出來道歉的原因。）
◇必須廓清歷史真相，將歷史責任具體化，才有可能促成集體反思
前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自我辯護有沒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這種辯護遮蔽不了最要害的問題：無論係保守派，還係造反派，在文革期間都曾對社會有過巨大的破壞作用，盲目“破四舊”對文化的摧毀不可估量，隨意打人、遍地武鬥死傷者不計其數……這些惡果，不光造反派有責，保守派也有份。要促成紅衛兵的集體反思，關鍵在於廓清歷史真相，將歷史責任具體化。
1、要明確具體係邊個的責任，就不能含糊其詞甚至張冠李戴移花接木
到1967年上半年，因為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保守派”紅衛兵基本上已經退出了文革舞台。此後，造反派內部又分化出溫和造反派和激進造反派，大量慘烈的武鬥，即發生在這些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如重慶市的大規模武鬥，就大部分發生在原造反派“八一五戰鬥團”分裂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後，箇中原因，造反派領袖之一的周家瑜的解釋係：“在衝擊政府機關奪權後，因為內部權力分配出現分歧”。此時，造反派們用來為自己辯護的“為爭取平等而鬥爭”，早已不復存在。也就係講，必須對造反派們當年的具體行為，做具體的分析，如此，即不難看出“為爭取平等而鬥爭”這樣的辯護詞，在造反派發起的每場具體武鬥中係否契合。這種具體分析，對保守派紅衛兵也同樣適用。
另外，還應注意：造反派做的就係造反派做的，保守派乾的就係保守派乾的，不能含混其詞，更不能張冠李戴移花接木。但因為某些歷史原因，此類含混其詞的問題很常見。譬如老舍之死，就很有必要搞清楚。老舍自殺前，曾遭到紅衛兵猛烈的批鬥毆打，啲相關的回憶文章，大都將這些紅衛兵稱作“造反派”，如老作家浩然講：“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點名往外揪人”。但根據一位當日參與批鬥老舍的女紅衛兵的回憶，這些紅衛兵未必係造反派，更有可能係保守派。這位女紅衛兵在接受《太平湖的記憶：老舍之死》一書作者傅光明的採訪時，沒有透露自己的姓名，而僅以“她”指代。據“她”回憶：
“1966年我在女八中係老高二，係學校文革領導小組九個成員之一。我在文革前係學生會體育部長，所以文革一開始就被選進領導小組，當時出頭露面多一點。但最主要的領導係白乃英，我一般只管管組織站隊，喊喊口號咩的。……（女八中）在石駙馬大街，民族宮那邊，後來叫158中，現在好像叫魯迅中學。當時係女中。我記得那年8月21、22號，天氣特別熱。白乃英講市文聯有人打電話來，讓我們去造反。她叫我帶着人過去、從文聯來了兩輛大卡車把我們接去的，大約有150人。……我覺得當時的人有理想，不像現在的人咁忙忙碌碌；當時我們的感覺就係自己將來係社會的支柱；我們出身好，咩事都沖在前面。本來我可以不插隊，但堅決要求插隊。肯吃苦。可到了社會上完全唔係那麼回事。當時認為黑幫就係敵人。太年輕了。我係有代表性的。比我小兩三歲的人就更幼稚了。串聯返嚟，對有些事自己有睇法了。1966年8月16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我們還係糾察隊（筆者註：“她”的時間記憶有誤，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係在8月18日，第二次係8月31日，女八中所在的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也就係“西糾”，成立於8月25日），站在隊里特自豪。”（鄭實、傅光明編著，《太平湖的記憶：老舍之死》）
1966年8月份，北京仍係保守派的天下，造反派不成氣候。“她”所透露的“學校文革領導小組”、“被選進領導小組”、“我們的感覺就係自己將來係社會的支柱；我們出身好，咩事都沖在前面”、“當時認為黑幫就係敵人”、“我們還係糾察隊”，這些要素，都係以高幹子弟為骨幹成員的保守派的顯著標志。毆打老舍並直接導致其投湖自殺的紅衛兵，究竟係保守派，還係造反派，許多當事人還健在，想來應該不難弄明白。那種籠統以“造反派”指代所有紅衛兵，將所有紅衛兵的行為都掛在“造反派”名下的做法，對促進紅衛兵的集體反思，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2、追究具體責任的同時，還需要把紅衛兵放到更廣闊的時代背景下考量
責任不具體，反思固然無從談起；但若不考慮時代背景，所謂總結歷史教訓，也只係空話。紅衛兵產生的最大、最重要的時代背景，係文革前的學校教育。這一代青年學生，成長於新中國的懷抱，從小受到革命傳統的熏陶和英雄人物的感召，其所受教育，實際上係一種革命理想主義教育。一方面，他們大多數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另一方面，他們的理想主義又帶有濃厚的空想色彩——誠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當時學校政治教育的特點，一係開展階級鬥爭、反修防變的教育，強烈地灌輸階級仇恨，培養大敵當前、勇於鬥爭的精神，‘對敵人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的‘階級感情’和政治立場。二係將突出政治、提高革命覺悟的教育變為培養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三係在組織措施上，將培養接班人與貫徹‘階級路線’緊密相連，越來越強調家庭出身，‘血統論’甚囂塵上。”這三個特點，本質上都係在追求一種簡單劃一、純而又純的道德境界和社會模式。這種追求，無疑係一種空想。
這樣一種教育，產生了兩個後果：一係塑造了一代青年人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情操，這種情操同時又與景仰革命和造反，崇尚鬥爭哲學，狂熱崇拜領袖等性格、心理特徵結合在一起；二係建築在人道、人性基礎上的傳統道德觀，被建築在“階級鬥爭”基礎上的新道德觀所取代，當時存在於中小學生當中最典型的一個道德困境就係：在公共汽車上為一位老人讓座時，安知他係咪階級敵人？紅衛兵運動，使前者的理想主義與後者的新道德觀得以充分結合到一起後，終於產生了難以估量的破壞性。缺乏現代公民教育，未能培養出有獨立人格的現代公民，係紅衛兵運動留給後世的一個重要教訓。
另一個不得不提的背景係：紅衛兵運動從一開始，就承載着高層特殊的政治使命，無論係保守派，還係造反派，他們的興與衰，都係高層操縱的結果。譬如：造反派擊敗保守派，在文革中崛起，固然係因為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他們在1968年被迫退出歷史舞台，也係中央文革的旨意，造反派“五大領袖”早在文革期間就進了牢房。只有把這些歷史背景的來龍去脈廓清，紅衛兵“提線木偶”的本質才可能被徹底講清楚，反思也才有可能真正到位。
3、考量時代背景的同時，還應注意到施惡者個體的特殊性
紅衛兵們固然有許多共同的特點，但每個參與打人的紅衛兵，其動機未必一致，或出於階級情感，或出於報復，或出於隨大流，或出於純粹“好玩”……等等不一而足。這種個體特殊性層面的反思，雖然只能依賴於紅衛兵本人的理性自覺，但卻係整個紅衛兵運動反思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結語
紅衛兵的公開道歉如此之少，不止係勇氣的問題，也不止係缺乏反思精神的問題，更係歷史真相的問題。真相不明，責任不清，甚至連現有零星的反思與道歉，也會常常面臨被曲解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