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工業部部長和黨組書記張霖之。1967年1月22日凌晨在北京被毒打身亡，他係文革中死於直接暴力的第一位政府部長，成為文革歷史的標誌性事件之一。
我的父親，原煤炭工業部長張霖之在文革初期因遭江青、戚本禹先後點名誣陷和惡意煽動而被關押批鬥致死，成為文革歷史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文革結束後，江青、戚本禹被分別判處死刑緩期和十八年徒刑。他們兩人的判決書中都有誣陷迫害張霖之致死的罪名。
文革發動五十年後，戚本禹在臨死之前完成了《戚本禹回憶錄》，並在他死後不久在香港出版。作為張霖之的後人，我當然很關心戚本禹對迫害張霖之致死一事有何交待。
果然，《戚本禹回憶錄》第三部分中有《關於張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專門一節。戚本禹虛晃一槍，講自己對張霖之被批鬥致死“負有重大責任”，“感到很內疚”，卻用很大篇幅將張霖之之死與“礦難接二連三地發生”連在一起。他在該節一開始就講“煤炭部對煤礦的安全生產一直不夠重視”，在屢遭批評後“似乎咩問題都沒有解決”，以至於在被毛主席點名為“走資派”後，“還係穩穩地坐在煤炭部長的位子上”。（《戚本禹回憶錄》下冊，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下同，第５２０—５２１頁）
作為對照，戚本禹講，他在中辦工作時看到礦難事件的“血淚控訴”，“都心酸落淚”，稱礦難“係我們最好驚的事情”。也就係講，他比張霖之更關心礦難事件和礦工的生命。張霖之“死官僚”（５２１頁）的面目躍然紙上。
經過這一番鋪墊後，戚本禹講，他的“責任”係在發動群眾批鬥張霖之的時候，忽略了張係一個“底下民憤很大”的人，“沒有考慮到可能產生的後果”，“沒有具體布置人去控制批鬥現場”，因此被死難礦工的家屬等人暴力批鬥，忍受不住，“上吊自殺”。（５２０—５２１頁）
我雖然對戚本禹的狡辯脫罪有心理準備，但讀到這一堆公然的謊言，仍然十分氣憤。戚本禹臨死前，打着“內疚”的幌子拋出“責任論”，只有兩個目的：一係逃脫罪責，二係繼續誣陷張霖之。因為誣陷張霖之係逃脫罪責的捷徑。
◇戚本禹的謊言包括如下內容：
謊言之一：煤炭部“一直不重視安全生產”——戚本禹的狡猾在於，他利用煤炭工業礦難事件的真實存在，抹殺包括張霖之在內的煤炭戰線幹部職工為煤礦安全生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他要給讀者留下張霖之枉顧礦工生命安全，煤炭戰線事故“接二連三”並且一直沒有改進的印象。
煤炭工業確實有礦難，張霖之作為煤炭部長，確實對所有礦難事件負有第一位領導責任。史上最大的一次礦難發生在１９６０年５月９日，山西大同礦務局白洞煤礦瓦斯爆炸，時值交接班時間，造成６８０多名礦工遇難，震驚中央。毛澤東兩次聽取彙報，國務院各有關部門負責人趕赴現場參與指揮救援，軍隊也派出飛機運輸搶險物資。這次事件中，壓力最大、責任最大、首當其衝的當然係我父親。
當年的媒體沒有報道這一事件。２００３年，我以“俞虎”化名出版的我父親的傳記作品《共和國部長的輓歌》（香港高文出版社出版）中，專門介紹了這次礦難。（《共和國部長的輓歌》２１５—２１６頁）如果讀者想了解更詳細的史料，請查找何於清著《問蒼茫大地》。
以白洞爆炸事件為轉折點，煤炭部開始進一步清理大躍進時期盲目抓產量，忽視安全生產的錯誤傾向，痛定思痛，大力推進煤礦安全生產建設。在我父親的領導下，煤炭戰線推進“質量標準化”工作體系，以標準化保證工作質量和工程質量，以工作質量和工程質量保證安全生產。為此，我父親提出了“安全係礦工最大的福利”的口號，下大力氣改善煤礦生產面貌，扭轉煤炭工業“傻大黑粗的”形象，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我父親曾向毛澤東當面彙報質量標準化工作，獲得毛澤東的肯定，講：“看來質量係個命根子。”煤炭部一直堅持“質量第一”，“質量係命根子”的方針。直到文革前夕，我父親身邊工作人員夏方健提醒他，現在都在講政治挂帥，突出政治，我們的這些提法有沒有問題？張部長告訴他這個口號係毛主席肯定的。又講：一個口號對不對，要看用在咩地方，不能簡單理解。夏方健講：近幾十年來，“這個口號在煤炭戰線已經深入人心，納入了安全生產規範。”（原《中國煤炭報》總編夏方健書面回憶）
１９９０年《中國煤炭工業年鑒》記載：由於狠抓質量標準化為中心的安全生產工作，大躍進後的調整時期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百萬噸煤炭死亡率比‘一五’時期下降１９.８％，“成為我國煤炭史上安全生產較好的一個時期。”
從局部看，根據山東淄博礦務局的歷史統計資料，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淄川煤礦年百萬噸死亡率高達４０到５０人，新中國成立後，１９５７年降到１.８７人。
“大躍進”期間，由於受左傾錯誤影響，只顧高速度發展煤炭生產，忽視安全工作，安全監察機構被削弱。１９６０年百萬噸死亡率上升到７.１人。
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由於認真貫徹安全生產各項規定，落實局、礦、井三級領導安全責任制，恢復建立各種安全規章制度，推行“質量第一”的方針，開展質量標準化活動，安全生產狀況顯著好轉。１９６４年百萬噸死亡率下降為１.７８人。
“文化大革命”時期，統配煤礦安全生產遭受嚴重破壞，安全監察機構被砸爛，安全規章被當作管、卡、壓遭到批判，致使安全情況惡化。１９７０年百萬噸死亡率上升為６.４３人。（《淄博市情網站》www.zbsq.gov.cn）。
無論從煤炭戰線全局看還係局部看，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６年之間，煤礦安全生產形勢都有了明顯改觀，成為我國煤炭生產歷史上“較好的一個時期”。戚本禹所謂煤炭部對安全生產“咩問題都沒有解決”，礦難“接二連三”的謊言不攻自破。
張霖之部長嚴格推行質量標準化工作，煤炭戰線老職工、老幹部有口皆碑。篇幅所限，他們的文字或口頭回顧就不一一列舉了。值得一提的係一位六零後煤礦企業領導幹部對張部長的睇法。
２００４年，河南鶴煤集團取得良好經濟效益。《廠長經理日報》記者為此專門採訪該集團副總經濟師張勁峰時，有如下一段對話：
記者：“請問鶴煤對質量係如何看待的？”
張勁峰：“我們煤炭採掘企業系統多、環節多、工序多、可變因素多，管理複雜，且時刻面臨著水、火、煤塵、瓦斯等礦井災害的威脅和影響，使我們對質量有更為深刻的理解，沒有質量，我們連正常的安全生產都不能實現。正如原煤炭工業部老部長張霖之同志講的那樣：‘質量係煤礦的命根子。’我們把質量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以人的質量保證作業質量，以作業質量保證工序質量，以工序質量保證工程質量，從而保證安全質量和產品質量。”（《烏龍飛舞》,《廠長經理日報》,記者李丙駒,２００５年２月１日）
有關張霖之部長和“質量係命根子”的內容，係張勁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主動提到的。這位大型國有煤礦負責人出世於１９６５年，也就係講，張霖之１９６７年１月被批鬥身亡時，他還不到兩歲。他這一代人仍然能知道原來有個煤炭工業部，煤炭部四十多年前有個部長叫張霖之，張霖之主張質量係煤炭安全生產的命根子，令人非常感慨。
但係，與張霖之同時代，直接策劃將張霖之打倒並迫害致死的戚本禹卻搖唇鼓舌，信口編造，顛倒黑白，把煤炭戰線的安全生產成績一筆抹殺。
戚本禹謊言之二：張霖之因礦難頻發“民憤很大”被批鬥致死——眾所周知，張霖之係被江青、戚本禹以莫須有的“彭真死黨”的罪名迫害致死的，這係典型的政治誣陷、政治迫害事件。但戚本禹卻打着“內疚”、“負有重大責任”的幌子，通過回憶錄把張霖之之死寫成其因為枉顧礦工生命、礦難頻發導致民憤而遭武鬥身亡。這係一種既無恥又惡毒的狡辯，係戚本禹一貫的筆法和做派。
文革初始，我父親與各地區各部門的負責人一樣，都受到了造反衝擊，正常工作以至於人身安全越來越沒有保障。這固然有文革運動大勢所驅，但也必須有具體的個別人物的挑頭煽動。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４日、９月１８日、１０月１８日，煤炭工業部一個司局級幹部蕭某連續三次上書中央文革，誣告張霖之“與彭真嘅關係不正常”，“係彭真死黨”；又講他親耳聽到張霖之講“第一任真厲害，古時候的秦始皇，現在的毛主席”。（楊克：在煤炭工業部為張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會上的發言記錄,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８日）
我父親就死於這兩項罪名，而他本人直到被毒打致死，也沒有承認這兩項罪名。
戚本禹不僅係最早看到蕭某告狀信的人，而且係最早挑動蕭某造反、攻擊張霖之的人。早在１９６６年夏，戚本禹就囑咐煤炭部造反派頭目吳某（女）：“蕭某係九級幹部，有鬥爭經驗，可以把他吸收到你們組織中來，給你們出主意。”。（王元昌：在煤炭部機關和在京直屬單位職工大會上的講話，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４日）收到蕭某告狀信後，戚本禹拿出“抓要害”的本領，點撥煤炭部造反派：同彭真嘅關係係“張霖之的要害問題”。蕭某等人大受鼓舞，效忠表態：“我們要一鼓作氣把張霖之的案定下來，以不辜負戚本禹同志對我們的支持和期望！”（楊克：在煤炭工業部為張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會上的發言，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８日）
戚本禹係從一開始就幕後指揮打倒張霖之的人，選打手於先，抓“要害”於後，親力親為。但係，戚本禹卻在回憶錄中把自己打扮成無辜者，係“江青要我”到礦業學院“去發動群眾批判張霖之”的，（《戚本禹回憶錄》５２２頁）而他對造反派的幕後指揮，卻隻字不提。
很顯然，將張霖之迫害致死，戚本禹絕唔係單純的執行者，而係幕後指揮者。戚本禹公然撒謊。
從江青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４日公開點名之後，“彭真死黨”就成了我父親的代稱。蕭某等人夥同北京礦業學院造反派扣押、批鬥、審問我父親，逼供與彭真嘅“死黨”罪證，妄圖定成“鐵案”。奇怪的係，無論係江青還係戚本禹，無論係在我父親被衝擊的時候還係被迫害身亡前後，邊個也沒有拿出“張霖之係‘彭真死黨’”的任何證據！戚本禹洋洋數十萬言的上下冊回憶錄，還用專節寫張霖之被批鬥致死，但係江青、戚本禹反覆強調、公開號召造反派批判揭發的“彭真死黨”罪名，究竟係何理由，有何證據，戚本禹卻一字不提！
原因很明顯：中央文革利用蕭某的誣告信，把“彭真死黨”當成打倒張霖之的“要害”問題；蕭某藉助中央文革的支持，造反上位，投靠效忠，雙方一拍即合。而張霖之為何係“彭真死黨”，戚本禹根本講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所以乾脆不講。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４日，戚本禹在礦業學院鼓動學生批鬥張霖之：“張霖之係彭真嘅死黨，你們的炮火還不夠猛烈，要集中火力狠狠地打擊”，“要狠狠地斗！”有學生當場問他有沒有這方面的材料供群眾批判用，戚本禹答“材料你們自己找！”“要活材料唔好死材料！”他的意思很明確，就係要張霖之本人承認係“死黨”。而這個“活材料”他們始終未能得到。這才係張霖之被毒打致死的真正原因。
戚本禹恬不知恥，稱自己在礦院講話中要求群眾“要文斗”、“唔好打人”，還講小報和記錄上都“有我告誡他們要文斗，唔好武鬥，唔好打人的話”。（５２２頁）
“小報和記錄”我不光看過，還保存着。上述戚本禹的煽動性講話，就印在當年小報和講話記錄上，廣為流傳，戚本禹在回憶錄中卻一句也不敢提。任何有正常思維方式的人，讀了戚本禹的回憶錄，了解了他當年講話的主要內容，結論都會係：“戚本禹之心，路人皆知”！
戚本禹不光在回憶錄中迴避張霖之致死的真實背景，還虛構了一個假的背景，就係張霖之因官僚主義嚴重，礦難頻發，“民憤很大”被批鬥而亡。
我父親被江青公開點名為“彭真死黨”，遭北京礦業學院造反派拘押批鬥。據戚本禹講，這之後中央文革開會，覺得批鬥張霖之的火力還不夠，群眾仍然沒有發動起來，“光講要斗，這沒有用，得有人去具體執行”。於是江青要戚本禹去礦業學院“發動群眾”。（５２２頁）
在文革大背景下，一個所謂“民憤很大”的當權派，被江青公開點名，又被造反派關押審問批鬥，卻仍未激起“民憤”，還需要中央文革派出戚本禹去煽風點火，“民憤”何在？
為了給“民憤很大”圓謊，戚本禹繼續用障眼法造謠：“起先在煤炭部和礦業學院鬥爭的時候，還係比較文明的。可係上海一月革命發生後，全國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起來了……。特別係嗰啲在運動中挨了斗和在礦難中死去親人的家屬參加進來以後，就不得了了……。那鬥爭起來係毫不留情，礦院的學生根本攔不住。這一下張霖之就慘了，他確實係被打得很厲害的。”（５２２頁）
戚本禹還假惺惺“內疚”：“我當時知道張霖之在底下民憤很大，所以應該考慮到可能產生的後果。但在組織批鬥的時候我沒有具體布置人去控制批鬥現場，我沒有這樣做係我的嚴重失職。”（５２３頁）
這一套以守為攻的“自責”暗藏玄機，係文革筆杆子戚本禹的看家本領。
戚本禹首先模糊時間概念，把張霖之遭批鬥“比較文明”的階段放到“一月革命”之前，讓讀者認為係“一月革命”開始後各地礦工參與進來，才開始了武鬥。
戚本禹又公然撒謊，他用“自責”的口吻“檢討”沒有派人去“控制武鬥現場”，係“嚴重失職。”
實際上，我父親受到所謂“比較文明”的對待，係他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主動到礦業學院接受學生批判，繼而被扣押，到１２月２４日戚本禹礦院講話的不到一周時間。他被關在礦業學院學一樓的一間學生宿舍，睡在雙層床的下鋪，四周都係看押他的學生。這期間他尚能與學生展開對話，也接受詢問和批判。他雖然失去自由，但沒有受到毆打。這就係所謂“文明對待”階段。
轉折點並唔係“一月革命”，而係１２月２４日戚本禹的到來。顯然，江青、戚本禹對以前的嗰個階段很不滿意，才要進一步煽動批鬥張霖之。戚本禹發表了“集中火力狠狠地打擊”的講話之後，當晚對張霖之的批鬥就明顯升級。１２月２５日，煤炭部的蕭某表示，戚本禹的講話係“動員令”，“我們應該堅決響應”，“我們有百分百的把握講張霖之係彭真嘅死黨”。（王元昌：在煤炭部機關和在京直屬單位職工大會上的講話，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４日）
從１２月２６日開始，我父親被先後拉到煤炭部機關、煤炭文工團、煤炭科學院等單位游斗，遭受毒打。以下係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８日煤炭部機關批鬥我父親的實況：
蕭某等人逼迫他承認自己係“彭真死黨”，“張霖之同志大義凜然，光明磊落，拒不承認。這伙打手們立即扒下他的棉大衣拳打腳踢，倒剪雙臂，強令下跪。”（王元昌：在煤炭部機關和在京直屬單位職工大會上的講話，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４日）“他們還拿了一根釘着大牌子的木棍插進衣領里，由於木棍上儘是刺，把張的耳朵和臉劃破了，順着脖子往下流血。”游斗一番之後“又回到院子里，脫下張的棉衣，架到一個小凳子上，在零下十七度的嚴寒天氣里只穿一件單襯衫和一件毛背心，站在寒風中被打得遍體鱗傷。”（摘自煤炭部機關工作人員親筆證詞）
此時，還沒有所謂“一月革命”。
中央文革在煤炭部派有聯絡員，與煤炭部造反派頭目吳某保持直接聯繫。鬥爭張霖之的過程都被拍照留底，通過聯絡員上報分管煤炭部文革運動的戚本禹。這些照片成為戚本禹幕後操作迫害張霖之的罪證。（楊克：在煤炭工業部為張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會上的發言，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８日）
戚本禹所謂“沒有派人控制批鬥現場”的虛偽“自責”，在上述照片面前原形畢露。
回顧當年對我父親的大批判、大字報，所有焦點都集中於“彭真死黨”、“污衊毛主席係秦始皇”等莫須有的政治罪名。我父親在各種會議上強調安全生產、質量第一的多次講話，被摘錄在各種大字報和造反派小報上，但那唔係為了肯定他抓安全生產的努力，而係為了批判他“瘋狂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比如，我父親在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８日煤炭系統全國電話會議上講話講：“質量係命根子，希望同志們像愛護生命一樣地來愛護質量”；“質量不好，係要死人的。這點上請馬克思保衛你，係不保衛你的。”造反派小報在這些話後面的批註係：“看，張霖之攻擊毛澤東思想，真係無孔不入！”（北京礦業學院《東方紅》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第４版，《反黨分子彭真嘅死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張霖之的滔天罪行》）
如果我父親真係戚本禹在回憶錄中所講的置礦工生命安全於不顧的“民憤很大”的“死官僚”，為咩江青、戚本禹不以此為罪名，號召群眾批鬥張霖之呢？為咩在張霖之被江青點名打倒後，中央文革還要不斷幕後策劃、煽風點火，唯恐其“民憤”不大呢？為咩要捏造連他們自己也拿不出證據的“彭真死黨”的罪名呢？
戚本禹謊言之三：對張霖之之死感到“內疚”——戚本禹在對張霖之之死假惺惺表示了“內疚”後，筆鋒一轉，緊接着寫到文革中另一個老幹部被群眾在批鬥中打死，“雖然隨意打死人係完全錯誤的，但這件事卻係事出有因。”原來此人“禽獸不如”，文革前先後強姦了女學生和她的母親。所以這件打死人的事情就不了了之。然後，戚本禹講：“我寫到呢度，一直有思想鬥爭。因為當年總理講，不再提這件事了。可我現在又提了。因為我考慮，當年就係因為沒有充分揭露黨內走資派，沒讓群眾充分認識走資派的真面目，才造成了今天在全國範圍內資本主義大復辟的現狀。”（《戚本禹回憶錄》５２３—５２４頁）
戚本禹不愧為“文革御筆”，這一段文章一箭雙鵰：把一個被稱為“禽獸不如”的領導幹部被憤怒的群眾打死與張霖之之死並提，其題目《關於張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等人”就係指這個沒有姓名的被打死但“事出有因”的人。此人為何與張霖之放到一起寫呢？唯一的共同點就係他們的死“事出有因”！先不講戚本禹提到的這件無名氏事件真假如何，但他在為張霖之之死“自責”後，立刻用暗喻的筆法將張霖之與一個“禽獸不如”的人並列，所謂“事出有因”，其實係死有餘辜！天下有如此的“內疚”嗎？
戚本禹接着點出“要害”：當年沒有徹底打倒包括張霖之在內的走資派，才造成了今天“全國範圍內資本主義大復辟”！
戚本禹被追捧者奉為“大帥”。果真，連其“自責”、“內疚”的筆法都無人能及。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對張霖之做了這樣一個評價：他“後來聽講”，“張霖之在戰爭年代的表現很勇敢”，“而且從個人品德來講，他也係比較正派的，除了吃吃喝喝，沒有其他問題。”（５２３頁）
一個對受害者之死表示了“內疚”的人，如此輕佻地評價受害者，這樣的所謂“內疚”沒有半分誠意。
戚本禹人格之低下，不在於他死守文革陰魂，而在於他巧舌如簧信筆由韁的習慣性狡辯和誣陷。由於篇幅所限，我不能把他在僅僅三四頁紙中的謊言一一詳盡駁斥，但讀者可以據此衡量其全書的可信度。
比如，他為了塑造張霖之“吃吃喝喝”的形象，把蕭某向中央文革狀告張霖之講“毛澤東係秦始皇”的背景，從開會前的幾個人閑聊改為“酒後謾罵”。（５２１頁）在整個文革過程中，煤炭部各個時期不同的掌權者都對此案做過調查，但除了蕭某一人堅持外，始終沒有揾到任何一個旁證。（楊克：在煤炭工業部為張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會上的發言，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８日）
戚本禹還講，他看過張霖之的驗屍報告，“身上有很多皮下傷，有青瘀血斑”，係“上吊自殺”。（《戚本禹回憶錄》５２２頁）實際上，我父親死於被戚本禹挑動起來的近一個月的殘酷批鬥。當時在奪權高潮的混亂中，不可能認真、及時地查明真相，追究兇手。即使如此，我們看到的驗屍報告也沒有張霖之係“自殺”的結論。
文革後參與審判江青的特別法庭法官王文正，口述審理張霖之被江青迫害致死一案時講：“法庭接着投影１９６７年１月張霖之批鬥現場照片和張霖之屍體檢驗的照片。”“張霖之的屍體檢驗照片更係慘不忍睹。只見他背部的傷口竟達卅多處，頭部有一處重傷，其創深至骨膜。”（《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王文正口述，當代中國出版社，１５６頁）
在當年電視轉播中公諸於世的驗屍照片，竟被戚本禹輕描淡寫為“皮下傷”，轉而污衊張霖之“自殺”。
我父親在被扣押後慘遭批鬥時，曾在造反派監視下對冒險去探望他的女兒講：“返去告訴你媽媽，我一定革命到底，絕不自殺！”這係他留給我們全家的最後遺言。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４日，黨中央舉行包括張霖之在內的八位逝世於文革初期的老同志的追悼大會。在我父親的悼詞中，有張霖之同志面對江青集團的殘酷迫害，“以無產階級硬骨頭精神頑強鬥爭，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這樣的評價，在文革遇難者的悼詞中係罕見一例。這係對戚本禹的張霖之“自殺”講的徹底否定。
我為給父親寫傳記，四處搜集他的生前史料，與當年一位曾在雞西礦務局工作過的河北大學教師王春來有一段網上聯繫。他在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６日給我寄來一封用毛筆寫的信，信中講：
“收到書和信後很激動，不怕你笑話，淚水總在眼眶中轉。我並未見過霖之部長，但他直到今日仍栩栩如生地活在我的心中。因為他係我的老部長，六三年分配到雞西礦務局幹校，幾乎天天講起這位部長，和他同時講起的還有黑龍江煤管局長李奎生，和他有過接觸。他和霖之部長都係礦工的知心人。霖之部長的許多事，雞西礦務局職工可講係家喻戶曉傳奇式的人物。由此可見——人間自有公平在。邊個做了有益於百姓的事，人民總係銘刻心頭的；但係邊個玩弄了歷史欺騙了人民，遲早要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沒有例外。
光渝，你下手可能晚了些，致使許多寶貴的材料可能永遠流失了。但沒有關係，像我們這一代在礦務局工作過的人，霖之部長永活心中，和我們同歸於了。能有幾個領導人像霖之這樣存活在職工們心中呢？”
戚本禹講：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普遍對張霖之的印象不好”（《戚本禹回憶錄》５２１頁）。在我看來，這倒係戚本禹唯一一句讚揚我父親的話。
戚本禹這位曾經的中辦信訪科長能看到大量一般人看不到的人民來信，並據此宣稱張霖之“民憤很大”。但王春來先生這位之前與我素不相識，而且至今也沒有見過面的煤炭戰線老職工卻與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睇法相反。我相信，他信中所講的“玩弄歷史欺騙人民”，“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的人，就包括戚本禹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