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上海，1951年
母親說，我父親喜歡逛舊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蘇州買了一個邊沿和四腳透雕梅花的舊圓桌、一個舊柚木小圓台，請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紋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圓台一直在家，現放著我的筆記型電腦。
一九九〇年，父親在盧灣區一舊家具店櫥窗里看到有三張日式矮桌，樣式相同，三張迭在一起。他走進店堂，穿過舊家具的夾弄，看這三張暗褐色的桌子。
店老闆一般很「識相」，注重來客年齡、打扮、神色，不講話。父親想打聽什麼，但是沒作聲，最後怏怏出來，在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東西。」他對母親說。
他的兩頰早有了老年斑，這位昔日的抗日誌士，已失去敏銳談鋒，即使面對他熟悉的「地下黨」電視劇，也一般在沙發里坐著，不知是不是睡著了。
記得有一次，他轉過臉對我母親說：「冷天裡還穿法蘭絨料子？白皮鞋？」
母親耳聾，不習慣助聽器，膝上堆著報紙和一本《中國老年》雜誌，看一眼屏幕，沒明白他的疑問。
這是我聽到父親唯一的不滿，他的話越來越少了。
他曾是上海「淪陷」期的中共情報人員，常年西裝革履，也經常身無分文，為失業苦惱。
「穿不起西裝，總要有七八套不過時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過去就叫『洋裝癟三』。」
他不許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惡痛絕，「日本飯是最壞的東西」。或許，那是我母親講的，五十年前，他誤將盤子裡的生豬血當作番茄醬的原因。
母親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組織在東京暴露，很快影響到了上海的情報系統。某個深夜，父親與他「堂兄」——他的單線聯繫人，幾乎同時被捕。警車駛近北四川路橋堍，「堂兄」突破車門跳車，摔成重傷。
他被押至憲兵司令部（位於大橋公寓，據說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關押於此），由東京警視廳來人嚴刑審訊。他記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臉，始終堅稱自己由金華來滬探親，不明「堂兄」近況，本埠不認識其他人，無任何社會關係。金華是國民黨地區，他講了很多金華的細節，但不會說金華方言，所幸東京人員疏忽了這最重要的破綻。翌日，他被押往日軍醫院對質，「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兩天後，「堂兄」在醫院去世。
隨後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籃橋監獄。
日占時期，這座「遠東第一大獄」仍以設計精良著稱，整幢建築通風通聲，稍有異常響動，幾層樓都聽得清。新犯進門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樣脫盡衣服，兜頭一桶臭藥水消毒。糙米飯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種日式體操，平時在監室里趺跏一樣靜坐，不可活動。四周極為靜寂，只有獄警在走廊里反覆來回的腳步聲，鐘擺一樣的規則。
有天傍晚，聽到一日本看守低聲哼唱，踱步經過他面前鐵柵，歌詞為俄文：
ЭйУхнем,ЭйУхнем,ЭйУхнем,Ещеразикещераз
（哎喲嗬，哎喲嗬，齊心合力把纖拉）
……
Разовьеммыберезу,Разовьеммыкудряву
（穿過茂密的白樺林，踏著世界的不平路）
……
Эхты,Волга,мать-река,Широкаиглубока
（伏爾加，可愛的母親河，河水滔滔深又闊）
靜坐獄中，歌聲出自一敵方士兵之口，聯想到詞句的全部含義，他深感驚異。斷斷續續的《伏爾加船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蘇極敏感時期，這位年輕日本兵，戰前是幹什麼的？是學生？現實的隔閡，在熟知的歌聲中攪動，產生難言的感受。
次年，他被解至上海南市監獄（即南車站路看守所）。一年後，解至杭州監獄。
兩地都屬汪偽管轄，等於嘈雜的菜市場，杭州監獄更甚，剋扣口糧，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必須依靠親友接濟度日。監室走廊里，每天擺有外來的餛飩擔，也賣小籠、春卷、蛋炒飯、大肉麵以及「包飯作」攤檔，收受各類鈔票或細軟，付了帳，或一個銀假牙，小販遞進鐵窗一碗三鮮面、「片川」或幾個菜肉包，獄卒聽之任之。一人在牢裡吃，四面是飢腸轆轆的餓眼，幾乎每天都有餓屍被附近的廟祝抬出去。
記得一個身披獺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氣揚進監，出手闊綽，常常拿出鈔票和首飾，從外面大館子裡叫菜，叫熱毛巾揩面，終因缺少社會資助，懂得討價還價，然後銖錙必較，數零錢吃餛飩麵，吃廉價蓋飯，最後無錢可拿，一件一件剝下衣衫以得充飢，沒有接濟，坐吃山空，最終饑寒而亡，死時蓬頭垢面，僅穿了一套底衫褲，如縮斃街頭的乞丐。
附近監室，囚禁不少身份複雜的英、美籍男女，基本失去西人風度，洋裝和絨線衣每個縫隙里，蠕動著密密麻麻的虱子，除了被押走幾個之外，不久都餓死了，沒人管。
這期間，他得患重症傷寒、敗血症、肺病、關節炎，頭髮大把脫落。所幸監外幾位好友的接濟，多方搭救，一年後被獄卒背出門來，保外就醫。
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間。他的年輕和活力，神奇地抵禦了嚴重的疾病，恢復曾經的體魄和風貌。他依舊是情報系統必要的一環，他的聯繫人在法國公園、地地斯咖啡館（DDS），以及三官堂橋的棚戶里等他。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是他和朋友慶祝勝利的狂歡之夜。一群青年人開懷痛飲，在路上漫無目的閒逛，高聲談笑，無所顧忌。陶醉中走近西區，已是子夜了，只見附近綠樹叢中某一幢大洋房，通體燈光雪亮，門窗大開，頓悟這是某大漢奸的宅第，於是大搖大擺推開鑄鐵院門，進入這所大房子。滿地狼籍，宅主顯然已逃匿，貓狗全無蹤影，凌亂的大菜間裡有幾箱洋酒，眾人打開箱蓋，人手一瓶，巨大枝型吊燈照耀著一張張年輕人光彩奪目的面孔，於是歌唱起來，聲震屋宇，一直鬧到東方既白，一個個醉倒在細木地板上鋪的波斯地毯上。等下午醒來，這幢折衷主義風格的豪宅仍不見一個人影，只有花園裡小鳥在鳴叫。
父親說，靜安寺以西，也即「大西路」的「美麗園」，「淪陷」時期是汪偽要人最有名的「漢奸窩」，現只有上年紀的「老上海」才知道了。
父母合影，1948年。
1950年國慶後拍的新式婚照，喬士照相館攝
父親的兩個大書櫥，裝有不少共產國際著作，列寧、史達林文集，包括《九評》等等多本政論剪報，不少的線裝本舊詩。父親的《餓鄉紀程》、藍絲絨面《海上述林》。他的閱讀興趣一直與時代同步，1940年代有高爾基《克里·薩木金的生平》，1950年代除了《靜靜的頓河》，還包括《三個穿灰大衣的人》、《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等蘇式主旋律小說。他鍾愛和敬佩俄國畫家列賓的作品，有多本中譯蘇聯美術評論，對蘇聯文化完全接受，包括蘇聯大馬戲團、鋼琴家和烏蘭諾娃來滬演出，他都清晰地記得，並保存那些並不顯眼的節目單。
文革初期，他裁開兩大張紅紙，大字書寫「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貼在兩扇玻璃門上，以示對運動的理解。沒半個月，這幾扇門被抄家的紅衛兵多次打開，搬走大部分閒書、日記、相冊，包括一對威基伍德洋青花瓷盤，一座鑄鐵少年像（記得背面常附有同色的蟑螂卵），一尊據說是真正宣德爐，等等，留下的也就是已經泛黃的共產國際理論著作，列寧、史達林文集，《九評》等多本政論剪報。
一九七八年運動結束，開始「落實政策」，我父母的日記及幾大冊照相簿都已發還，盤子和零星器物自然不知去向。某一日，父親接到通知，請他攜帶當年具結的被抄清單，去上海龍華機場認領圖書。我和父親興沖沖趕到那個巨大的飛機庫，發現庫內是一個裝滿舊書破紙的超大堆棧，人頭攢動，塵灰飛揚。
無數的人，無數雙手，在無數的書冊中翻尋，空氣中充滿濃重的舊紙霉味。他立刻明白，此番根本找不到自己的書了，找不到他喜歡的一巨冊銅版紙《浮士德百卅圖》。四周都是書主，人頭攢動，滿眼舊書，曾經被一本一本從全市各個私人書櫥里取出、裝入黃魚車或汽車，敲鑼打鼓匯集到這個雜亂高廣的所在。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圖書與主人間的聯繫，早就被徹底割斷了，每一個來者，此刻都念想著過去，眼前這座大庫也確實盛滿了過去，但只是一種複雜的堆迭，糾纏著深不見底的破碎記憶，每人要找的每一頁字紙，已熬煮於目眩神亂的這個旋渦之中，必與主人無緣。每一位來者，雖已被告知，可按照當年的單據取回同等數量的書冊，但現場充滿了無盡的焦慮與絕望，大家都流著汗，手眼所到之處，只是無數非常陌生的他人的物品，普遍心情不佳。
記得那天，父親與一小青年爭了幾句，對方應該就是失主代表或家屬了，卻不明白也不愛惜這些舊物，一路亂扯亂翻，隨手把一函一函整套的線裝書拆散，東拿幾本，西挑幾本。父親拉住小青年說，這樣做是不對的，拿回去也沒有用。對方大聲回答：這是我個人自由！現在誰怕誰啊！
明顯是個受害者，倒蠻有當年害他長輩的這種作風！父親事後說。
失去了預期的喜悅，他意興闌珊，沒有取回超過原值的書，包括那些他清楚的貴重版本，心情低落。此次從飛機庫帶回的大多是便宜讀物，即使這樣，以後細翻這幾大捆舊冊，窺見零星的藏書印、私人筆跡、剪報，甚至某一頁夾有的一絲頭髮，都令他不安。其中一本《給初學畫者的信》（蘇聯赫拉帕科夫斯基著，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蓋「墨海」雙框白文印，扉頁上是主人匆匆的鋼筆字：
支援官亭抗旱歸來路過書店，見而購之。
王堅強65.3補記
沒有此人更多的信息。
王堅強，這個人在還是死了？父親說。
三十年前紅紙墨筆的領袖語錄，早已經不知去向，書櫥中缺失不少內容，增加了《鹽鐵論》等文革重版「儒法鬥爭」讀本。當年打掃廁所的無數個夜晚，他是在靜讀這一類新版古籍中度過的。到一九八二年，整迭讀書筆記被他包了牛皮紙，貼一標籤「《掃閒堂筆記》」束之高閣。以後，櫥里擺有他和我母親從西安、昆明、桂林帶回的小紀念品，我曾給他一塊火山石，他也貼一小紙「1988.8.1，長白山」（我登山之日），放在一起。
櫥里一直擺有他和我母親的合影。
他們那時年輕，多有神采，凝視前方的人生，仿佛無一絲憂愁。他們是熱愛生活的一對。
其實在拍攝此照的歲月里，父親奉命回蘇北根據地接受審查，母親在復旦上大二，不知聽了哪個同學的話，想去北方革命，她的資本家哥哥大驚失色，趕到北火車站，將她從即刻開動的火車上拖回來，關在家裡一個月。
如今，一切都歸於平靜了，他們都戴老花鏡，銀髮滿頭。寒冷的雨雪即將來臨之時，父親輾轉不能入眠，獄中舊傷仍然隱隱作痛；母親一直是熱心的報刊讀者和離休組織開會對象。他們身體還算硬朗，沒有和孩子住在一起。
有一天早晨，父親摘了菜，喝了一杯茶，後來對母親說，今天不吃菜了。母親沒聽清，去到廚房後發現，父親已把豌豆苗裝到黑袋子中，丟進了十二層的垃圾通道，無法找回，摘剩的枝梗盛在塑料籃子中……母親說不出話來，把那些枝梗裝入黑塑膠袋，扔進十二層的垃圾通道。第二天，她給每個親友打電話，提到父親這個過失，可惜那些青翠的豌豆苗。她大聲訴說這事，使聽者都有所觸動。
新中國成立後的某一年，父親突然被告知去京開會，實質是坐汽車在市區轉了好長一段路，被禁閉在一幢不知名小樓里。周圍有多幢這類小樓，屬於本系統的人員，因某件大案的株連，每個「有問題」者被獨拘一座小樓，書面交代問題，每周允許與家人通信一次，也就是寫一頁無信封的內文。父親一直不知道這小樓的位置，其實是在附近淮海中路1273弄的「新康花園」，距長樂路我家只兩站路。我母親也全然相信他去北京「長期學習」，離開了上海。幾個月後，父親在一回信里提到「昨晚大雨，響雷」。細看這一句，母親忽然意識到，他肯定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記得那一晚滬上大雨，空中響徹巨大的雷聲，但她不能在回信里提出疑問。
在這段漫長的日子裡，他每天獨坐，默寫那些寫不完的交代材料。
有一天聽見窗外有小販叫賣麵包（當時有這類小販）的吆喝聲，是他十分熟悉的一種聲調……他終於想起來，以前在家裡多次聽到這種聲響，耳熟能詳，「賣麵包睞，羅宋麵包，豆沙麵包味……」離家半年他才明白，這座小樓與自己的家，都屬於小販遊街串巷的同一個活動半徑，親切的嗓音，經過小樓旁草坪和寧靜的梧桐，一直曲折遊蕩，就可以返回自己熟悉的家，讓他忽然明白，也只有小販們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國。
父親離休後的第二年，見到了情報系統的老上級。一九四九年後，這位老人即被禁錮於江西某農場，直到1980年代平反。八十多歲的老先生，忽然轉身成為一個享受相當級別待遇的老幹部，卻沒有任何同事和朋友，有時被司機送到一個重要會場去，發現誰也不認識，只能回來。
父親說，他同老人晤面那天，頗有一九四九年前的接頭色彩，兩人坐在靜安公園一個茶室，湊得很近，壓低聲音說話。父親說，老人輕聲講話的方式和語言，仍然是解放前的那一套，完全沒受過解放後的政治教育和學習，甚至夾雜了江西老農的詞彙。
在「白區工作」的歲月里，老人是一個重要的存在，是父親崇拜的領導人之一，廣交三教九流朋友，面對雙重或三重間諜（情報如生意，做「赤俄」「白俄」情報、軸心國情報、國共兩黨情報）遊刃有餘，精通幾國語言，衣著考究，用古董錫蘭銀煙盒、海泡石菸斗，喝咖啡、下午茶，每夜收聽同盟國新聞短波，密切關注時局。
但如今一切都變了。老人從塵封幾十年的箱籠里，取出陳舊的英國斜紋呢大氅，壓滿皺褶的呢帽，手中的「司的克」（手杖）早已不見，改為他兒子在四川買的竹杖，時常恍恍惚惚，自以為還是在一九四八或一九五〇年，他只在清醒時嘮叨說，現在一切都好了，只是沒朋友，沒有事做。
父親說，他要做的事，四十年前已做完了。
那段時期每隔一天，父親會收到一張雙面蠅頭小字的明信片，他必也密密寫滿了一張，翌日回寄對方。這是南京老友寄來的文字，南京明信片為豎寫中式，父親是西式橫寫，一來一往，不亦樂乎。
當年這位老朋友搭救他出獄，一九四九年直至文革疏於往來，後不知怎麼接上了聯繫，雙方相互在信里做舊詩，講無數舊話。這種赤裸的文字卡片，在小輩眼裡是過時和怪異的。
幾年之後，老友去世。
明信片無法收寄，父親失去了觀看蠅頭手書的樂趣，出門的次數更少了，手頭有一部縮字本的《廿四史》，他每天用放大鏡看這些細小的印刷體。
在老境中，友人終將一一離去，各奔歸途。他們密切交往的過程，會結束在雙方無法走動、依賴信件或互通電話時期，然後是勉強的一次或幾次探病，最終面臨訃告，對方也就化為一則不再使用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死者的模樣仍然是在的，在活者的腦中徘徊，卻不再有新的話題，只無言注視前方，逐漸黯淡。這種化分之後的形象，終也有一天，連同保存印象的主人一起，忽然消失。人的全部印象，連帶記取他的活著本身，全都消失以後，才是真正的死亡。人是在周而復始替換這些印象中，最後徹底死去的。
某一年冬季，父親見到了一位不速之客，當年某同學的小兒子。同學於一九六六年死於非命，如今見了晚輩，父親非常喜悅。
客人是外地中學教員，瘦弱，中等身材，衣著樸素，典型白面書生，因為來滬出差，萌生了探望前輩的想法，帶來一本回憶集，收有我父親的文章，父親住址，是他按書仲介紹的作者單位打聽來的，很不容易。
我父母都很高興，招待這位遠方的「外侄」。
年輕人儒雅有禮，話音不高，母親聽不太清楚，只是對我說，父親那天飲了不少酒，講了不少有關過去的那種動情的話，從沒見他這麼高興和激動過。
父親覺得，這是一位非常了解長輩歷史的青年，觀點很有見地，做中學教師有點委屈了。
來客供職的中學，在某省某鎮，抓教育不力，教師發不出多少工資，這次他來上海，擔負了聯繫「希望工程」的任務。
父親立刻答應想辦法，寫了幾個地址和單位電話號碼，憑此可以去找一些人，相信是有用的。
就這樣，兩代人緊密聯繫在一次午飯中。下午四時，客人告辭，我父母堅持送至樓下，一再囑咐這位青年，有暇一定再來坐，希望還能見面。
三天後，父親接到一老朋友電話，說家中也接待了這樣一位外地青年教員，對老一輩人的往事，來人極其熟悉。父親啞然，之後整個下午，他按那天給出的地址，一個一個通電話，對方均表示沒見過這個小鎮教員，更無人聯繫「希望工程」之事。
這位儒雅的白面書生，去到哪裡了？
事後我母親說，那天臨走時，年輕人說回鄉沒有車資，父親給了他一筆錢。
這事漸漸使我們不安。
我大哥希望，父母到外地休養一段日子，或考慮就此和兒子住，至少不會再冒冒失失，把一個陌生人接到家裡來。錢是小事，出其他問題就麻煩了，你們都不能出事。是否要報案？請派出所分析一下？父親那天開出的電話和地址，也要趕緊一一通知到對方。
父親那天沒說什麼話，大家都呆呆地看著他，等他說話，提供什麼線索。
「這年輕人還不錯，也許是缺錢。」父親最後說。
他的判斷或許是對的，直到今天，再也沒有新事發生。
只是從此後，他再不提這件往事了，再不提這個青年。
在晚飯前的那段平靜黃昏中，父親開了燈，伏在《廿四史》縮字本前，用放大鏡看那些小字。他已經八十歲了，他聰敏、沉著、自尊，在漫長的人生中，已無法再一次尋找他年輕時代的神秘未來，只能在放大鏡下，觀看密密麻麻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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