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並加了“按語”。這些“按語”直接由毛澤東起草，說明胡風的文藝思想在中共高層中的反映程度非常強烈。
五月十七日凌晨，胡風在家中由劉白羽帶路來的公安部執行人員從家中帶走。所以，《胡風全集》中收錄的日記，到五月十五日止，十六日沒有來得及記日記。《胡風全集(10)》中沒有收錄胡風之後的日記，胡風的家屬並沒有做出相應的說明。
五月十八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對胡風的逮捕審查。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大量的編者按語，並發布《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接著，全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在五月二十六日召開擴大聯席會議，通過了開除胡風的中國作家協會會籍、撤銷他擔任的一切職務、並建議有關方面撤銷他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等決議。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發生之後，全國文藝界批判胡風的文章真可謂滿天飛。一九五五年的全年《文藝報》目錄一查閱，我們就很清楚當時全國文藝界的“一邊倒”趨勢。胡風被認定為全國人民的“罪人”，其負面影響及其給胡風本人、胡風家人造成的傷害，我們可想而知。文人之間的絕交信也大量的流傳開來。
不過，此時處於文壇邊緣被徹底邊緣化的東北現代作家蕭軍，卻並沒有趕這個“時髦”去寫胡風的批判文章。七月七日，蕭軍收到冰夷送給他的“絕交信”，其原因就在於“自胡風事件揭露後，因我與其相識，又因我有‘東北事件’，於是群起惴惴，而我又未寫文章以‘自表’，他竟來信和我絕交，恐為我所累。”他在七月二十五日日記中，表達了自己對胡風事件的“看法”：
自從胡風事件以後，有些人勸我，應寫文章表明態度，這對我有“好處”等等。我的考慮是不同的，有以下一些理由，我決定不寫什麼：1.一般人全知道我和胡風認識很早（這是事實，一九三四年冬在上海，由魯迅先生間接介紹的，那時胡風在左聯工作），加上我在東北被劉芝明，東北局（高崗主持）批評過，會疑心我和胡風集團有什麼連結，此時我寫文，也可能有“表白自己”“掩護自己”的嫌疑，因此我決定讓這事件澄清以後再說。2.在我的“東北事件”未得到“明朗”宣布以前，我是決定任零碎文章不寫的（小說例外），過去是如此，此後也如此。……
蕭軍認定自己的態度，“我是決定不寫什麼，也許有人會懷疑我對胡風還有‘感情’，立場不明確，這也隨他們去”，顯得很乾脆也很直率，這真符合蕭軍的“軍人氣質”。七月二十六日，蕭軍看到《光明日報》刊載了一則有關山東大學的“消息”，從而勾起自己對一些老友的懷念，包括胡風、聶紺弩、呂熒、方xx（蕭軍日記中隱去，本文遵照蕭軍日記的處理方式也隱去），此時呂熒和方xx就在山東大學工作。蕭軍在本日日記中寫到：
胡風，紺弩，呂熒，方這全是我所認識的，而且歷史全不短，方近乎三十年，胡近二十多年，呂也有十幾年。而今天，他們全各種不同的有了“問題”，這使我不能不感到深沉的痛苦，不管從革命立場出發，從個人的友誼關係出發，全不能使我輕鬆。如果這些人真正墮落到“反革命”的道路上，而我和他們認識如此之久，竟不能覺察，這說明自己昏庸到何種程度；但是作為一個人，一個朋友……我確是從來沒有覺察出他們有企圖反對共產黨，推翻人民政府這氣味。不正確的言論，思想，感情，牢騷是有的，說他們要忠心蔣介石，企圖讓美帝國主義來統治中國，除非把確鑿的“特務組織”的憑證擺在我的面前，我不能相信他們會墮落到如此卑鄙的地步！
儘管自己處在文壇的“邊緣地帶”，蕭軍還是對胡風事件進行了評估。他認為，經歷此次胡風事件之後，文藝界（直白地說應該就是作家型知識分子們）可能發生三種傾向：(1)“謹小慎微，不敢負責，對於每個人全懷疑，不敢信任，對於稍稍有些突出的作品，就不敢出版，或拖延，或者改而又改，才能出版”；(2)“或者取得了這一次另一面的教訓，嚴格糾正缺點，團結作家，明（應為”命“——筆者注）他們開展創作，使文藝界好好活躍起來”；(3)“或者一麵糰結，一面鬥爭”。
根據他的經驗和估計，他認為第一種可能性較大，“文藝界一時澄清和活躍是不可能的，至少要三兩年以後”。蕭軍的這個估計還是比較有意思，遲至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後，文藝界的再度繁榮才得以實現，那被文學史稱之為“百花時代的文學”。
蕭軍據此對自己的文壇處境表達了“看法”：(1)“對我的作品，就儘可能限制，不使它順利，不大量出版，以免擴大我的影響”；(2)“已出版的作品，要限制印行，或不再印行。未出版的作品如《過去的年代》，短篇集等，儘可能拖延，或不再出版”；(3)“等待相當機會，或者再對我的思想和歷史徹底清算一番，或者在文學上就消滅我，除非我認真‘低頭’，就不甘休”。
蕭軍的這種預測，果然在之後的文學出版過程中遇到。他的長篇小說《過去的年代》就遇到了這種情況，遲至一九五七年六月，小說分為上下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初版印數一萬三千冊，定價三元五角。
在這部長篇小說出版的同時，再一次批判蕭軍也浮出了水面，這就是《蕭軍思想批判》一書的“再版”，它表明：一九四八年八九月間中共中央東北局對蕭軍的批判是正確的。
一九五八年三月，配合反右運動以來的作家批判運動，《文藝報》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掀起了“再批判”浪潮，其中仍舊有東北作家群中的代表性作家蕭軍，他再一次被與丁玲、王實味、艾青、羅烽等人捆綁在一起進行了嚴厲批判：“王實味、丁玲、蕭軍的文章，當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區大量印發。蕭軍、羅烽等人，當時和丁玲、陳企霞勾結在一起，從事反黨活動，丁玲、陳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干年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活動，成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
當然，蕭軍在反右運動期間，雖然沒有成為實實在在的“右派分子”，但他在意識形態的監控部門看來，仍舊是一個“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之後至文革期間，蕭軍的作品再也沒有出版的機會。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研究所再版三十年代他與女作家蕭紅的合著《跋涉》，才真正解禁他的作品。
《記憶》2015年10月31日
來源：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