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記得兒時在呼市回民二完小讀書時，老師讓我們暢談理想。有位同學說：“我長大了要去回民區區委看大門。我們鄰居老漢就在那兒看門，我經常看見他買萬盛永的醬牛肉吃。”
還有位女同學說：“我最大的理想是去聯營商店賣衣裳，我就喜歡漂亮衣裳。如果賣衣裳的話，可以挑最漂亮的穿。人一穿上漂亮衣裳，立刻就像公主一樣美了！”
那時的作文，常見的題目是“我的家史”，這時學生都要回家問家長。幾乎所有家長都是胡編的，因為結局都相同。凡是解放前去世的老人，都是因窮的“揭不開鍋”餓死，或“被地主資本家逼死”的。我非常失望，因為我家那時有房有地，我的祖父、曾祖父都不是餓死的。
2、兒時，五舅說起大同城裡老財的生活，非常羨慕。五舅說：人家吃冰糖還用炭鎚子搗呢！我那時曾想，等我長大有了錢，也買一大塊冰糖，用炭鎚子搗著吃。現在細思謀，冰糖並不值錢。這會兒“京東”最好的單結晶冰糖500克才15元，一麻袋也沒幾個錢。
3、兒時去大爺家，看見大娘炒土豆絲時，土豆要削皮，我們家吃土豆從來也不削皮。我當時想，我長大也要過幾天吃土豆削皮的日子。其實，我直到如今吃土豆也不削皮，不是捨不得，因為土豆皮不但有營養，土豆性甘平，還有清熱解毒、健脾和胃的作用。英國王妃黛安娜最喜愛的食物就有帶皮烤的土豆。
4、我16歲就參加工作了，不知道是否屬於童工。由於我所在的單位屬於施工企業，又由於地區類別，我出徒時即能掙到五六十元，與大學本科生相差無幾。好像在南方三級工才四十多元，比我們整整差了兩個等級。
1980年我剛到內蒙電管局的時候，雖然屬於政府工作人員，但薪水還按三級工發放。同處有兩個老中專生，工資才38元。和他們相比，我充滿了自豪感。那時，我常常想，到我退休時能掙到100元嗎？目標很宏大，我有點不敢想。現在一百元，在呼市舊城也就買一顆大點的羊頭。
5、五六十年代，能在報紙上發表一點豆腐塊文章也是一件值得興奮的事情。記得我在呼市六聯小學時，班主任王永生在內蒙古日報第四版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雖然那篇小文只是一篇通訊報道，我卻因此對他一直懷有崇敬的心情。我那時就暗下決心，在我25歲以前，也要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文章。把自己歪歪扭扭的筆跡變成鉛字。
我第一次把自己寫的東西變成鉛字是在1967年，那年我十八歲，在內蒙電建公司當工人。因為文革，天下大亂，我被抽調到革委會宣傳組工作。我們辦的小報開始時是油印的，需要人工刻蠟板，然後在油印機上，用滾子一張一張地往出推。那時，我還學會套紅印刷，毛主席語錄及一些革命圖案都是鮮紅的色彩。
到了1967年的下半年，經費寬裕，我們辦的小報變成鉛印的了。我因此常常往印刷廠跑，親自目睹了排版、壓紙型，澆鑄鉛板的全過程。
6、我第一次坐小轎車，是在文革中。那是電建公司唯一的一輛小轎車。是前黨委書記、“走資派”邱萊的座駕。那是輛二戰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生產的黑色“別克”轎車，那天，司機夏師傅要去昆區“軍管會”給革委會取文件，我無事正在大門口瞎溜躂，於是就上了他的車。那輛車，車座軟乎的就像棉花包。坐完那輛車，我興奮了好幾天，逢人便講。可惜那時沒有相機，如果能站在車前照張像，那就更牛逼了。
文革中我和夏師傅是一派。一般人，他的車摸也不讓摸，別說坐了。自己也買輛小汽車開？那是打死也不敢想的事情。就像現在有人告訴你，你有可能上月球一趟，你一定認為他是在發高燒、說胡話。
7、1970年，我21歲了。一天母親對我說：“你不小了，該找對象了。咱家出身不好，城裡的好閨女不會嫁你，不行就把粉蘭娶過來吧，你五舅也有這個意思。”粉蘭是五舅的大閨女，人樣倒是不錯，但沒出五服，屬於血親。兔子都不吃窩邊草呢，我如何能辦這種事情？於是一口回絕說：“媽，你好糊塗，可惜你還在醫院裡待了這麼多年，不知道近親結婚的危害嗎？再說萬一處不好，今後咋和舅舅們來往呢？”於是母親不再做聲。
後來我才知道，母親又吩咐在呼市九中教書的改仙姐，從她的學生里給我踅摸個合適的對象。呼市九中屬於遠郊，離白塔機場很近，表姐的學生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村姑。我嫌白塔離城太遠，再說那裡女孩也太土氣，因此對母親說：“你不要瞎張羅，我即便找村姑也要找近郊的菜農，吃商品糧的……”其實那時我的追求是西菜園的村姑，西菜園畢竟是城中村，那裡的閨女，稍加打扮就看不出是村裡人。我的同學兼同事王猛的媳婦就是西菜園的，面如滿月、臉似桃花，看的我好眼熱。那時我已經做好準備當西菜園貧下中農的女婿了。
8、文革後期，呼市的商店裡出現了高壓鍋。我這個人很喜歡新生事物，去看過好幾次。雖然很想買，但一到往外掏錢時，就感到心疼。一口高壓鍋標價30元，那絕不是我們普通老百姓可以問津的東西。
1975年，我去洛陽拖拉機廠實習，一天在廢鐵堆上看到了一個酷似高壓鍋鍋體的東西，尤其上面突出的邊沿，幾可亂真。我頓時萌生了自己做一口高壓鍋的想法。我興沖沖地把那個銹跡斑斑、便盆一樣的東西提回了宿舍，無事時，翻過來調過去地揣摩。後來，實習領隊的胡老師給我兜頭澆了一瓢冷水，他說：“高壓鍋是有壓力的，和壁厚、材料強度、鍋體鍋蓋結合的嚴密程度都有關係，搞不好就是定時炸彈。你如果不想早死，不想天靈蓋讓它崩開，就快把它扔的遠遠的哇！”最終，我還是依依不捨地把那個東西給扔了。
9、1976年，因為工作安排的事情我去電管局勞資處白處長家。白處長是中共14級幹部，那時，他住的是兩室一廳的樓房。一廳其實就是個過道，只能擺兩個單人沙發，一張茶几。那套房38平米的房子，叫我羨慕了很長時間，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有生之年也住上這樣一套房子。
那天，我細細地摩挲著白處長那套簡易沙發的扶手，心裡暗暗地想：今後我一定要聽黨的話，靠近組織、努力工作、積極進取，爭取在五十歲的時候，也能擁有這樣一套沙發。雖然心裡這樣想，但對誰也沒敢流露過。
10、總有一種卑微的追求令人淚流滿面。再卑微再渺小的生活也不能剝奪人們追求生活的美好的權利，就像《芙蓉鎮》里的秦書田，即使在文革這樣泯滅人性的時代，也可以抱著掃把在大街上挑起華爾茲。
我們大多數人一直都在卑微地活著，生存就是一切，規規矩矩地活著就是一切。我們彷彿生活在一個延綿幾千年的騙局和謊言里，勞作，繁殖，忍耐，犧牲，然後死去，從未享受過生活的喜悅。人的生和死都那麼偶然，存在是如此寒冷，我們如此孤獨和脆弱，有什麼理由不好好地活著？即便只為自我的實現和喜悅而活著。
來源：聽老綏遠韓氏講過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