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張春橋(網絡圖片)
出庭受審的王洪文(網絡圖片)
紅朝歲月記述了在“文化大革命”那場浩劫中，有許多事情，是民主與法制逐步走向健全的今天所無法理解的。小的說不過來，不去說他，葷葷大者也只能挑一件兩件來說;從一個造反派頭頭搖身一變、躋身到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的王洪文，陡然發跡后的事，就很值得說一說。
王洪文的權力欲
1967年，在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策劃，由上海“一月風暴”颳起的“奪權風”迅速向全國各地傳播。一時間，“奪權”風潮達到了如火如荼，如瘋似癲的境地。而首開奪權之風的“功臣”之一的王洪文，也名聲大振，逐漸走進了毛澤東的視野。
1972年9月，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調王洪文進京;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又當選為黨的副主席，成為毛澤東眼中的“接班人”了。
王洪文的發跡，得益於張春橋和姚文元的直接栽培，這使王洪文自然要追隨其後。而在王洪文到來之前，一同在“文化大革命”中“並肩戰鬥”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就已經結成三人小團伙;尾隨在張、姚之後的王洪文自然成為這個小團伙的第四個成員。於是，一個描述這四人關係的固有名詞出現了：“四人幫”。釣魚台國賓館，成了這個“幫”的大本營。
在這個幫中，王洪文年齡最小，資歷最淺，地位卻最高。從一個小小的造反頭頭能有今天這樣的結局，王洪文自然明白，要想爬得更高，必須需要另外三個人的繼續栽培才成。在他的眼裡，張、姚不用說了，江青雖然連政治局常委都不是，但是，毛澤東夫人的光環足以使他覺得搶眼，也足以使他死心塌地在投入這個幫派。
但是，伴隨着鄧小平的復出，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從此告吹。其後，根據中央的安排，王洪文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三分之一時間下基層，三分之一時間調查研究。他只好回到發跡之地上海花天酒地地“調研”去了。
在此期間，鄧小平大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觸怒了一直維護“文革”的毛澤東，使他對鄧小平又失去了信任感。
在上海的王洪文得到消息后，覺得獲得權力的機會又來，匆匆趕回北京，又和另外三人結合在一起，密謀向鄧小平“反擊”。
1976年1月，中央確定召開批判鄧小平的打招呼會議。王洪文天真地認為，他登台的時間不遠了。為此，他決定在這次會議上“亮相”：以中央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會上作長篇報告。他把秘書肖木召來，要他儘快準備這個報告。王洪文口授講話內容：“講一講文化大革命，講一講反擊右傾翻案風”，“口氣都是全面性的”。他對肖木“擺出一副要出來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架式得意忘形地說：‘我應當有一個講話’”。從後來披露的講話內容來看，王洪文的口氣的確“都是全面性”的。這個報告完成後，王洪文很重視，進行多次修改。不料，在王洪文修改完二稿送到印廠出三稿之際，2月3日，中央發出1976年的第一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王洪文的美夢又一次破滅。2月4日，王洪文看到了他報告的第三稿，只好偷偷地收藏起來。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為了先一步控制對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權，9月10日晚上，王洪文即讓秘書廖祖康通知他的手下的工作人員米士奇到中南海值班，廖對米吩咐說：“王洪文說，中辦秘書處就不來人了，就你一個人值班”。任務是“兩個事，一是在毛主席弔唁期間各省市發生的重大問題，要及時報告;二是在此期間有些解決不了，需要請示的問題，要及時請示，就說是中央領導同志說的，讓你給各省、市、自治區打電話。另外，各省、市、自治區有事打電話就找你”。王洪文趁機奪權的野心已暴露無遺。
到了10月2日，就在離“四人幫”覆滅的前四天，王洪文還洋洋得意地拍了幾版“標準像”，妄想為其奪權成功做準備;10月3日，王洪文仍然以中央領導人的身份竄到北京郊區平谷縣講話，煽動“要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義”，發泄對華國鋒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不滿。
10月6日，王洪文覬覦權力的慾望終於畫上了句號：“四人幫”覆滅了!
王洪文的奢侈生活
從掌握了上海的權力直至飛黃騰達到中央，王洪文的生活慾望也隨之膨脹起來了。王洪文生性不喜歡讀書，他爬上副主席的高位，是“文化大革命”不正常年代的產物，自然也沒有能力、也沒有心思思考治理國家的大事。這樣，王洪文的那點心思，除了爭權奪利以外，就用在追求生活上的吃喝玩樂上，尤其在他政途“失意”的時候，更是如此。
吃，是王洪文的一大嗜好。身居高位，他的權勢也滿足了他的這種嗜好。在北京，他將上海餐廳的廚師調到來，以滿足自己吃的慾望。在回到“基地”上海“調研”期間，王洪文把吃的這一嗜好發揮到了極致，“幾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經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鮮水果，時新蔬菜。什麼魚唇、鮑魚、乾貝、海參、蛤蜊、鵪鶉、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農村動員農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產隊組織人採摘，他要吃鮮荔枝、香蕉、菠蘿，由廣州用飛機帶來。兒子要吃石榴，也專人到蘇州去買。此外，到南通搞過蛤蜊，到寧波搞過青蟹，派人到處去買。”接待處為了保證王洪文提出的“古里古怪的食品要求”，“有時要三輛採購車”來供應。在他外出“調研”到工廠，到農村，到部隊時，在事先通知的內容中，安排吃喝、準備名酒名菜是第一項內容。且每到一處大吃大喝之後，常常喝得酪酊大醉，醜態百出。
王洪文不僅自己好吃，而且也和那些他發跡時的造反派小兄弟們經常吃。在上海，他三個多月就宴請了一班小兄弟二十多次。在北京，如果有“小兄弟”到來，王洪文還是吃。
在北京四屆人大期間，為了招待上海代表團的一些親信，王洪文在釣魚台擺了兩次宴席。第一次是吃中國菜。為了準備，王下令將上海著名的“莫有財”菜館的廚師接到北京。第二次專吃法國菜。王洪文特意將錦江飯店的老師傅接到釣魚台，所用的部分原料也是專門從上海運來的。宴會的風格完全仿照國家接待西哈努克親王的規格：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樣的酒杯，每個人面前斟滿了白蘭地、葡萄酒、茅台、香檳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那種排場，使參加這次宴會的人大開了“眼界”，成為以後炫耀的談資。
與吃相比，王洪文玩的嗜好更濃烈，花樣也更多。在上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釣魚、打鳥、下棋、玩牌、打彈子、看電影”。上海接待處的一份材料，披露了他花樣翻新、層出不窮的玩法：“他不僅白天去打獵，有時晚上也去打，專門讓人特製了聚光搜索燈。他釣魚，讓工作人員用麻油、茅台酒和麵粉作魚餌。釣不到魚，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員做兩隻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魚上鉤。王洪文一貫作威作福，釣魚時，不僅要為他準備煙、茶、水果、桔子汁，還要工作人員把煙遞到他嘴裡，為他點煙，拾魚，裝魚餌、擦汗，扇扇子。”這些花樣玩膩了，王洪文就真刀真槍地玩。在上海，他到警備部隊去“發射火箭炮”。這種炮是在國防上沒有使用過的武器，一發炮彈造價1,000多元，王洪文越玩越上癮，竟然“一下發射了十二發”。玩完火箭炮，他又玩微型衝鋒槍。
在北京，中南海成立了王洪文取樂的好地方。僻靜的中南海，群鳥聚集，王洪文玩興大增。在毛澤東重病期間，王洪文擔負在中南海值班看護的重責，但竟然將汽步槍帶來打鳥取樂。打完鳥就游泳，或者釣魚，一副悠閑自得的樣子，將身負的重責棄之腦後。
與吃喝玩樂相聯繫的，就是攫取，揮霍。這一點上，王洪文也達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深受其害的上海市輕工業局在後來披露的材料中寫道：
他(王洪文)成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輕工業局的馬振龍，利用職權，以‘硬性索取’、‘授意試製’等手法，巧取豪奪了大型彩色電視機、紅旗牌高級照相機、高級汽手槍、高級手錶、石英電子錶、太陽能打火機、高級香煙、啤酒、糖果等大量輕工產品。就以食品一類來說，一次就拿高級雪茄煙三十五條、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醬菜罐頭二十多瓶。
熟知王洪文的徐景賢，知道王洪文在上海時“對坐什麼汽車，穿什麼料子的衣服，着什麼樣式的皮鞋是很講究的”。王洪文到北京后，上海就成為他攫取的東西的基地。在他的家裡，“有(上海)工交組送去的國產盒裝錄音機，有輕工業局馬振龍送去的手錶、照相機、酒芯糖、參色膠捲等，有到上海訂做的料子服，有從上海取去的獵槍”等等，應有盡有。自然，還有上供來的鈔票。
王洪文這種追求享樂的生活，甚至連他的親信徐景賢都看不過去。在對王進行了幾次勸說無效后，徐在1975年3月10日寫信向張春橋、姚文元反映。此時，王洪文仍在飛黃騰達之時，徐景賢忍不住寫信反映，可知王洪文生活奢侈浪費的程度是驚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