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社會為應對各種自然災害，發展出兩套平行的賑災系統，一是官方賑災系統，稱「官賑」；一是民間賑災系統，稱「義賑」。到晚清時，隨著一個既有財力、號召力，又有社會關懷的紳商群體加入義賑之列，義賑獲得了空前的成績和影響力。而同時，由於晚清吏治的腐敗與官僚體制的僵化，官賑雖然在資金調配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賑災的效率與信譽，都遠遠落後於義賑。當時辦賑的義紳對此深有體會：「官賑必假手吏胥，不無浮冒；義賑則直接災戶，不肯虛糜。」其實官賑之弊，遠不僅僅是「浮冒」。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江蘇徐海一帶從四五月份開始連降暴雨，河流泛濫成災，大運河、洪澤湖的堤壩「或朽壞蟄卸，窨潮滲水，或卑矮殘缺，潰塌陡立」。洪災又導致作物歉收，盜賊蜂起，饑民遍地，官方後來的報告稱，外逃到淮安清江浦的饑民就「有四十九萬餘口」，而逃往蘇南或留在原籍等死的災民還未計算在內，即使擠掉水分，這個災情也是非常嚴重的。新任兩江總督端方臨危受命，負責督率江蘇的大小官員投入賑災。
但端方很快發現了這個官僚系統的不靠譜，直至十月份，仍有「徐海饑民紛紛外出，由於地方官辦賑不盡得法，而義賑各紳又未趕到之故」。對辦理義賑極有經驗的盛宣懷於是建議端方：命令地方官效仿義賑的方式救災。以前幾次辦理義賑的經歷，讓盛宣懷真切地感受到，主持義賑的義紳們既有經驗，又有責任心：「紳董皆精選熟練，不辭勞苦，逐戶親驗，擇重散放（救濟品），無濫無遺，自較官賑為切實」。因此，官賑若能效仿義賑模式，「不盡得法」的情況應該可以改觀。
然而，即使端方想採納「效仿義賑」的建議，也行之不通，因為江蘇的州縣官員在辦賑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低效率與腐敗程度，觸目驚心，超出了盛宣懷的想像：多個地方的「災民戶口尚未查清，撥給賑款至今未放，比比皆是。甚或諱災匿報，希圖照舊開徵（稅糧），並藉平糶為名，從中漁利」，不但不救災，還發災難財。
而趕來徐海義賑的士紳，也發現無法跟當地的官賑系統合作。因為按照義賑的章程，必須由「司事挨戶親查」災民的受災、貧富情況，對需救濟的人家發放票證，再憑票領取救濟金（物），而當地官方的災戶登記卻敷衍了事，只是叫「鄉董、地保造冊送州，系勻攤辦法」。換言之，官方提供的救濟戶冊是不可信的。考慮到義賑「籌款匪易，不敢草率」，辦賑的義紳不希望跟官賑合作。
這時候，端方終於意識到，他手下整個官僚賑災體系已經完全靠不住了。救災必須另起爐灶。他一面奏請朝廷，將一批失職、瀆職的官員撤職查辦，這些官員有「辦賑延誤」的，有「措置失當」的，有「玩視災荒」的，有「跡近諱災」的，有「折放賑錢」的，甚至有「罔利營私」的，「收受災規」的。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這一批官員實在是太不成器了。
另一方面，端方發電報飭令蘇北的道員：「官賑極貧每口給錢一千，將款項全交義紳，查明散放，仍由地方官、委員監視，並協同照料一切。」也就是說，端方決定丟開州縣的官僚系統，將官賑的物資全部交給義紳全權發放，官方只負責監督與協助。盛宣懷也給端方送來了一份可以委派往各州縣擔任賑災總董的「義賑熟手」（註：即富有辦賑經驗的義紳）名單。此時已是十一月份了。江蘇徐海賑災自此進入由義紳主導的階段。
前往辦賑的眾紳儘管遇到了各種困難（註：這些困難很大程度上是官方造成的，比如官方提供的災民登記名冊失實不可用），自身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有些州縣發放賑錢遲緩，但最後總算不辱使命，比較順利完成了光緒三十二年的冬賑。因為「自義紳到後，各原籍散放（賑錢）得法」，聚集於清江浦的數十萬災民紛紛回籍，令端方終於鬆了一口氣。假如沒有義紳義賑的介入，以彼時彼地的官僚作風，真不知有多少饑民要繼續流離失所、餓死街頭。端方的胸襟也值得敬佩，對民間的義紳義賑沒有設防、貶損的心態，對腐敗的官賑也沒有袒護到底的做法。
發達、健全的民間社會力量，乃是一個社會受傷後得以迅速自我修復的「免疫機制」。晚清吏治腐敗，不過社會的發育則令人刮目相看。也許正因為這個原因，從清末到民初，雖然政局動蕩，但社會層面卻始終保持著自治與活力。
來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