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反右派運動，是拿《文匯報》開刀祭旗的。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寫的編輯部評論《文匯報在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發表於當年6月13日。雖說在此以前的6月8日和10日，《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這是為什麼？》和《工人說話了》兩篇社論（前一篇且為毛氏親自創作），發出反右派的動員令，但它們並未指名道姓發令反誰。只是到了這篇評論里，才點出《文匯報》和《光明日報》兩家報紙，說它們“在一個時間內利用‘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和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並不准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道，這是有報可查的。這兩個報紙的一部分人對於報紙的觀點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們混淆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的原則區別。”
到了7月1日，毛氏的另一重頭文章《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該批判》，又以社論的形式出現於《人民日報》。在該文里，《光明日報》因為“嚴肅地批判了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的方向錯誤……立場根本轉過來了”，得以免於刑戮，剩下“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鬧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挂帥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脫。”並且立即點出“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以及“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指稱“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半個世紀過去，“反右派”運動，已經以錯誤率達99.9%以上的“擴大化”記入官方史冊。冤遭“擴大”的人員，各人均從有關的中共組織領得一紙通知，表明當年被黨誤會了，現予“改正”。可是文匯報不是一個“人員”而是一份報紙，無頭戴帽，也就無帽可脫。當年誤會並批判她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只是最高領袖借用的名字，該報編輯部或其中共黨委自揣又無責發去“改正通知書”。那麼對《文匯報》的那些指責，究竟“改正”了沒有呢？詳加分析當年對它的指責，可以看到，其中“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是自動失效了的。因為現已查明，根本不存在什麼“章羅同盟”；所以“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的鏈條，自當還它本來面目：前半段應是兩個自然人之間的朋友關係，後半段是報社和其職員之間的工作關係。所謂“右派系統”也者，白晝見鬼也。這算是一重冤案，不改自正了。
第二重冤案就複雜一點。它屬於對於該報“一個時間內”所刊文章和報道的定性，說她“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並不准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道”。現也查明，這裡所謂“資產階級觀點”，其實絕大多數是對執政黨和政府工作缺點苦口婆心的批評，表達這些觀點且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們，後來之獲得相關黨組織的一一改正，自然等於對“發表”它們的報紙的改正。不過這裡還剩一個判斷“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的原則區別”的原則，尚待辨析：發表了對於執政當局的某種批評意見而“並不准備批判”它們，是否就算“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衡諸當年歷史，對於各界響應“幫助黨整風”所提出的大量意見和建議，報紙應該大量報道還是大量隱瞞？總不能說報道事實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而隱瞞事實倒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吧。這是一。
第二，當年整風運動之初，已經鄭重宣布，對於各界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實行“言者無罪”的政策，從後來眾多的史料包括當事人的回憶錄中我們已知，在那時報道整風意見的全國大小報刊中，沒有一家的老總是知道“今天報道了人家的批評，明天還要治其人之身、讓人家吃不了兜着走”的。這個計策屬於毛澤東親自掌握的“陽謀”。最早到當年5月15日才使中央政治局部分官員知道，而一切報紙總編一級的幹部遠遠不預焉。要是以是否“準備批判”人家的發言劃線，則當年6月8日公開反右以前的全國報刊，無一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不該獨打《文匯報》的屁股了。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應當由誰和怎樣判斷公民的觀點屬於什麼階級，是否應該和怎樣進行“批判”，“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是否擁有決斷和處置的能力和權力？當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不要說區區一張報紙，就是整個執政黨及其中央以至最高領導，都對於當時所謂“資產階級觀點”的判斷和批判基本上大錯特錯，所以才有令人痛心的“擴大化”。所以還得回到毛澤東在反右以前的論述：“凡屬思想性質的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專政的方法，訓令的方法，只准我批不准你辯的方法，強辭奪理的方法去解決。把後面的方法視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的特性，倒甚符合“資本主義國家報紙”對它們的描述，決不能為社會主義增光，所以應該堅決反對。
以上就是當年把文匯報打成“資本主義國家報紙”的罪名，雖然事實上現已無人追究，可是因為它們涉及報紙的根本性質，根據它的思路，事先預設“資產階級觀點”或其它“不良”觀點的帽子，看見不合意的文章和報道就順手抓出一頂扣上去，後來似乎還被某些人士視作看家法寶，一有機會就引發重振雄風的衝動。所以釐清這層冤枉，不無現實意義。
至於冤案的第三重，則既有眾所周知，又有眾所鮮知了。就我所見，至今似未把那內幕完全揭開。
眾所周知的事情是，前述一二重冤案的興起，由頭是姚文元的一篇抨擊《文匯報》的短文《錄以備考——讀報偶感》。上引毛澤東的《文匯報在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就是為《人民日報》轉載姚文而寫的。它介紹姚文說：“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看到了《文匯報》的一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一個明顯的和有害的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轉載於此。並且借這個由頭，向我們的同業——《文匯報》和《光明日報》說出我們的觀點，以供考慮。”
姚氏這篇置“我們的同業”《文匯報》於死地的“好文章”，從此以後也就出了名。它對於《文匯報》的指責，事實部分如下：
前幾天毛主席在接見共青團代表時發表了講話。講話雖短，含意卻極深遠。《解放日報》用特別巨大的鉛字和醒目的標題放在第一條新聞，《人民日報》排在當中，標題比《解放日報》要小些，也突出了“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都是錯誤的”（最後一句話報紙發表的原文是“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是完全錯誤的。”——黃注）。但《文匯報》呢，卻縮小到簡直使粗枝大葉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覺得這是無足輕重的新聞。其全部地位，大約只有《解放日報》標題用的鉛字兩個鉛字那麼大。
把毛澤東接見共青團代表發表的“含意深遠”的講話，縮小到“兩個鉛字那麼大”，這是《文匯報》抓在姚文元手裡的辮子，也是他“含蓄地”射出的彈藥。在當時各界對於黨政當局批評甚多的情況下，黨的最高領導人在公開場合一反此前多次讓人暢所欲言，實行言者無罪的表態，宣布出現了“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並且堅決反對，無論其含意還是含義都是深遠的，並且也的確透露了毛澤東準備動手收拾右派的戰略部署。姚文元指責《文匯報》把如此重量級的新聞處理得如此“無足輕重”，即使在今天，也不能不說他看得准打得狠呢。
這裡就要說到眾所未必知的事情了。原來姚文所謂毛澤東“含意深遠”的那句關鍵的話“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是完全錯誤的”，他在中南海草坪上接見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那個下午，根本沒有講！
那天我就是在場的聽眾之一。關於那次接見和講話，我曾在10年前的《書屋》雜誌（第二期）上為文有所披露：
我是這次會議的代表，我們得到（毛澤東）接見的通知時，興奮之餘好多人都準備了便於攜帶的小記錄本。毛澤東講話的時候，我們就低頭拿出本子記。他講得不快，而且四川人聽湖南口音基本沒有障礙，所以回來互相對筆記的結果，所記略同。第二天早晨《人民日報》一到，大家爭着看消息，一時都傻了眼。就在消息的副題里，赫然有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是完全錯誤的”。一看內容，知道這是他“講”的最後一句話。可是對這句話誰都記不得聽到過，誰的記錄里都沒有，而且也僅僅這句話沒有！
頭天沒有講的話，第二天的消息里居然有了，顯然是接見結束以後消息發出以前倒填時間臨時加上的。這段時間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使得此話必須橫空出世無中生有，這是治反右運動史的史家的研究課題，我在上文里也有所推斷，此處不贅。但是不管是何原因，它至少說明了一點：正是這句實際上並未出口的而被倒填上去的“不實之辭”，構成了毛澤東“講話”中導致《文匯報》獲罪的“極深遠”的含意或含義。這段見報時總計144個漢字的講話如下：
“你們的會議開得很好。希望你們團結起來，作為全國青年的領導核心。
“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
“你們這個會議是一個團結的會議，對全中國青年會有很大影響。我對你們表示祝賀。
“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是完全錯誤的。”
可以看出，這段講話里有無最後一句20個字，意義是大不相同的。前面六句話雖然講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但是在青年團的語彙里，“保證黨的領導”總是最要緊的，因此它的出現也是極自然的；而剛剛投票把自己的組織從“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更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在場代表們，更不會因為在這個場合聽到為社會主義奮鬥的號召而感到意外。所以僅僅結束於“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的那段講話，實在並未傳達出很“足輕重”的新意。事實上當時幾乎所有“幫助黨整風”的人們，特別是已經在首都主要高校活躍了一個星期的青年右派們，都真誠地認為自己的行動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只有這第二天見報時突然鑽出來的最後20個字，才為講話增加了不可估量的含義和含意。但是與此同時，也必然使一切眼見這出文字戲法的人們感到迷惑莫解。這些不幸的人們，就包括到場採訪的各大報記者。作為佐證，我謹舉出浙江大學新聞傳播系張允若教授的一篇文章《事實為政治服務的不良先例》，它也追敘當年的同一事件，然後說：
“我的一個朋友作為《解放日報》的記者採訪了這次大會，他當時就對這種做法表示不解。因為新聞報道只能如實反映已經發生的事情，這是新聞學的基本常識，對於毛澤東昨天沒有說過的話，怎麼能作為說過的話來報道呢？”
這個《解放日報》，正是姚文元在他的文章中特別表揚的那個典型。她的現場採訪記者“表示不解”的事情，到了報社，就“用特別巨大的鉛字和醒目的標題放在第一條新聞”，其原因自然就是張氏所謂“事實為政治服務”了。而與《解放日報》同在上海開辦但更加具有全國影響力，並且在京還專門設有辦事處的《文匯報》，不會反而沒有記者採訪這次會議，所以對當天的情形應當同樣知悉。可以想見，上述令《解放日報》那位記者不解的問題“對於毛澤東沒有講過的話，怎麼能作為講過的話來報道呢”，也不能不是《文匯報》記者和編輯們遇到的問題。那麼他們在不得不照刊新華社的通稿的同時，拒絕對那句無中生有的“不實之辭”在版面上着意渲染大肆炒作，不正是遵循着馬克思教導的“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理解事物的方向嗎？怎麼就會變成“資產階級方向”了呢？半個世紀過去，我們總該為當年在困難條件下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恪守社會主義新聞道德的《文匯報》編輯部表達我們由衷的敬意吧。
《文匯報》的三重冤案，到此說完。作為餘興，我想就此案的兩位製造者再說幾句。一位是姚文元。當年他抓住這樁編排事件棒打《文匯報》的時候，其實並不明白其間的隱情，並不明白他向《文匯報》舉起的其實是把空槍。那天他遠在上海，和全國絕大多數不明真相的讀者一樣，受了第二天見報消息的蒙蔽。只是居然蒙此蒙蔽之賜，舞拳弄棒大獲毛澤東的獎掖；此後青雲直上，一直爬到“四人幫”的高位，然後又跌進牢獄。幸乎不幸，一言難盡了。另一位是利用姚的文章來收拾《文匯報》的毛澤東。他自然清楚地知道那句“含意深遠”的話是怎樣一回事。拿着自己並未講過的話去責備別人沒有突出宣傳它，直至判決別人在“鬧資產階級方向”，無論出自什麼樣的政治考慮，總是有傷厚道的吧。這種倒填時間擅改講話無中生有棒打無辜的計策，就此案而論，受害者究竟只及於一張報紙（其直接損失是她的6名編委15名編輯記者等被劃為右派分子，社長辦公室秘書梅煥藻步出被圍攻的會場即跳樓自殺）；但是他在同一時期還更有發揮，就是在五六月間大段修改2月27日自己在最高國務會議關於正確處理兩類矛盾的講話達二十多處，憑空添加若干根本未講甚至和講話原意相反的內容，且讓各地黨組織按照后一文本（公開發行本）在熱情擁護且認真執行前一文本（原本即錄音稿）的人們中捉右派分子，那就禍及全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