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偉國
當二十世紀翻開，陳舊的中華帝國在蒸汽機的轟鳴中錯亂：華北原野野上防風林被成片成片地砍去，騰出土地來種植糧食，這反倒加劇了乾旱、貧困和黃河的喜怒無常。長江上往來的扁舟漸少，纖歌和腳夫號子，在火輪汽笛聲中與兩岸猿聲俱沒。嶺南家族間年復一年的血腥械鬥，化作世代仇恨非百年不得消解。在苗寨、雪域、塔里木河畔和朔方大草原上，大清皇帝的身影一年年變得矮小，以至於要被遺忘。沿著木屐撒出的聲響，可以望見和服身影搖曳在滿洲的沃野和山崗上，這音符很難讓人聯想起柔美動人的櫻花，因為鐵路兩旁駐紮了數萬大蓋帽和來福槍的東洋兵。這遠非一派田園詩篇般的靜溢帝國，山坡上優美的梯田，不是要向世人傾吐桃花源式的與世無爭，是在發出資源即將耗盡的警告。
革命似乎是孕育在通商口岸，但若將這一百多年來的多次革命串聯起來，當作同一歷史進程的不同階段看待的話，那這革命幽靈的真正來路，乃在大陸深處而非沿海。
這片大陸已經沉睡了兩千多年，每一代的儒家倫理觀察家們，都要發出"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哀嘆。他們相信在古代曾經存在過一個道德清明的世道，然後一朝不如一朝，不知是出於因邏輯匱乏而生矯情，還是果有其事？從中國的文學和歷史著作長河中，會發現這片土地上的精神和情感，在總體上呈現出緩慢退化的趨勢：單純的愛恨和磊落風骨，讓位於錙銖之計與你知我知的秘密交易，尤其到了明、清兩代，陰寒之氣越發徹入骨髓。近代的漢族文人喜歡將其歸咎於蒙古和滿洲的入侵，這似乎經不起一個反問：若漢人果能保全著傳說中祖先們的慷慨氣度和憂患情懷，那麼蒙、滿是否還能侵入並統治中國？
在單一文化秩序中，日復一日重複同樣的說教，世道如果不因此而萎靡病態，那一定不是人類在生活！而越來越擁擠的人口使生存需要付出更加繁重的勞作，隨著時間推移，道德說辭越發象是卑鄙勾當稀薄的遮羞布。
大清擁有四百兆黎庶，穩定而廣袤的疆土，令它先前的任何一個朝代都望塵莫及。王朝秩序和2000多年前的秦漢相比，只存在某些細節的差異。以至於相當多的歷史學家認為，導致革命的原因是西方的出現，帶給中國全所未有的新思想、新情感和新的危機。但我們仍需要考察下列兩個至關重要的事實，將這一連串革命中西方的身影還原到它應有的形狀。
在西方還未"到來"之前，清季最富才華的兩部文學作品《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中，表現出對兩千年傳統秩序和上古傳說深深的懷疑和冷漠。
隨著雙季稻和美洲作物傳入中國，中國人口在明清時期暴漲，這裡擁擠著全球最勤勞的那三分之一人口。據民國時期一份不十分準確的農業普查報告：中國農業的平均畝產量高達380公斤/畝，竟然與美國相當，居於世界前列，是同樣使用傳統筋肉技藝耕作法的印度之三倍。按當時全國耕地總面積14億畝來估計，那麼，如果全體中國人都保持在一種遊走於餓死邊緣的饑饉狀態，憑藉農民們勤勞和隱忍，依靠傳統農業，這片土地至少可以塞下20億人！
當然實際情況根本不可能如此，除非有人建立起一個密不透風的絕對專制世道，使所有人滿足於一輩子饑饉而不敢造反。
有了雙季稻和美洲作物，舊秩序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在4.3億上下，當清朝的人口兩次來到這一紅線附近時，一次爆發了太平天國叛亂，另一次引發了辛亥革命。中國急需新的文化元素為自己帶來道德和情感的活力，更需要新的秩序來解決人口壓力所醞釀的恐怖社會危機，西方人來得正得其時。
（在一個時代的悲劇里，恩銘與徐錫麟雙英隕落）
大清的最後十年，是為莎翁和史遷準備的時代，但這時代並未等來自己的史遷和莎翁。在這個時代里，對上古賢明世道無病呻吟式的哀嘆，讓位於對生氣勃勃的"少年中國"之憧憬，人們目光從茫然無助的回眸調轉向前，這是兩千多年來從未有過的景象。而使那風度翩翩、活力四射的少年姍姍來遲的罪魁禍首，是對他關閉大門的滿洲朝廷，驅逐滿人既是建立少年中國之必須，更是捷徑。風靡日本的種族主義論調告訴清國留學生們，滿人只是一些野蠻下賤的部落種，藉著內亂竊數千年文物大國並奴役之，中國的腐敗、愚昧、自私等等一切亂象，都要由滿種的統治來承擔全部責任。
滿洲皇帝已經從一個站在文明巔峰的宇宙統治者，淪為一個"半殖民地"里尷尬的絆腳石。排滿論調遠遠超出了過去"光復故國文物"的範疇，它還是使中國在新世界獲得立足之地的基本前提。滿人的統治除了加劇中國人的"放縱卑劣"外別無任何意義，而"放縱卑劣"的種族除了被淘汰別無出路。
1906年，於庫里·恩銘升任安徽巡撫，他並無顯赫家世，不過一介書生，從知縣做起一步步升上封疆大吏之位時。回顧他的一生可謂勤勤勉勉，清廉中正，識大體而不拘小節，無愧"滿洲翹楚"這一榮譽。當"預備立憲"風聲颳起，恩銘大為興奮，他時年六十又二，已經積累了足夠經驗來應對舊式官場上的羈絆。此番到安徽他要大展拳腳，人生留給他的十年之期已經不多了。赴任前，恩銘收到恩師俞廉三的一封信，向他推薦自己的侄子徐錫麟。這徐錫麟原本是算術教員，辦過師範學堂，授過體育專科，本想留學日本學習軍事，但因高度近視未能通過體檢。如今剛剛捐了道員，正欲為新政出力。
33歲的富家子、光復會會員徐錫麟，是與陶成章、秋瑾齊名的排滿主義者。同志陶成章評價他說："好與人忤，而性慈愛人。"他們對革命後建立一個帝國或共和國絲毫不感興趣，只求排滿，"以革命者之血，灌溉革命之花實"。動聽的救國口號召喚著他們去行動，以短銃、爆彈除掉滿人中的精英，剩下一群昏庸、貪婪而頑固的滿人繼續把持朝政，讓滿人江山更快地被這些人葬送掉。
恩銘一上任，馬上著手新政，他認為新政之要在於教育，教育的目標不是要為官僚機構提供儲備幹部，而是要開啟民智。因此需要從推廣小學做起，使平民的子弟能夠接受新式教育。他邀請了一眾維新派前來安徽辦學，包括著名的思想家嚴復，並規定省府每年至少撥劃4萬2千兩白銀，用於教育事業。恩銘給安徽帶來了一片新氣象，如林的小學校被建立起來，政府提供財政支持解決了平民子弟們入學的後顧之憂。徐錫麟先被恩銘啟用辦陸軍小學堂，儘管風傳徐錫麟是革命黨，恩銘絲毫不以為意，他既堅信用人不疑，又深深賞識徐錫麟的才幹。而且，他非常討厭打小報告的人，誰打小報告不僅得不到好處，反而影響自己升遷，於是那些懷疑徐錫麟是革命黨的人也不敢再多說了。不久，恩銘決心用西式法律體製取代舊的公堂，立即提拔徐錫麟為巡警會辦和巡警學校總辦，徐則乘機在巡警學校中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
次年2月，徐錫麟與秋瑾密謀在浙江、安徽同時發動起義。恩銘並非昏庸之徒，徐的底細他已摸出十之八九，他曾當面對徐錫麟說："有人說你是革命黨，你需小心。"徐答："唯大帥知我！"徐和秋瑾的密謀很快敗露，一名革命黨被清廷抓獲，供出了起義者們的名單。恩銘的頂頭上司，兩江總督端方將革命黨即將起事的消息電告之，並附有革命黨名單。恩銘遂招來徐錫麟，以總督電文示之。若問恩銘何以如此信任徐錫麟？有說他惜才，有說他想用私德和交情打動對方，還有人說恩銘根本沒料到過這一層。當時極少數滿洲精英們以為，消解排滿情緒最好的辦法，就是推心置腹地重用那些有排滿主張的漢人才俊，僅極少數堪稱英雄敢於明知對方是革命黨仍器而重之，譬如首位剪辮子的滿洲貴胄良弼，他非常熱衷於提拔革命黨並將他們收錄在身邊重用。須知，這種事可是連袁世凱都非常忌諱的行徑。
徐錫麟見電文上赫然有自己的別號"光漢子"，決定提前發動起義。1907年7月6日，安慶巡警學校的畢業典禮上，恩銘率巡撫衙門全體高官前來觀操。上午九時，一眾畢業生在安慶巡警學校禮堂內坐定，恩銘等幾名要員端坐主席台，徐錫麟身著警服，腰胯佩刀，捧畢業生名冊上前，對恩帥行劈刀禮後，將名冊呈上："報告大帥，今日有革命黨起事！"
（徐錫麟的左膀右臂，陳伯平左，馬宗漢右）
另一名光復會員，巡警學校教習陳伯平聞聲扔上來一顆炸彈，卻沒有爆炸。徐錫麟遂從靴筒中拔出兩支手槍："大帥勿驚，這個革命黨，職道終為大帥拿到。"接著對恩銘連續開槍，恩銘身中七彈卻未中要害，均打在四肢等不致命處（也就是說，有一半左右的子彈打飛了）。後來馮自由解釋說：徐錫麟是深度近視，因此未能當場擊斃恩銘。但徐錫麟連電報上自己的名字都看得見，若非心有所動，閉著眼睛都能將眼前這個大肉靶打成篩子。
徐錫麟子彈打完便跑進房間里裝彈，手下人連忙背起恩銘逃走，陳伯平追上來從背後補了兩槍擊中心臟要害，恩銘回府後救治不及隕命。等徐錫麟裝好彈回來，只見大部分要員都逃了，只有布政司（僅次於巡撫的一省要員）馮煦嚇傻了坐在原地不動，徐錫麟退了他一把："馮大人快走，不干你事。"馮煦如夢初醒連忙逃了。
禮堂下面的學生亂作一團，徐錫麟大呼："大帥被人所刺，爾等速捉拿姦細，從我革命。"（暈菜，這是什麼邏輯，可見學生們根本沒弄明白是怎麼回事。）
革命黨只有他、陳伯平、馬宗漢三人，率領一群暈頭轉向的學生衝出禮堂，見禮堂外有些看熱鬧的小學生們還在圍觀，便問一個小孩："軍械庫如何走？"小孩帶他們抄小路來到軍械庫，軍械庫值守早帶著鑰匙跑了。那小孩還想繼續跟著他們看熱鬧，他們說："這裡要革命，你趕緊回家躲起來。"因為沒有鑰匙，幾十個學生撞開大門，只在大廳里找些槍和不合膛的子彈，以及缺少部件的大炮。其餘庫房一應打不開。
接下來的細節我們不再贅述，軍械庫很快被清軍包圍，想像中的援軍遲遲未來。清軍不知道裡頭底細，擔心對方有重火力，不願發起猛攻，雙方有零星交火。況且軍官們也都和徐錫麟熟識，有一隊甚至被徐錫麟勸退了，而且很可能想故意拖延時間放他們逃跑。四小時後，眼見必敗無疑的陳伯平建議炸了軍械庫與清軍玉石俱焚。徐錫麟認為此乃"與安慶百姓玉石俱焚也"。於是陳伯平飲彈自盡。徐錫麟命馬宗漢率領學生們翻牆逃走，馬宗漢為了掩護學生們逃跑，也擔心殃及路人，翻出來後主動大聲鼓噪，隻身找清軍投降去了。
留在軍械庫里的徐錫麟很快被俘，次日被處死，恩銘的夫人要求將徐剖心掏肝，給恩銘的親兵們分了吃。馮煦念徐錫麟活命之恩，不忍他受酷刑，私命劊子手擊碎徐的睾丸，先將他疼死再行刑。
（徐錫麟自供狀）
馬宗漢則一直緊咬牙關不肯招認，50多天後也被處死了。
至於學生們，被抓住的都被馮煦放了，沒被抓住的不再追問此事。
徐錫麟死後，革命派報紙們報道了很多他被俘後與主審之間悲愴而動人對話，但這些報道可靠性不高，故本文不予採信。而他留下的自供狀中稱還要殺良弼、端方、鐵良等一眾維新派滿人重臣，則深深地震動了朝野。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為之捐身的"救國"理想，是在傷害著什麼？而真正受益的，究竟又是些什麼人？而滿洲最後的英雄良弼，在恩銘死後仍堅持錄用革命黨，終喪生於革命黨的爆彈。
辛亥革命後，光復會刺客徐、陳、馬三人遷葬杭州，稱"三烈士"墓。1964年遷雞籠山，葬於孔廟內，文革期間隨孔廟一同被搗為齏粉，碑石無存。1981年，重拾"三烈士"遺骨，遷葬風篁嶺南天竺寺。
徐錫麟與恩銘，這兩位本當是為共同理想和共同事業並肩奮鬥的同仁，卻因生在一個悲劇的時代，和一番悲劇的思想，無端相殺。在他們死後，雙方陣營中袁世凱和孫文一類的人們，越發地得勢了。
來源：微信：念君子之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