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坐女兒開的車時，她沒打轉向燈就左轉彎了。她說：“給你說點好玩的事兒吧？我從來不打轉向燈。”
我說：“這不是什麼好玩的事兒。你必須打轉向燈。”
我女兒聳了聳肩——這是青少年的一個莫爾斯代碼，意思是：隨便你啦/你不明白/朱莉婭的媽媽就允許她這麼干。我們開著車在鎮上四處遊盪時，她很放鬆，我們去這兒買盒牛奶，去那兒接個姊妹。
那個夏天接下來的時間里，我們上哪都是她開車。有個郊區傳說講的是人在車裡時，青少年會吐露自己的秘密。我和女兒的情況不是這樣——我們討論的全是晚餐吃什麼。不過有一天，她開車經過一條安靜的街道時對我說：“我很喜歡開車。”
這比對我吐露秘密還要好。我還記得自己剛拿到駕照時的感覺——它的熱量，自由。我迫不及待地希望她也能擁有這種感覺。
她開始上高三，隨之而來的是餐桌上厚厚的一摞課本。現在，每次我把車鑰匙遞給女兒，她都會說：“你開吧？這段時間我壓力太大。”很快，車道上堆滿了樹葉，她說那讓她很緊張，不敢開到街上。萬聖節她也不能開車，因為那些“不給糖就搗蛋”的孩子。然後就下雪了。
給你說點好玩的事吧？這段時間，我也很有壓力。坐在我旁邊的同事，媽媽跟我一個年紀。我的牛仔褲太緊了。我的眉毛更稀了。我的孩子上高三了，這意味著，無論我走到哪兒，人們都想談論一件事：大學。
“你們開始選學校了嗎？她選了多少個預修課程？她擅長體育嗎？她是領導者嗎？是志願者嗎？是優秀畢業生嗎？”
我的回答會把談話引向兩個方向之一，就像是“驚險岔路口”(Choose Your Own Adventure)。如果我提出異議，我們就開始感嘆，現在的孩子壓力太大，真是可憐。如果我隨聲附和，我們就會談到：“你們列好名單了嗎？”
我討厭這個問題。要“選大學”的不是“我們”，而是我女兒。
一天晚上，我和丈夫與剛從日本回來的一些朋友共進晚餐。我們入睡時，丈夫說，“我寧願談論廣島也不想談論大學——我這是怎麼了？”
我熱愛這座城市，我們選擇它，是因為它有著優秀的學校和質樸的家庭。這裡不是那種別人會關心你的車子或者草坪的郊區，但人們會在意你的孩子去哪上大學。我也在意，但我也想確保我的女兒去了大學能夠照顧好自己。她會炒雞蛋嗎？會理財嗎？會在坐滿了人的房間里發言嗎？我可能幫不上她學三角函數，但我可以告訴她這些東西。我可以教她如何開車。
間隔了兩個月後的一天晚上，我在送她去游泳訓練的路上終於沉不住氣了。我一邊系安全帶，一邊怒氣沖沖地說道：“下次你來開。老是當你的司機我受夠了。”
她聳了聳肩：行吧/我很累/茱莉亞的媽媽就不會大聲嚷嚷。
“其實，從長遠來看，你的SAT考得怎麼樣並不重要，”我說。“重要的是你會不會側方停車。駕駛是生活技能。你得練習。”
她往後靠去，閉上了眼睛，就像她還是嬰兒時在我的臂彎里打瞌睡一樣。不知怎麼，剛剛一時激動，我忘了當我半夜上床睡覺時她還趴在那本《憤怒的葡萄》上，忘了她還要游上三英里，游完了頭髮都會被凍住。
她從更衣室里發來簡訊：“我在拼盡全力了。你是知道的吧？我壓力大得都要瘋了。”
我差點就回了一句，我也是——但我接著便意識到，我的壓力並不是她的問題，正如她的SAT考試不是我的問題一樣。於是，我發了一行愛心。
後來再有人想和我討論是選博雅還是“十大”時，我說：“停，等等。車學得怎樣？”
我的朋友不禁大笑起來：“簡直就是噩夢！她不會停車讓行人！”
這兩個對話——大學和學車——都只是一個讓我們夜裡無法入睡的現實問題的替身：我們的孩子一年後就要離家了。桌面上不會再堆滿書本，不再需要深夜的一杯杯茶。我不想把餘下的時間都用來執著于思考我的女兒會去哪裡上大學。除了學費（深呼吸），目的地並不是我能掌控的。
距離女兒的駕駛考試只有四周的時間了。我們——我是說，她——還沒有掌握側方停車，但她已經能在新澤西的公路上泰然自若的行駛了，真適合她的中間名（Grace[優雅]，她這個年紀大半的女孩都叫這個）。當我們來到一個四向停車路口時，她等了三輛車按順時針順序開過。然後，她慢慢地踩下了油門。她說，“輪到我了，”我知道。也正是因為我知道，我才沒向她大吼開快點。
來源：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