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方六
五代周文矩繪《文苑圖》，描繪詩人王昌齡任江甯縣丞時，在縣衙旁的琉璃堂與詩友們雅集的故事。（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春秋時期流行“當筵歌詩”“投壺賦詩”
《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
中國人喜歡詩歌，先秦時已有雛形，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出現就是一個標誌。而追溯起來，早在甲骨文時代，古人就開始寫詩了。在《甲骨文合集》中，很多卜辭已具有詩詞韻味。如21021卜辭：“辛未大采，各雲自北；雷延大風自西，刜雲率雨。”這段記載應該是當年巫師假以舞蹈動作、吟唱出來告示商王的，這不正是一種詩的表達嗎？
與“詩詞”一樣，“詩歌”也被認為是“詩”與“歌”的組合體，但最早時詩和歌並不是一回事。據《尚書?堯典》，堯帝當年任命夔為樂官時說：“詩言志，歌永言。”顯然，堯帝也是詩人或是歌者，對詩與歌頗有研究。而“詩言志，歌永言。”正是中國人喜歡作詩、痴迷詩歌的根本原因。
先秦人喜歡詩歌，是通過“當筵歌詩”、“投壺賦詩”等形式表現出來的。這種“當筵歌詩”是中國最原始、也最流行的一種“斗詩”形式。據《春秋左傳?昭公十二年》，當年齊侯、衛侯和鄭伯到晉國，拜賀新君即位。席間行投壺之禮，賦詩助興。中行穆子舉箭而歌：“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投中了，輪到齊侯。齊侯舉矢接其茬而歌：“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
中行穆子和齊侯如此“斗詩”，不僅是中國“斗詩”最早的古籍記載，也開了宴席酒令令辭先河。
魏晉時期熱衷“金谷酒數”“曲水流觴”
《金谷詩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
從春秋時期開始，詩歌開始發展，楚辭、漢賦相繼出現，魏晉南北朝時又出現了五言詩，湧現出一批文化名人和詩賦大家，如曹魏建安文學中的“三曹”、“七子”，兩晉文壇則有左思、陶淵明、謝靈運等。魏晉南北朝不只為唐詩的繁榮奠定了基礎，還為後世詩文創作、交流探索出了一條可行之路，這就是“詩詞大會”式“大家一起玩”的集體創作模式。
秦漢時斗詩形式已有發展，表現為席間聯句吟詩，名之曰“即席唱和”。到魏晉時，當筵賦詩在文人間開始流行，最熱衷此事的文人之一是西晉的石崇。
石崇擅長詩文，又是大富豪，他在洛陽郊外、河南縣界金谷澗中，建造了豪華的“金谷園”，方便文人詩友聚會賽詩。宴席上，石崇與賓客常常當筵賦詩，創作出了不少佳篇，統稱“金谷詩”。石崇為“金谷詩集”親自作序稱：“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現在仍流行的“罰酒三杯”之俗即由此而來。
石崇的金谷宴席往往有幾十人參與，其斗詩規則被稱為“金谷酒數”。這種飲酒、賦詩的玩法，在詩詞高度繁榮的唐朝更是大行其道。詩人李白在《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中稱：“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金谷酒數”是中原北方文人的發明，而在當時的南方則流行臨水設筵，以“曲水流觴”的方式作詩、斗詩。觴是一種酒器，多為木製，可漂浮，從上游流來的觴在誰面前打轉或停下，誰就飲酒賦詩，他人唱詩應和。
東晉時有一場著名的“詩詞大會”是永和九年（西元353年）上巳節，在山陰（今浙江紹興）舉行的“蘭亭之會”。參加這場詩會的有著名書法家王羲之、軍政高官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人。會上每個人都要吟詩作賦，最後由王羲之為詩集書寫序文，此即有名的《蘭亭集序》。
文人應當都挺愛好此道（曲水流觴）的。此圖乃是日本京都御所常御殿的曲水流觴繪畫。
唐代出現“飛花令”“拈字流觴”
白居易詩曰：“閑征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弦。”
唐代詩人輩出，詩作充棟，可謂“詩的唐朝”。詩歌為什麼會在唐朝繁榮起來？原因當然是多元的，但根本上與唐朝整個社會對詩歌這一文學品種的重視和推廣有直接關係，不論是上層還是底層，人們都喜歡詩歌，就如現在人人玩微信。
在唐朝，生活中的各個角落都離不了詩，以文人酒局來說，每一場都是“斗詩會”。唐太宗李世民為秦王時，便在宮城西開文學館，羅致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文士，歡宴暢飲，行令吟詩，扶琴弄墨……閻立本的《十八學士圖》描繪的就是這種場景。唐朝人特別喜歡行令飲酒，全民參與，此即白居易所謂：“閑征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弦”（《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後期》）。白居易生前曾組織過兩次由多位年過七旬老人參加的“尚齒會”。這是以作詩吟詩為主題的酒會，會上要求每位老人都要賦詩紀勝，然後安排畫工，給每位老人畫像，畫上還題上他們所賦詩文。
“飛花令”早在唐代就是詩人最喜歡玩的酒令之一。“飛花令”又叫“春城無處不飛花令”，因盛唐詩人韓翃《寒食》詩首句得名。“飛花令”其實是“飛觴令”中的一種，約定所答詩中出現某字，就是某令，故又叫“拈字流觴”，如出現“花”字，就叫“花字流觴令”；出現“月”字，就叫“月字流觴令”。
“飛觴”有多種玩法，如合席約定每人吟一句詩詞，其中要帶“花”字，其難在“花”字須出現在特定位置上，如第一個人說“花落知多少”（孟浩然詩），那接下來的人說的詩句中“花”就得在第二字位，答“五花馬，千金裘”（李白詞）是對的，如果說“感時花濺淚”（杜甫詩）就錯了，要罰的。再接者“花”就得在第三字位：“月照花林皆似霰”（張若虛詩），如果說“迷花倚石忽已暝”（李白詩）也不對，要罰酒。
也有不講字序的，吟出古詩中的“花”字排在哪一位，哪一位飲酒，接著繼續行令“飛花”。一般情況下，所有參與者都飛到“花”時才令畢，酒席才可結束。因此，玩“飛花令”時人人都少不了被罰酒和敬酒，確是“春城無處不飛花”。“飛花令”雖為酒令，但它也是名副其實的“詩詞大賽”規則。
宋朝人青睞“唱酬”以“詞言情”
晏殊詞云：“一曲新詞酒一杯。”
唐朝乃“詩的天空”，而宋朝則是“詞的黃金歲月”。宋詞的繁榮得益於晚唐和五代詞人的努力，南唐李煜一句“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已將詞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宋朝，“詩言志”下面的“歌永言”，已換成了“詞言情”。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詞能不火嗎？
其實，唱酬現象在先秦時就有，如上文提到的齊侯與中行穆子“當筵歌詩”就是一種唱酬。唱酬亦稱“唱和”、“酬唱”，要求“共題同作”，這是古代“詩詞大會”上的保留規則。唐朝詩壇運用成熟的“唱酬”規則給宋人填詞帶來了新的刺激和興趣，個個樂在其中。
唱酬規則有酬和、賡和、追和、分韻、依韻、用韻、次韻、步韻等多種手法。在唐朝，詩人們無不唱酬，白居易《因繼集重序》稱：“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唐朝人的“斗詩”精神被宋朝文人完全繼承下來，飲酒必填詞，填詞只須酒。用北宋著名詞家晏殊的詞句來說，這叫“一曲新詞酒一杯”，與唐朝人的“斗酒詩百篇”相映成趣。
詞皆有固定詞牌和格式，依牌格填出即行，故寫詞多稱“填詞”。詞的這種特有屬性，也決定“斗詞”比“斗詩”更有規矩。而且，斗詞不僅可以在同輩、朋友間進行，後輩甚至後代都可隔時空“斗”上一詞。
賀鑄和張元干都是宋朝詞人，賀鑄當年居於今蘇州橫塘時，對路過的女孩一見鍾情，卻無從搭訕，鬱悶之下寫下一首《青玉案》詞：“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此詞一出，唱酬者甚多。南宋詞人張元干在《青玉案》序稱：“賀方回所作，世間和韻者多矣”，遂有唱酬之作：“平生百繞垂虹路。看萬頃、翻雲去……”
北宋時最著名的一場“詩詞大會”是在駙馬都尉王詵的私家花園西園裡舉行的，史稱“西園雅集”，舉行時間在宋神宗元豐初年。王詵邀蘇軾、蘇轍、黃庭堅、米芾、秦觀、李公麟以及日本圓通大師等十六位文化名人、作詞高手、繪畫大師等，作詩填詞，談經論道。宋代的這次“西園之會”與東晉的“蘭亭之會”一道，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兩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