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鵬池
左起：張春橋、江青、周恩來、姚文元、毛澤東、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
1963年，戚本禹在《歷史研究》上發表批太平天國李秀成的文章《評李秀成自述》，引起很大轟動。
編輯部負責具體工作的丁守和先生閱後覺得戚文文字清晰，還是講了一些道理的，可以發表，並遵照主編黎澍的意見，送給田家英一份請他看看。田家英的意見是，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大家進行探討總是有益的；但戚本禹這個人不是個好東西，文章可以壓一段時間再發表。（筆者註：田家英對戚本質的認識可見一斑。這也是田戚關係中一則重要材料，是筆者在寫《田家英之死》時沒有發現的）（又註：由此也可見田家英之幼稚）
後來戚文就發表在《歷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文發表後，在學術界、尤其是近代史學界引起軒然大波，絕大多數學者不贊同戚本禹的意見，中宣部也批評道：《歷史研究》發這樣的文章，為什麼不與我們打個招呼！？
學術界反響強烈，中宣部也認為問題嚴重，於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出面召開了一次專題會議，除郭沫若以外，歷史學界在北京的頭面人物基本都到會了，如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鄧拓、劉大年、李新等等。會議出現了一邊倒的情況，人們紛紛指摘戚本禹，尤以翦伯贊的發言最為激烈：戚本禹根本不懂得歷史。你批現代修正主義，要從近代史上找這樣一個例子，是完全錯誤的，是站不住腳的。翦老還講了忠王府的來龍去脈，說忠王府，那裡是拙政園，原來就是富麗堂皇，並不是李秀成去了才富麗堂皇的。（註：由此可以了解在文革中翦伯贊的下場為何如此之慘？）
主持會議的中宣部科學處林澗青處長最後作了結論：戚本禹的文章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是有害的，史實上是站不住腳的，一定要肅清影響，並委託劉大年組織一篇批駁文章。劉大年等人的文章也很快寫好了。
面對學術界一片反對的聲音，戚本禹已經亂了陣腳，正在準備寫書面檢查。這時江青代表毛澤東約見戚本禹。她對戚本禹說：你的文章寫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揚了你，說你給黨立了一功。因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問題，主席認為黨內叛徒問題長期以來沒有解決，你的文章提出了這個問題，所以主席表揚了你。你要繼續寫下去，寫完以後，你可以請教康（生）老在釣魚台九評的班子，他們會給你出主意。
從江青那裡領了“尚方寶劍”後，戚本禹不再寫檢討了，而是積極準備寫第二篇文章。這第二篇文章的初稿，主要是逐一反駁劉大年文章的觀點。文章寫就後馬上送到了釣魚台。康生等“金針度人”，向戚本禹面授機宜：你不能被動地跟在別人後邊，要使文章有分量就要站得更高，要抓住叛徒問題。
不管怎麼說，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還是有點學術味道，那麼第二篇文章就徹頭徹尾政治化了，國際上從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到赫魯曉夫；國內從汪精衛、蔣介石一直到彭德懷，大講叛徒問題。
“文革”以後，歷史研究編輯部工作人員曾到秦城監獄專門就這一問題調查戚本禹，他是這樣回答的：批李秀成是對著彭德懷的。彭德懷晚節不忠，我是用李秀成影射彭德懷。主席提出來，要保持晚節，晚節不好，一筆勾銷。
從上述情節中我們可清楚地看到：
第一，戚本禹所寫的這篇文章是為了投機政治。歷史被戚本禹用作投機政治的工具。
第二，毛澤東支持戚文是為了政治利用歷史。
至於歷史史實的本身，李秀成的自述是否是變節書？李秀成是否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叛徒？這一切都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戚本禹的文章提到了叛徒問題，而毛澤東正要解決黨內的叛徒問題。
所以這個“為黨立了功”的戚本禹此後飛黃騰達，不可一世。
毛澤東著名的十六個字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在史學界傳開以後，關於李秀成的評價很快只有一種聲音了，李秀成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叛徒似成了鐵案。
利用“李秀成自述”將李秀成打成“叛徒”畢竟還經戚本禹作了一些考證；繼而利用“多餘的話”將瞿秋白打成“叛徒”連考證都是“多餘”。這一切都是毛澤東準備“倒劉”的一個鋪墊。
劉少奇的所謂歷史問題，就是後來被確認為“叛徒、內奸、工賊”的六字“鐵案”，而“叛徒”是其核心內容。
毛澤東於1952年秘密指使高崗調查劉少奇歷史問題；64年前後支持戚本禹的這篇文章；文革後的揪叛徒運動，對劉少奇的三項罪名，都是毛心中那棵邪惡之草在起作用。
來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