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協平
最近，中共將文革浩劫定性為“艱辛的探索”，引發眾怒。圖為文革期間的批鬥會。（網路圖片）
人們對歷史的認識，總是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而深化而提高。對“文革”的定性，《決議》不是完美的終結，而是良好的開啟，也許還是當時所能提供的最大公約數？不好說。
解放思想，就包括對已有的結論，哪怕是權威的結論的懷疑、批判和揚棄。定於一尊，祖宗之法不可違，現成的結論不能變，從來與解放思想絕緣。
循此，說“文革”是給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恐怕還不夠，不夠在國人對歷史教訓更深切的認識與把握上。好在，從那以後，國人對那場浩劫沒有停止思考和研究，對“文革”的定性更準確更實事求是有太多的期待。事實上，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就有人對“文革”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給出了自己的說法，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明確提出，“文革”是國恥，值得探討和研究。
李先生在1998年2月撰寫的《只有一個顧准——<顧准日記序>的補充》一文中，鄭重地指出，“……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真能改造好人們(不僅顧准)的思想上，而在於它居然能把八億人口的大國改造成一個普遍說假話的大國。”，“所以我認為，歷來的所謂‘國恥’，其實不過是各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國難’，‘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國恥’。”
同年底，在《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送別錢鍾書先生》一文中，李慎之先生說：“錢先生為楊絳的《幹校六記》寫小引，說其實還漏了一記——‘運動記愧’。我想這篇文章其實是應該由全中國人來做的，中國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國這一段的國恥的。”
李先生所言極是。
文革摧毀中華傳統文化，詆毀神佛，侮辱孔夫子。（網路圖片）
所以言者，概因“文革”是當時的國家實際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開展“文革”的《5·16通知》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是經毛欽定和在他主持下被最高當局認定和通過的。沒有證據證明這個通知和決定的起草、出台是草率的，也沒有證據證明當時台上袞袞諸公，有誰在這個禍國殃民的通知和決定出籠前後，要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公開發出不同的聲音，甚至面析廷爭，從而為這個國家留存了一抹睿智的目光，一根挺直的脊樑，一份天地間的正氣。不錯，當時黑雲壓城，壓力山大，但你既然占著那個位子，你就是國家的棟樑，就有抗爭的義務，就得有所擔當。
可惜，我們看到的是，在“文革”發動之初，廟堂中竟然無有一人是男兒!在火燒到自己身上，也演出了懷仁堂拍案一說，那就基本上是在重複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上馬丁·尼莫拉牧師的銘文所講述的故事了：“納粹殺共產黨時，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接著他們迫害猶太人，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然後他們殺工會成員，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後來他們迫害天主教徒，我沒有出聲，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當他們開始對付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站出來為我發聲了。”
“文革”的發動和開展，也得到了當時國家機器的全力支持、保駕護航。筆杆子在前，各種輿論機器全部開動起來，為“文革”搖唇鼓舌、搖旗吶喊，推波助瀾，販賣的無不是階級鬥爭、造反有理、個人迷信等這些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的叢林哲學與邪教，干盡了掩蓋真相、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無限上綱等傷天害理的勾當，顛覆的是人類的基本良知和常情常理與常識。
公檢法居中，對“文革”對象和不滿“文革”者全面張網。當時有砸爛公檢法一說，但砸爛的無非是至少在形式上還是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最後兩道防線。沒有辯護，辯護就是犯罪；沒有審判，審判就是言出法隨。此後，公檢法合署辦公，按照“公安六條”行事，沾上這六條的邊，就能下獄乃至殺頭。莫須有，並不是秦檜的專利。望文生義，深文周納，凡是兩千年來專制發明的構陷都派上用場，且有所發明、有所創造、達於極致。至於在群眾專政的瘋狂中，湖南道縣和北京大興縣的大屠殺，則完全失控，令人髮指。殿後的是軍隊，所謂支左，支了什麼，過來人心裡都有數。
“文革”還得到了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極為虔誠和狂熱的擁護。這等於是上面說，你們自殘吧，打自己的臉吧，這是練功，能強身健體。於是，從上到下男女老少興高采烈爭先恐後扇自己的耳光，還恨不得拿磚頭砸自己的腦袋;上面說，你們一起往溝里跳吧，那裡是天堂，於是，從上到下男女老少唱著讚美詩奮勇爭先往下跳;上面說，你們大家互相掐架吧，其樂無窮。於是，從上到下男女老少揎拳擄袖照準對方的軟肋猛下狠手。當其時也，不是沒有清醒的人，可惜經過多少年的洗腦，已經很少，還無一例外都被捆綁住手腳、蒙住了眼睛、捂住了耳朵和嘴巴。即使有像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等這樣的先知先覺、大智大勇，掙脫了精神的枷鎖，告訴大家皇帝沒穿衣服，也被認為是瘋子、惡魔。然全民腦殘，可悲哪！
總括以上三條，說“文革”是一場反文明的盛宴，是國恥，並不誇張。在那場盛宴中，掌國柄者“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據要津者噤若寒蟬，甚至賣身投靠，英雄群眾，則把神賜給的毒藥當甘露，舉杯豪飲，自己為自己修造監獄，還匍匐在神的腳下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口口聲聲吾皇萬歲。告密親人成了忠誠的代名詞，同族相殘受到制度性的唆使和獎勵，假話已經是每個人的護身符和往上爬的通行證，早請示、晚彙報、跳忠字舞這些洋相，一時成了時髦。幾千年古國文明包括人類所有文明，都被妖魔化被糟蹋盡凈。這種自淫自殘、自亂江山，自掘墳墓的蠢事，都是在神聖的名義下，萬眾一心、心甘情願地干，理直氣壯地干，信心滿滿地干，唱著讚歌干，一直干到共和國主席、解放軍兩位元帥、大批社會精英，以及無數被打入另類者，死的死了，死不瞑目，跑的跑了，亡命天涯，關的關了，沒關進去的也好不到哪裡去。
葉劍英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披露了“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我統計了一下，那十年，被殺害、自殺、整死和失蹤者，高達210多萬人。與八年抗戰國軍犧牲350餘萬將士相比，該做何感想。如果考慮到葉劍英作報告時“文革”剛剛結束，考慮到“文革”期間幾乎無檔案可言，210多萬這個數字應該說不能不是保守的。
很明顯，在“文革”期間，舉國幾乎人人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說是國恥，並不為過。順便說一句，張志新臨刑被割斷喉管、林昭被殺害後警察向其母親索要子彈費、鍾海源被活體取腎，隨便哪一例，都夠得上國恥。
說到這裡，不能不特別指出的是，即使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侵略者，也沒能把他們的鐵蹄伸向黃河對面的延安乃至更廣大的西部地區，“文革”製造的災難在中國大陸卻無遠弗屆。抗戰八年，西南聯大再怎麼艱難，也還能讓教授們教書，學子們讀書，“文革”十年，舉國卻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而吳晗、傅雷、卞仲耘們，能走出國難，卻走不出史無前例的造反歲月。
一個國家在集體發瘋，國難耶，國恥耶？大概都有吧。
每年“九·一八”都要鳴笛以警示國人莫忘國恥，那麼，對“文革”，該不該確定一個日子，以警示國人？如有必要，那麼，1966年5月16日，是那個臭名昭著的通知發出的日子，1966年8月5日，是那張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出籠的日子，1966年8月8日，是做出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決定的日子，1966年8月18日，是毛澤東首次接見、檢閱百萬紅衛兵的日子，都有資格做“文革”的警示日。
國恥不足畏，知恥而後勇，怕的是諱疾忌醫。以史為鏡，不重犯“文革”錯誤，這一課似乎應該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