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畢唐書
抗戰期間，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沙坪壩舊址。（網路圖片）
偶爾看到一位南京大學的學生寫的校內日誌，讀來叫人心酸:
——1956年，北大北師大成為全國重點大學時，這所學校不是重點大學。這所大學的老校長在國家教委門前的雪地里坐了一夜，才僥倖與北大北師大一起辦起了研究生院。
——霍金 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沒有去過這所大學，儘管他的論文中曾經數十次引用過這所大學天文、物理系發表在《science》、《nature》上的論文。
——這所大學的學生不能確定自己的母校是不是被國人尊敬。我永遠無法忘記，那一年風雪交加的元旦之夜。先校長曲欽岳先生在校廣播里致新年賀詞和辭職聲明：“國家對教育口惠而實不至，我已身心疲憊，萬難繼續校長的工作。”學校的黨委書記因為全校帳上只剩下5萬塊錢，不得不四處借款給老師發工資。
——這所學校20年前動工興建的新校區到現在還沒有圖書館，只有一個用建築工棚組成的閱覽室。新校區里的很多建築和景觀都是歷屆師生義務勞動建設起來的，裡面的一草一木，國家沒有投資一分錢。
上面說的這所大學就是南京大學，我的母校。她曾經是民國時期的國立中央大學，這就是她的原罪。（此處引用時對原文作了壓縮）
“這就是她的原罪”——正是帖子中的這句話引發了我對國立中央大學的興趣。當了解了她的短短几十年的歷史之後才明白，原來她才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最高學府!
1932年，羅家倫就任中央大學校長。（網路圖片）
一、羅家倫就任中央大學校長後指出：大學應該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中央大學的目標應該是柏林大學、牛津大學、巴黎大學等這些國立大學裡一流的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名副其實的中國最高學府。
這裡說的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而不是民國時期，是因為民國時期應當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為北洋政府時期，首都為北京；後期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首都為南京。前期中國的最高學府應當是北京大學，後期的中國最高學府才是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的近代校史肇始於1902年張之洞、劉坤一等人創辦的三江師範學堂，歷經兩江師範學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國立江蘇大學幾次更名。前身主流意見為南京東南大學，建校歷史一般從1915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時算起。南京東南大學是20世紀20年代初在張謇、蔡元培、蔣夢麟、黃炎培等人士上書教育部後建立的。當時她是與北京大學並駕齊驅的著名綜合性大學。司徒雷登曾稱稱其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國立高等學府。1927年3月，北伐軍攻佔南京，6月，以國立東南大學為基礎，併入原由該校衍生的河海工科大學、上海商科大學和江蘇法政大學、江蘇醫科大學及江蘇境內四所公立專門學校，在首都南京改組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5月16日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不僅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最高學府,也是整個民國時期國立大學中規模最大、系科設置最全的大學。
如蔣夢麟之於北京大學，梅貽琦之於清華大學，創建國立中央大學的關鍵人物是羅家倫。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浙江省紹興人。1914年入上海復旦公學，1917年進入北京大學文科，成為蔡元培的學生。1919年，在陳獨秀、胡適支持下，與傅斯年等人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當選為北京學生界代表，到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支持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了印刷傳單中的白話宣言《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並在5月26日的《每周評論》上第一次提出“五四運動”這個名詞，一直沿用至今。1920年赴美留學，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習歷史，又轉往倫敦大學、柏林大學和巴黎大學深造，1925年回國，任東南大學教授。翌年參加北伐，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編輯委員會委員長、中央黨務學校代理教育長。1928年濟南"五三"慘案發生，蔡公時等18名中國外交人員遭日軍慘殺。羅家倫時任戰地政務委員會教育處長(蔡為外交處長)，受命與日軍的師團長交涉，其膽識為世人所稱道。三個月後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時，被任命為首任校長，時年僅31歲。
1932年，羅家倫35歲時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至1941年去職，任職長達10年之久。這10年，是中央大學危難深重而又發達鼎盛的10年，而羅氏便是這一時期中央大學整頓和發展的總設計師。
羅家倫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可說是"受任於動亂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此時的中央大學是一個爛攤子。因為經費及學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長，以致校政無人，陷於混亂。最高當局甚為震怒，為此一度解散了中央大學，教育部派員接收中大，教員予以解聘，學生聽候甄別。羅家倫原本不想接下這個燙手的山芋，無奈前任中央大學校長、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秉承蔣介石的旨意，一再登門力勸，“以國家及民族學術文化前途的大義相責”，出於愛國心，羅“不忍在國難期間，漠視艱危而不顧”，於是抱定“個人犧牲非所當惜”的勇氣，挑起了這副千斤重擔。
羅家倫能夠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固然是得到了蔣介石的賞識，同時也與他“五四”學生領袖的形象，濟南“五三”慘案善後處理中的個人魅力乃至其獨特的留學經歷有關。這樣的校長易為學生所接受。於是，中大的“易長風潮”便以羅家倫的到任而告平息。
羅是天生的大學校長。1932年10月11日，上任伊始的羅家倫在中央大學的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講，題目為“中央大學之使命”。他認為，“創立一個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學若不能負起責任來，便根本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更無法領導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動。一個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創造，一定要趨於滅亡，被人取而代之的”；他由此提出：“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以達到一個大學對於民族的使命”。
羅家倫曾先後留學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倫敦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在他心目中，這些大學都是各國民族精神的體現，代表了各自“民族的靈魂”。他長校中大，志在要中大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為復興民族大業的參謀本部”；他為中大設立的目標是柏林大學、牛津大學、巴黎大學這些國立大學裡的一流大學。而要負起上述使命，他認為一是要具有復興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協調在這一共同意識之中。
他以柏林大學為例，當日耳曼民族受到拿破崙的軍事擠壓時，一代學者積極配合政治改革，再造民族精神，貢獻綦大而影響深遠。在有了這樣的意識之下，羅家倫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謀中央大學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實”、“發展”三時期以進。這就是首先要創造一個“安定”的教學環境，再進行師資、課程、設備諸方面的“充實”，以求得學校的“發展”。他預計每個時期大約需要3年，同時又辯證地提出，“在安定的時期應當有所充實；充實時期應亟謀發展；就是到了發展時期，也還應當安定。”
他為國立中央大學撰寫的校歌歌詞為：“國學堂堂，多士蹌蹌；勵學敦行，期副舉世所屬望。誠樸雄偉見學風，雍容肅穆在修養。器識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復興大業，增加人類知識總量。擔負這責任在雙肩上。”並從歌詞中取出“誠樸雄偉”四字作為新學風。“誠”，即對學問要有誠意，不以它為升官發財的途徑，不作無目的散漫動作，守著認定的目標義無反顧地走去；“朴”，就是質樸和樸實，力避纖巧浮華，反對拿學問充門面，“唯崇實而用笨功，才能樹立起樸厚的學術氣象”；“雄”，就是無懼無畏的氣魄，改變中華民族柔弱委靡的頹狀，善養吾浩然正氣，男子要有雄風，女生須無病態；“偉”，就是偉大崇高，力避門戶之見，敢做大事，能成大器。“誠樸雄偉”後來被定為中央大學的校訓。
適值國家內憂外患之際，羅家倫激勵中央大學師生學習柏林大學前輩，“建立有機的民族文化”，葆有獨立精神，復興中華民族。要引導師生回歸到學術中去，校紀就不可松馳，為此他採取四項措施：一是“鬧學潮就開除”，二是“鎖校門主義”，三是“大起圖書館”，四是“把學校搬到郊外”。
羅家倫本身是五四學運領袖，靠鬧學潮起家，現在卻反對學生鬧學潮，且措施極為強硬，這恐怕是他對學潮的反思所致。此舉確實耐人尋味。這讓人想起五四運動時蔡元培對學運的態度。蔡元培對於學生運動一向抱有“成見”，所以五四剛過，立即請辭北大校長。因為他預見到五四之後的北京大學已經難於走上“研究高深學問”的道路了：“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潮，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於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就難以滿足。”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蔡氏對於學生運動自有一種難言之隱，既同情，也不滿。羅家倫現在反對學生鬧學潮，與蔡元培自有一致處，不過他比他的老師更強硬。其中的是非當另作別論，但在由於學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長的中大，也確是“安定”學校局面的必要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