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爆炸”的消息是一個同學偷偷告訴我的。
搞了兩三年文化大革命，我們這些被當作“先鋒”和“闖將”的中學生全都被趕到了農村。我1969年3月下到忠縣望水公社同興七隊，那是一個人口過多、田地貧瘠的地方，人均不足一畝耕地，每年只能分不足一百斤穀子，大半年時間都只能靠紅苕度日。
我父母都是搬運工，我從小（5歲多）就開始為母親“打薄”（搬運工行話，就是為她多少減輕一點負擔）。從背兩匹磚開始，到下鄉時我可以挑兩百斤爬坡上坎。從小家裡窮慣了，又滿懷着“革命理想”，在鄉下兩三年，基本上沒有感到有什麼特別“惱火”的。有力氣，那農活也沒有什麼好學的，我很快就成了生產隊的強勞力，什麼都不比農民做得差，一年要做3000多工分，在生產隊里是最高的。
由於“表現”好，我當過知青代表，出席過萬縣地區的上山下鄉座談會；當選過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上台去講過學習心得。但是，1971年四川開始的“批清”（批判極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會”）運動，卻把我打入了另冊。因四川當時的“批清”主要是清查“三老會”，而“三老會”又主要是清查原成都“八二六”和重慶“反到底”這一派群眾組織中的幹部和造反派骨幹，我原是重慶反到底派的中學生紅衛兵，參加過武鬥，公社不僅收到各地飛來的函調信，要我檢舉揭發；而且學校的工宣隊還派人下鄉來調查。不知他們在公社領導面前捅了些什麼“爛”，反正第一批招工沒有我的名字。雖然我不斷用“革命道理”安慰自己、批判自己、說服自己，但心裡依然難過，依然氣惱，依然憤慨。
正好遇上整黨，公社新來的主任是個女的，抱着還在餵奶的孩子進駐到我們生產隊。我心中有氣，就不理睬她。她見我勞動積極，做事踏實，便把我弄進整黨領導小組裡當群眾代表（當時提倡的是由群眾幫助整黨）。後來，還要我寫入黨申請，要培養我入黨。我把我參加過武鬥的事告訴她，她只說了一句“認識了就好”。不久，第二批招工開始，她堅決要推薦我。公社其他領導表示異議，她說表現這樣好的不推薦還能推薦誰？把那些異議全都駁了回去。就這樣，在極短的時間裡，連續三家單位來招工，她就為我填寫了三張推薦表。區里的領導打電話來質問，她說別人表現得好，就是要讓表現好的早點走嘛！讓那區領導也無話可說。
哪知，第一家單位就把我收了。不過也遇到一點問題。我眼睛左眼好，可以看到1.5，右眼差，只能看到0.2。體檢時我作了一點弊，趁醫生不注意時，就讓左眼幫右眼的忙，結果造成那右眼的視力檢測一會兒好，一會兒孬，引起了招工“老闆”的懷疑。過了幾天，招工單位又通知我到縣城去複查。複查時，我依然故我。反覆多次，我忍不住了，心一橫，對那招工“老闆”說：“我眼睛有一隻近視，肯定的，你們要就要，不要算了，不查了，查也是近視！”說完就氣呼呼走了。哪知就是這一句話，讓那招工“老闆”立即決定收了我。後來進了廠，知道他是一個車間的指導員（黨支部書記）。他對別人說：“只要人老實，近視點又有什麼關係嘛？”
那天，我帶着悶氣又帶着對前途的茫然，從縣城回生產隊。同學蘇祖斌回重慶去后又回來，正好碰上，我們同行。天陰沉沉的，我們沿着一條小溪鑽進山裡，那小路上再沒有行人，他才壓低聲音告訴我林彪“爆炸”的消息。在農村，除了生產隊訂有一份《萬縣報》而且是十天半月才來一次外，幾乎沒有任何外界信息。那時，留在城裡的那些工廠的“戰友”們，大多都在被“批清”，不是被關押就是寫不完的檢查，哪還敢給我們寫信說政治。即使林彪事件曾經有過什麼蛛絲馬跡，我們地處窮鄉僻壤，也不可能得知。突然聽到“我們敬愛的林副主席”叛逃蘇聯，那震驚的程度不是今天的年輕人可以想象的。一時，我只覺得腦海里一片空白，那小溪的叮咚聲變成了震耳欲聾的轟鳴，那陰沉沉的天頓時垮下來壓在我們頭上，那遠處的大山，近處的大樹似乎全都搖晃起來。我站在那兒愣了好半天，還是蘇祖斌推了我一把：“走喲，路還遠呢。”我才回過神來。
可能是這太出乎人意料又讓人感覺太不真實的消息，驅逐了我因為體檢而引起的鬱悶，革命造反的情緒又在胸中滾動起來。我們默默地爬上一座山樑，視野開闊了許多，遠處的農舍炊煙裊裊，灣里有農民在犁田，那牛仰起頭長嘯，雲霧似乎都被那牛的叫聲驅趕得退了幾步。我說：“黨和人民遇到這樣大的事，我們還在考慮自己的前途，真不該！”蘇祖斌立即嘲笑我：“又來了！你真‘革命’啊！”他“出身不好”，幾次招工都沒有被推薦，而我已經體檢，雖然可能竹籃打水，但畢竟比他強。我心中雖然不悅，想反駁，話到口邊卻咽了回去，只好繼續默默趕路。
那天晚上，我寫了這樣的日記：
1971年10月28日
今天好像在夢中度過。聽了蘇祖斌講，背心發涼，也為生長在毛澤東時代感到萬分幸福。我們不應當只關心個人的命運，忘記了黨和人民的命運，忘記了世界和革命的命運。為了保衛毛主席，要敢於拋棄一切，拼了。一切個人野心家陰謀家“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經過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國人民思想覺悟大大提高，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國內空前穩定，一兩個小丑跳梁，何妨大局。我們只有認真讀書，弄懂馬克思主義，才可能不至於上當受騙。不管出現什麼情況一定要跟着毛主席，保衛毛主席，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一切野心家都是唯心主義者，過低估計人民，過高估計自己，到頭來頭破血流，身敗名裂，豈有他哉？！
“九一三”事件已經過去40年了，如今再翻開當年的日記，連自己也不敢相信這就是自己寫下的字句。我父母1947年從農村來到重慶，靠出賣勞力為生，解放后的確有一種“翻身作主”的感受，對“黨和毛主席”充滿着一種“樸素的階級感情”。我“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在那樣的時代，在這樣的家庭，受的全是“革命教育”。小學時我就開始讀《毛澤東選集》，初中時就開始批判“封、資、修”，文革武鬥更是沖在前，闖在前，出生入死，那思想早已“革命化”，早已“紅彤彤”的了。雖然下鄉后那看到的，遇到的各種各樣的現實問題對我那“革命思想”也有過觸動，雖然林彪事件也震驚了我，但要洗刷我那思想中的極左，要讓我的“革命思想”來個真正的轉變，還需要時日，還需要有人撥開雲霧，還需要更大的震動，還需要讓我的思想和靈魂去經受鞭撻和錘鍊。
我想，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絕大多數可能和我差不多吧？因此，我對現在有些宣稱自己很早就覺醒了的人總有點持懷疑態度，要是有那麼多人覺悟，“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為何在林彪“爆炸”后還能繼續下去，而且還繼續了整整五年呢？
當然，我也為自己沒能及時覺醒感到遺憾。我離開生產隊時，那位對我有大恩的公社主任語重心長地囑咐我：“遇到任何事，情願右一點，左了往往要犯錯誤。”那時，林彪“爆炸”的消息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她是用林彪事件來教育我。她只有初中文化，只比我大四五歲。怪只怪我沒有聽她的話，以至後來回到城裡進了工廠，我還繼續着自己的人生軌跡，陷在那政治漩渦中不能自拔，在“四人幫”垮台後清查“三種人”時，又多受了幾年的磨難，而且那影響一直持續，讓我錯過了一次又一次“人往高處走”的機會……
《記憶》2011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