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習仲勛在龍門景區前留影。（網路圖片）
毛澤東、劉少奇一唱一和的發言，真正算得上相得益彰，彭德懷、高崗、習仲勛被他們踩在腳下、任意改編，可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劉少奇或許沒有想到，四年以後，他就成了“彭、高、習”的總後台，得到了比“彭、高、習”還要悲慘的下場。
2003年5月，原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的前秘書李原（曾任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出版《只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一書試圖為發生在六十年代初的那場轟動全黨上下的“小說《劉志丹》反常事件”中閻紅彥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辯誣”。然而，這本打著“唯實”旗號的黨史人物傳記並沒有起到作者原本想要起到的作用，相反則給一大批希望了解中共黨史真相的讀者進一步探求這段往事的來龍去脈提供了一個意外的平台。
1962年8、9月之間發生的著名的“小說《劉志丹》反常事件”表面上看起來是由閻紅彥繼續糾纏於西北黨史舊有的恩怨進而栽贓習仲勛引發的冤假錯案。實際上則是毛澤東利用康生、閻紅彥等人為棋子全面打亂“七千人大會”以來的經濟調整政策從而以強化所謂的“階級鬥爭”為目的進一步削弱劉少奇系統乃至最後決定徹底推翻中共八屆一中全會形成的政治格局達到其個人大權獨攬的境地之濫觴。
在這一起事件中，毛澤東以其嫻熟的政治手腕、老到的政治經驗將康生、閻紅彥以及劉少奇等人玩弄於鼓掌之間，翻雲覆雨、舉一反三。所以，查考這一段歷史的全程對於發掘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整體政治思路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該起事件也是我們前面提到的西北黨史恩怨糾纏的最高發展階段。
1、毛澤東尋找新的靶子
第一次廬山會議批判彭（彭德懷）、黃（黃克誠）、張（張聞天）、周（周小舟），大躍進不但沒有減弱反而變本加厲。這種帶有政治指令性的狂熱的大躍進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簡直就是不言而喻的。一些地方省分的群眾向幹部反映“吃不飽”的情況越來越多，李先念、陳國棟、姚依林等人下到基層去做實地考察，江蘇的一個農民對姚依林說：“請你帶話給毛主席，借一點糧食給我們吃，秋後一定歸還，否則實在吃不飽，幹活沒勁。”李先念隨即就把這一真實的情況寫信給毛澤東做了反映。在同一封信中，李先念還坦率的告訴毛澤東：“目前國家的糧食庫存已經挖不動了，群眾的底子也空了。”
更為嚴重的是大躍進造成的居民人口的銳減和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增加。連官修本的中共中央文獻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的作者也不得不羞答答的承認“當時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陽地區），已經開始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況。”
如此嚴峻的形勢讓中共執政當局大感不妙，這起“大饑荒”引發的政治危機其程度遠要超出一般性的想像。毛澤東當然不能無視於此。1962年1月，中央決定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企業和軍隊的負責幹部7118人，故稱“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期間，素來以嚴肅、刻板著稱的劉少奇還頗動感情的說道：“怕什麼丑呢？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要揭！”
應該說這些話很令毛澤東反感也很令毛澤東警醒，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陰影由此爬上毛澤東的心頭。劉少奇系統的頭號大將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彭真也說：“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反對彭真的這一說法，彭真立刻反唇相譏：“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可以批評，這不好。”甚至連儒雅、圓滑的周恩來也號召“向上級進攻”，周恩來說：“黨內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亂鬥爭行嗎？不行！”
在毛澤東看來，這次會議已經並非簡單的清算大躍進的錯誤，而是要清算他毛澤東在中共建政以來的種種錯誤，客觀的說，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並非完全指向毛澤東，甚至在有些地方劉少奇還不斷的給毛澤東遮羞。康生曾問過劉少奇：“有人準備為彭德懷說兩句話，說廬山會議的結論是不是下早了。”可是，一旦聽到有人準備在“七千人大會”期間對彭德懷的問題“說三道四”並可能由此影響到毛澤東的權威，劉少奇不但立刻予以制止，而且還專門在會上發表了一段不準給彭德懷“翻案”的講話。劉少奇說：“所有人都能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
儘管如此，毛澤東對於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前後的諸多表現仍舊不滿，然而，畢竟“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造成的危險局面已經不容置疑，如果這時候對於劉少奇等人提出的“調整”政策唱反調，勢必會引起黨內外的反感。所以，毛澤東暫時予以隱忍。暗地裡他卻對江青、康生說：“搞經濟看來我們是不行了，還是搞階級鬥爭比較內行一些。”也就是說，毛澤東必須重新祭起“階級鬥爭”這面法寶才能重新讓自己走到政治前台、重新樹立其“絕對正確”的形象。而如何利用一兩件突發事件作為號召全黨、全國、全軍上下高度重視“階級鬥爭”則是毛澤東重點考慮的方向。
因此，當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耽於舊日的恩怨是非向康生舉報小說《劉志丹》時，毛澤東終於將其抓在手中，開刀祭旗。
2、閻紅彥告密與習仲勛遇難
楊尚昆在九十年代的一次黨史座談會上談及“七千人大會”的部分內幕時曾經如此說道：“毛主席發動‘大躍進”，經濟上打了敗仗，1960年以後，國家遇到了罕見的災難，不少人私下談論說廬山會議批判彭總批錯了，這種說法在‘七千人大會’上尤其明顯，以致於少奇同志不得不出面講話，維護主席的威望，毛主席自己也說，他是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有人還主張給彭總平反，少奇同志背後也說，彭在廬山的觀點現在看不能算是反黨。不過，少奇為了維護毛主席的權威，還是主張不能給彭德懷同志平反。”
而實際上，當年“七千人大會”的某些情況遠要比楊尚昆描述的複雜，康生在1967年2月的一次批示中寫到：“1962年中央工作會議（指“七千人大會”）期間，以劉少奇為首的黨內堅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一小撮分子竟然在會場貼出反動標語，矛頭直接對準偉大領袖毛主席。”
正是有感於彭德懷被錯批、被冤枉乃至有了一線平反生機的大背景，所以，劉景范也感覺西北系統的幹部在過去的一些年頭裡給批的“太臭了”，有必要搞一個東西出來，《劉志丹》是小說，可以高於“生活”，屬於藝術範疇。
可是，他們沒有料到，毛澤東從延安整風時代就習慣於拿文化、藝術開刀。也就在1962年，江青拿著一堆有關文藝界的所謂的“黑材料”找到康生，請康生給看看，康生說：“現在搞這些東西時候不到，經濟上的帳沒有了，肚子填不飽，說起話來不硬氣。”老謀深算的康生一語道破，算帳不是不算，而是時候未到。
這些情況，劉景范當然無從知曉，即便是身為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也是難於了解。所以，當劉景范對習仲勛說：“陝北的領導幹部死的死，壞的壞，《劉志丹》這本書，你不支持誰支持？”時，習仲勛也就點頭許可了，一場政治風暴隨著小說《劉志丹》的出版拉開了序幕。
就在寫作小說《劉志丹》之初，李建彤也走訪了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閻紅彥。習仲勛本人後來曾經如此回憶這件事：“1962年夏天，那個自命‘理論權威’的人物，對我搞突然襲擊，他在全會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風捉影的材料，誣陷我勾結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和他的愛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製‘反黨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習仲勛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該書314頁）習仲勛提到的“某人”指的就是閻紅彥。
那麼，閻紅彥到底是什麼時間向康生進行的告密呢？原康生辦公室（簡稱“康辦”）秘書穆勤（應當事人要求，故而採取化名的方式）向我們提供了現場回憶。他說：“康生在（1962年）8月23日讓我把閻紅彥的電話記錄找出來送給他，附在次日給楊尚昆的那封信的後面作為說明。按照辦公室的規定，信件的發出特別是發往中共中央辦公廳由康生親自署名的信件，我們都有詳細的記錄，這份電話記錄的原件現在中央檔案館。我印象中記得很清楚，閻紅彥是1962年8月中旬打電話給康生，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呢？因為後來給小說《劉志丹》平反的時候，中央有關部門包括中共中央組織部找過我了解當時的情況，專門做了筆錄，我還簽了字，這份筆錄現在還在中組部。”至此，我們可以看到，閻紅彥為了繼續糾纏西北歷史上的恩怨，利用小說《劉志丹》開始向習仲勛發難。
如果僅僅是閻紅彥的告密以及康生的推波助瀾，還不足以導致習仲勛最後的落馬。而真正讓習仲勛走向深淵的則是1962年下半年開始的毛澤東一手策劃的極左政策的全面復辟以及就此徐徐開幕的更為酷烈的黨內鬥爭。
1962年8月24日，康生寫信給楊尚昆，提出請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小說《劉志丹》。9月3日，閻紅彥第二次去信給楊尚昆，提出兩點意見，還是針對小說《劉志丹》引發的西北歷史問題，他甚至天真的要求中央再一次召開座談會，談談西北歷史問題。他哪裡知道，就在康生給楊尚昆去信的第三天，毛澤東親自召見了康生。
1962年8月26日，毛澤東與康生談話之後，有關小說《劉志丹》的問題繼續升級。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的會議上宣讀了康生遞過來的一張條子，上面寫到：“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進一步闡述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而小說《劉志丹》作者李建彤的丈夫劉景范當然受到審查，據劉景范的女兒劉索拉回憶：“1962年10月23日下午，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將劉景范叫列中組部整整談了三個小時，以黨組織的名義逼迫劉景范承認《劉志丹》這本書是他與習仲勛合謀而著，但被劉景范頂了回去。”劉景范的對抗換來了沉重的代價，他後來被戴上手銬、長期遭受非人待遇。馬文瑞等人也被這“無妄之災”所牽連，甚至連當初給李建彤帶路的王悅賢、劉景華這樣的尋常百姓也躲不過去。根據有關資料顯示，小說《劉志丹》一案遭到無辜牽連的幹部群眾多達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瘋、53人嚴重致殘。
可是，就在習仲勛等人相繼落馬之後，毛澤東在同原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的談話時卻意外的發表了與眾不同的見解，毛澤東說：“仲勛是個好同志，為黨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麼問題？那本小說還沒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話把問題弄大了。我那次說的話是泛指。”這種“馬後炮”在毛澤東來說，已經不是第一次了，而且，說這番話的時候，毛澤東早已經把炮打的目標鎖定在了劉少奇、彭真等人身上，所以，這時候的習仲勛在毛澤東眼中自然也就是“好同志”了，不過，令人倍感納悶的是，在毛口中成了“好同志”的習仲勛並沒有因此逃脫劫難，相反更加恐怖的“文化大革命”還在等待著這些人。
（原文有刪節）
來源：西北革命歷史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