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嚴家偉
“鎮反”運動是“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簡稱──所謂“反革命”，則是中共權勢者用來構陷對方、置人於死地且包羅萬象的罪名。（網路圖片）
“鎮反”運動是“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簡稱──所謂“反革命”，則是中共權勢者用來構陷對方、置人於死地且包羅萬象的罪名。從一九四九年至今的近七十年一裊，中共用這個似是而非的莫須有的罪名，殘殺、迫害了不知多少無辜的人。
一九五○年三月，中共發布了《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份子活動的指示》。六月六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作《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奮鬥》的書面報告，其中就把所謂“鎮壓反革命”列為全黨的八項重要任務之一。七月，中共的政務院、最高法院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十月，中共中央又發布《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爆偏向的指示》，說什麼“鎮反運動開始後，一度出現寬大無邊的傾向”，必須堅決予以糾正云云。從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起，中共更將這一運動推向高潮。
殺人按“人口比例”定“指標”
一九五O年初毛澤東便認為，華東地區多數都是用比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惡霸特務殺得太少。同年二月間，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竟然討論的是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並且“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
更令人震驚的是，他們並非只是說說而已，而是說到做到了！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關”、“管”了多少人？毛澤東後來有過一個說法，叫殺了七十萬，關了一百二十萬，管了一百二十萬。毛的這個說法自然是有根據的，因為它來自於中共一位副部長徐子榮一九五四年一月的一份報告。報告稱：“鎮反”運動以來，盤國共捕了二百六十二萬餘人，其中“殺了七十一萬餘人，關了一百二十九萬餘人！先後管制了一百二十萬餘人。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三十八萬餘人”。以被處決人數七一．二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已經佔到當時全國五億人口的千分之四點二了。
又據一九九六年中共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從一九四九年初到一九五二年二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一五七?六一萬多人，其中八七?三六萬餘人被判死刑。“計劃”殺千百之一，最後竟殺了“占當時全國五億人口的千分之四點二一的人，超額四倍完成計劃”！如此邪惡只能令人無語。
我還清楚地記得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早晨，春天的成都常起大霧。我與鄰家一個小女孩一起背著書包上學堂。從西門外的撫琴台跨上西安路，這是進入市區的必經之路。由於起霧，能見度很低，所以我們只管大步走，未細看前方。突然，一個端著步槍的大兵出現在我們面前，明晃晃的刺刀直端端地指著我們兩人，凶神惡煞般對我們吼道：“站住，不許動！”
那個鄰家的小女孩，當時就嚇哭了。我畢竟是個男孩，又比她大幾歲，所以沒有哭，我說：“我們去讀書上學……”那個兵不等我說完，便又吼道：“回去！你找死呀？”這個“死”字真把我嚇了一跳，連忙拉著我那個已嚇得呆若木雞的小鄰居，一溜煙地向我家跑去。
這就是我親見的成都著名的“三?二七”大逮捕早晨的一幕。此行動於三月二十六日午夜開始全市戒嚴，直至次日上午十點才解嚴。據當時的《川西日報》稱，共抓捕了所謂反革命份子一千六百八十七人。從當時成都各監獄、看守所處處人滿為患來看，肯定不止此數。而且據知情人後來透露，既無逮捕證、拘留證，也不說明捕人的理由，五花大綁捆起來就帶走。弄出去就像裝貨物一樣甩進有蓬的大卡車就拉走。其野蠻竟一至於此！
說艾森豪威爾厲害判死刑
一個月後，即在“五一”勞動節前，成都祠堂街人民公園，搞了一個所謂“公審公判大會”。在毛澤東暴政年代，每逢過年或大的節日前都要開這種會，叫作“威懾敵人，教育群眾”，也就是要殺雞做猴。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位。一是第一個被拉出來“公審”的名字叫張君勵，與中國民社黨負責人張君勵只一字之差。這是一位文質彬彬的書生模樣的人，張先生被指控的“罪名”是文化“特務”。此君的所謂“罪”，就是說他在報上發咸反動文章，罵了中共。而指控他的人，拿著一張紙照著讀都讀不斷句，錯別字連天，叫人聽了莫名其妙。
比如說，“在成都臨近解放前，還在報上大肆吹‘棒（捧）’成都的防線‘固若金楊’（湯）。”當審判人問他：－這些罪是不是事實？”張昂首挺胸地答道：“文章是我寫的，但那不是罪，兩黨相爭各有立場，何罪之有？要是我們國軍打勝了，這還是大功。”一個兵走過去就給他一腳，他大叫：“打倒法西斯！”最後他被判死刑。他上刑車時，他欲喊，卻被繩勒住頸喊不出來。
這位張君邁先生，年約三十歲，相貌英俊儒雅，書生氣十足，但至死意氣昂揚，面不改色。張先生就為幾篇文章便被殺害了，真是：“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另一個叫許紹謙，“罪名”是一不法地主造謠煽動一。此人已六十六歲了，老態龍鍾，一口一個“請求政府寬大”。他究竟幹了什麼呢？從褐露出來的看，最嚴重的一條，恐怕就是他所在的那個居民委員會的一個“積極分子”指稱的：有一天兩人在一起看報時，許紹謙對這個“積極分子”說，美國的艾森豪威爾出任北大西洋公約聯盟的總司令了，此人厲害啊，可能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為這點事，竟然又是死刑立即執行。
慘不忍睹的殺戮現場
此後成都的“鎮反”運動便進入了瘋狂的大屠殺中，載著死囚的所謂“極刑專車”一天幾批地從成都市內開向北門外昭覺寺附近一個亂墳崗和老西門外的嫵琴台。“極刑專車”一出動，凄厲的警笛聲如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我當時就讀的成都市七中就隔寧夏街關押死囚的市大監不遠，有時我們正在上課，刑車警笛聲呼嘯而來，老師只好停下不講。當時成都一天殺二三十人算是“吉日良辰”，多則五六十人，最多一次一天殺了將近一百五十人。大街小巷貼滿了殺人的布告，幾乎到了無空處可貼之狀。許多殺人布告頭一天才貼上去，次日便又被新布告覆蓋了。每張布告上面儘是紅叉叉，一個紅叉就是一條人命！正如張獻忠“七殺碑”上寫的“殺，殺，殺·殺，殺，殺，殺”！
殺人方式血腥殘忍
而我的家就在殺人的撫琴台附近。原來這裹小橋流水，田園景色，寧靜宜人，我父親才選在這一地居住。這下好了，成了殺人的刑場了。
當時一到天黑，附近居民連門都不敢出。一天有個年齡比我大的鄰居男孩張志強，玩耍中約我去看北門外昭覺寺殺人刑場的景況。我對此本無興趣，但他便笑我是“膽小鬼”，旁邊又有幾個女孩也跟著起鬨笑我膽小，叫我不好意思不去。結果到了昭覺寺附近殺人的刑場一看，真嚇死人！
原來，那時殺人方法特別血腥殘忍，行刑的劊子手按指示一律把槍刻意對準死囚的後腦袋射擊，並為此還專門取了個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說在當局看來，殺一個人，就像打破－個罐子一樣簡單和隨便。真是草菅人命的絕妙自供狀。因此我們看見橫七豎八地倒在行刑地上的那些死囚，“好”一點的還有一半或一小半腦袋，更多的只有身和頸子像個木樁，屍體都還是五花大綁地捆著，血與腦漿遍地都是。
我見此情景，頓時就想嗯心嘔吐，回頭就跑。張志強也大概受不了，也跟著我跑了，但那些恐怖的陰影，一生一世也留在了我的心裹，無法驅除，揮之不去……
號召人人互相檢舉監視
中共在大陸掌權後，搞了無數次政治運動。這個“鎮反運動”也是其中的一次。但每次運動，當局的“不二法門”就是所謂弘發動群眾”，實則就是煽動和利用一幫愚民來當打手，來作惡。“鎮反運動”開始後，中共更是公開號召人人互相監督、監視，進行檢舉告密，甚至在報刊上公開表場兒子檢舉父親、妻子檢舉丈夫，兄弟檢舉哥哥的所謂“好人好事”，以告密、當“棧人”為光榮。
我的一位鄰居叫向代康（字傳賢），是我父親的（用現在的話來說叫）老戰友，在四川軍閥“三軍聯合辦事處”管轄成都的年代，曾擔任過成都市城防司令。當時向代康與我父親和熊克武、劉伯承都曾同事相識，那時蔣介石未入川，甚至可以說四川還不歸蔣介石管。而且他們都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就退出了軍界，我父親經商，向伯伯就在撫琴台附近辦了個撫琴農牧場，飼養良種奶牛。
可是鎮反運動一來，我父親和向伯伯都成了“國民黨反動軍官”，要他們交代“殺害了多少地下共產黨員”。
後來向伯伯急中生智，想起劉伯承當年與他同事―此時劉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任，主管當時西南軍政，他便給劉伯承寄去一封挂號信。他後來私下對我父親說是“死馬當成活馬醫”去試一下。萬沒想到劉伯承還記得他和我父親這兩位舊同事，很快就回了信。
信上表面看是一派“官腔”，大意是：我黨的政策一貫是既往不咎，你們要理解和支持當前的鎮反運動，過去的事說清楚就行了。今後歡迎你們參加到革命隊伍里來―就是最後這句話－值錢”了。
靠劉伯承的信“過關”
向伯伯把這信拿出來叫那些人看，開始那些文盲積極分子還懷疑這是假的，我父親說：“你們看清楚這公函信封、信箋是哪個單位的。”後來公安局來人一看，馬上滿瞼堆笑說：“二位同志，對不起，誤會，誤會。”接著把手向那些積極分子一揮，示意叫他們滾蛋。那些積極分子剛才又凶又惡要吃人似的，現在卻一個個像狗被主人踢了一腳似的，又喪氣，又“委曲”地“滾”出去了。從此以後，就再沒來找過麻煩，否則我父親和向伯伯不殺也得判刑。這就是中國官場的奴性。但能有這種意外幸運的！恐怕也和今天中一彩票頭獎”的概率差不多。我父親和向伯伯對政治早已厭倦，所以只要過了這個“關”，就再也沒去找劉伯承，更不打算去參加“革命”。幸虧兩位老人都離世得早，否則如活到文革，那還有活命嗎？當然，更多的人等不到文革就完了。
也是一位離我家不遠的鄰居，叫秦儀甫，是四川大學助教。說他參加過國民黨的什麼特務組織，莫名其妙地就被槍斃了。還有個叫文子政的，是個營長，人家在徐蚌會戰中接受“起義投誠”，資遣回四川。鎮反運動一來，先是派出所通知他去“參加學習”，他還高高興興地來向我父親告別，誰知“黃鶴一去不復返”，後來聽他妻子說是關在成都寧夏街看守所（俗稱市大監）裹，一直生死不明。當然，再往參我都當“反革命”去了，就更不知其“後事如何”，肯定是凶多吉少。
“調統”特務遇上共黨女特工
胡老闆，因年深日久，已忘其大名，當時才三十多歲，風華正茂，一表人才；用今天的話來說絕對是個“帥哥”。他就在我當時就讀的成都市七中不遠的西順城街開了一家茶館，家中比較富有，我都認識他。此人有“登徒子”之癖好，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喜歡泡妞。於是就經人介紹在國民黨的“調查統計局”（簡稱斗調統一）去掛了個名，以表現自己有錢又是官，好讓女人喜歡。共產黨一來，“調統”被定為特務組織，他趕忙去自首。由於他確實無任何活動。當時要抓的人太多，所以就暫時沒有動他。時間稍長，他以為當真沒有事了，老“毛病”又來了。
一天在大街上看見一女郎，穿著時髦，雖非花容月貌，卻也楚楚動人，頗有幾分姿色，他便主動去向人家獻殷勤。誰知那女子十分大方，眉目含情，秋波頻送。胡老闆神魂顛倒，以為是難得的“艷遇”，身不由己地與那女子來到一深宅大院門前。女郎示意請他進去，他更是喜出望外。來到一屋內，他正探身向前欲與女郎來個“零距離”的親密接觸。說時遲，那時快，幾個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漢，似從天而降擁而一上，兩手“格鬥擒拿功”就將他放倒在地，立馬捆了起來。他開始還以為是中了“仙人跳舞”（即利用女色勾引勒索財物）計，連忙說“饒了我，我願出錢”。誰知人家並不想要他的錢，只要他的命！
原來那女郎是化了妝的共黨便衣公安女特工。專門在街上到處私查暗訪，這所屋子是“鎮反”鬥爭中特工設的秘密據點。美女特工的任務就是成天外出“艷服私訪”以發現可疑之人。這天胡老闆運氣特好，偏偏就碰上了這條“美女蛇”。一查他胡老闆是“調統特務”身份，那美女特工當然不提胡老闆對她心存“非分之想”一事，那豈不太損“我黨公安人員”的光輝形象了，那多沒面子，於是一口咬定他“妄圖殺害我解放軍女戰士”。最後的結果就去了昭覺寺刑場。這種“反革命”當然比較“另類”，但也可見這場“鎮反運動”殺人之隨意與輕率。
來源：《前哨月刊》2018年5月